深情厚谊：毛泽东与新疆人民心连心

 深情厚谊：毛泽东与新疆人民心连心

刘向晖

毛泽东关心人民，爱护人民，与新疆各族人民心连心：一，民主革命时期派出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二，力促新疆和平解放，使新疆人民少受战乱之苦；三，发展经济，为各族人民多做好事；四，关心人民生活，注重新疆的长治久安。

一、派出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

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初期，就已经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新疆。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讨论了新疆问题。（《中共新疆地方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页。）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再次提到了新疆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那时尚不具备直接派人到新疆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只能由世界共产党的总部——共产国际从苏联派人到新疆进行活动。（《中共新疆地方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页。）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着新疆。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到了新疆主要少数民族维吾尔族，指出:“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历来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与掠夺。”（《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新疆和新疆少数民族政治社会地位的关心。

1936年，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军委组建西路军，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征战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接受苏联援助。1937年初，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浴血苦战后失败，中央军委电报指示西路军左支队：“团结一致，保存力量。你们可以向新疆去，已电彼设法援接。”（《中共新疆地方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页。）4月初，陈云为我党驻新疆代表，由苏联进入新疆，建立我党和新疆地方当局的统一战线，并迎接400多名西路军左支队官兵进入新疆，学习休整。

全国抗战爆发后，新疆在全国抗战中大后方的战略地位得到凸显，加上当时新疆事实上已成为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沟通的重要通道，毛泽东更加关注新疆。为巩固和加强我党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应盛世才之邀，中央决定派干部到新疆工作。毛泽东对这项工作不仅非常支持，而且做了很多具体指示，有些措施，就是由他提出的。1938年2月，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要大量发展党员。新党员要送一批到新疆去。”（《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尽管延安本身干部也非常缺乏，但是先后被派到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多达1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毛泽东对在新疆工作的同志十分关心，当他接到当时担任新疆财政、教育两厅领导职务的毛泽民、徐孟秋写给他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后，对他们信中提出的治理新疆财政和发展新疆教育的意见十分重视，当即批示办理。毛泽东对毛泽民的关于财政意见批示是：“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要紧，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助于我们。”对徐孟秋关于教育的来信批示是：“陈云同志，这些事情你细心为他办一办，并逐件函复他，我看原则上可以同意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中央组织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派出一批学有所长的干部到新疆从事财政和教育工作。这些奉派来到新疆负有专业使命的同志整顿财税，改革金融；投入热情和精力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作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全部软禁并先后投入监狱。并于1943年9月，将党的优秀儿子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秘密杀害。

二、力促和平解放新疆，让新疆人民少受战乱之苦

1949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如何尽快把水深火热之中的新疆人民从国民党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同时又尽量避免战争，让人民少受战乱之苦，是党中央、毛主席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宗旨。1949年初，与苏联代表伊米高扬在西伯坡秘密会谈时，毛泽东就特意把新疆问题提了出来，希望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并协助我党使新疆人民尽快获得解放。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特意要一野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继续发扬英勇奋战，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准备带部队进军新疆，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转引自《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3~234页。）

1949年下半年，在解放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诸地区后，毛泽东命令第一野战军二、六两军积极做好准备，屯兵酒泉，直扣新疆大门。与此同时，积极联系三区方面，牵制国民党新疆驻军力量，并全方位动员力量，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新疆驻军内部分化，直至起义。

1949年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部抵达迪化（现乌鲁木齐市），受到各族各界群众夹道欢迎。

1949年8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又派邓力群携电台取道苏联到新疆伊犁，与三区领导人取得联系，以推动新疆和平解放，受到三区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他们表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处在偏僻地区的新疆各族人民，并派人来联系，感到兴奋，他们将提供一切所需材料，帮助邓力群完成任务。从此，三区革命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继续发展，密切配合和平解放新疆的行动。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名义给新疆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人写信，邀请他们派出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事。在信中毛泽东对新疆三区革命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指出：“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三区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评价感到非常满意，随后复电毛泽东，表示愉快地接受邀请。但不幸的是，阿合买提江等5人在飞赴北京途经贝加尔湖时因飞机失事，全部遇难。毛泽东得到消息，非常震惊，立即给新疆发来唁电，“表示深切的哀悼”，高度评价了阿合买提江等5人为新疆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同意新疆方面改派赛福鼎等3人参会。三区革命汇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民主革命，加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力量，对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是一个有力地促进。

1949年12月17日，新疆党政军领导和各族各界代表在阅兵台上检阅部队。当日，新疆省人民政府与新疆军区正式成立。

对于国民党在新疆的驻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是未雨绸缪。早在1949年4月，周恩来就根据毛泽东的部署，要求参与和平谈判的国民党方面代表屈武：如果和谈破裂，就赶紧回新疆，“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3~394页。）后来毛泽东针对新疆的具体情况作了以下安排：一是亲自约见张治中，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从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以及新疆驻军孤立无援的大势，希望他致电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晓以大义，要求他们起义。二是电令彭德怀抓紧时间向新疆进军。在毛泽东敦促下，9月20日，一、二两兵团在张掖会师，并继续向酒泉推进，兵锋直指新疆。三是根据国民党驻军与三区方面的隔阂，中央没有批准三区方面提出的派民族军接防国民党驻军的建议，并令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换防时再行调动集中编整，以免秩序混乱。随后又指示邓力群尽快由伊犁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与陶峙岳、包尔汉会谈，传达中央要求。在毛泽东的部署运筹下，多方面力量形成合力，使陶峙岳、包尔汉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充分认识到，无论于国于民，于人于己，只有起义才能降低各方牺牲，才是上上之选。在这期间，苏联方面曾提出建议，要求扣留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顽固军人和其他一些反动分子。毛泽东为减轻起义者的阻力，因势利导，主张放那些反动分子逃走，走得越多越好。体现了毛泽东从人民利益出发，着眼大局的远大目光。9月25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宣布起义，毛泽东的愿望终成现实，新疆获得和平解放。

三、发展经济，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做好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特别关注。在1950年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新疆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是继续改造起义部队；大力发展农业、工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办好中苏通商、合作事业；改进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工作；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中共新疆地方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67页。）

1955年10月1日，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1950年初，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谈判期间，毛泽东非常关心新疆问题，他知道历史上新疆与苏联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特别指示新疆派人参加谈判。1950年1月31日，赛福鼎、邓力群等人从新疆来到莫斯科参加了有关新疆农牧业生产、矿业开采、贸易、文化教育等内容的谈判及相关协议的签订。中苏两国这些协议的签订，对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后，加上起义部队和民族军，部队总人数达到20万人，年需军粮10万吨。驻疆人民解放军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和“你们到新疆去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要求，决心通过开展大生产解决口粮问题。驻疆解放军将士在王震率领下，从1950年春开始，10余万人走出军营，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年7、8月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就吃上了自己种植的粮食蔬菜和肉食，达到了粮食物资的半自给，第二年就做到了粮食、油料、蔬菜、肉食的基本自给。极大地减轻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也为国家节省了大笔军费。

与此同时，部队兴修的水利设施也给当地农民带来了灌溉便利。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对此，毛泽东予以了高度赞扬，他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页。）

上世纪50年代，新疆七一纺织厂的女工正在生产。曾经生产不了一根铁钉的新疆，在解放后陆续建成八一钢铁厂、十月拖拉机厂、七一纺织厂等，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基础。

在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部队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建设，他们节衣缩食，省出资金，先后建成了八一钢铁厂、苇湖梁发电厂、十月汽车修配厂、新疆七一棉纺厂、新疆水泥厂等一大批工矿企业，还集中力量架桥修路，整修或重修主干公路，恢复交通运输，保障各地物资交流。随着一大批工矿企业及建筑、运输业的建立，不仅改变了新疆经济落后的面目，也为新疆培养了第一代各族产业工人，结束了新疆没有现代工业的历史，初步奠定了新疆现代化工业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职工金茂芳。她是第三套人民币中1元纸币正面人物“女拖拉机手”原型之一。

四、关心人民生活，注重新疆的长治久安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非常关注新疆，为新疆人民取得的点滴成就而欢欣，为人民遭遇的困难而忧心，喜人民之所喜，忧人民之所忧。新疆土地改革完成后，第一次有了自己土地的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维吾尔农民用一首诗向毛泽东表示自己的喜悦和感激之情，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在百忙中抽空写了回信，对帕哈太克里全体农民表示了感谢，并提出热切希望。和田翻身农民库尔班吐鲁木在分得土地之后，勤奋劳作，连年获得丰收，喜悦之情不能自抑，连续给毛泽东写信诉说感激之情，并决心骑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委托工作人员给他写了回信，鼓励他努力生产，改善生活。1958年6月库尔班作为和田农业展览会代表团成员来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专门向他握手问好，合影留念。这个真实故事被反复讲述，传为佳话。这两则故事，时间不同，地点不一，但都表现出毛泽东对新疆人民的关心爱护，毛泽东与新疆各族人民心连心。

1962年12月28日，兰新铁路铺轨到乌鲁木齐，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这是上世纪60年代进京列车上，列车员为旅客表演节目。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村合作化热潮中，新疆各族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集体化的道路。1955年10月6日，南疆的《天南日报》刊载了一篇《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的报道介绍了疏附县色满村计划在1955年冬到1956年春建立30个农业社的情况。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特为此文写了“编者按”：“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的干部，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少数民族中不能实现合作化，这是不对的。……这就驳斥了那些对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5页。）毛泽东在这里热情赞扬维吾尔族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并对轻视少数民族群众这种积极性的观点持批评的态度，显示了毛泽东对新疆人民的高度信任，对新疆人民通过走合作化道路发展生产，改善经济水平的愿望充满信心。实质上是反映了毛泽东通过改革生产关系的方式提高生产力，以尽快改变过去贫穷落后面貌，改善和提高各族人民生活的一种强烈愿望。

1965年建成的乌鲁木齐南门体育馆，见证了新疆体育事业的一段辉煌历程。

1962年新疆伊犁塔城发生边民外逃事件。对此，毛泽东在指示新疆区党委正确处理事件、做好善后工作的同时，对新疆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研究。1963年9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召集周恩来、朱德等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专门讨论新疆工作问题时提出：“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新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时期好，而且要比相邻的苏联好。毛泽东还特别嘱咐周恩来总理说，国务院要把新疆各族人民喜欢的布、茶、糖以及其他日用品，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228页。）还说：“要帮助解决到新疆去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婚姻和其他困难问题。”（《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229页。）这次会议之后，自治区党委专门开会讨论贯彻执行，形成了《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指示，加强做好经济工作的报告》等决议，在全疆工作实践中加以贯彻落实。

1964年，航拍的乌鲁木齐市光明路一带。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旧关心着地处“反修前哨”的新疆人民，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措施，以保障新疆大局的可控。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全国夺权之风愈演愈烈，毛泽东本着稳定边疆的宗旨，于2月17日亲自批示下发《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指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许干预和串联；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化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备战”。（《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11~12页。）在“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年代，毛泽东多次接见新疆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询问新疆情况，特别是对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具有影响的赛福鼎等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反复叮嘱有关部门要多加保护，1966年9月，中央还专门给自治区党委发电，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对赛福鼎、艾则孜同志采取保护方针。”并说：“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7页。）上述规定和电报，对当时新疆政治社会的稳定和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发挥了很大作用，也使许多少数民族干部免遭更大冲击。体现了毛泽东稳定边疆，爱护边疆人民的深意。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提议把“有威望、善于团结同志”的杨勇调来新疆担任军区司令员和区党委第二书记，“党政军一把抓”，（《当代新疆风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29页。）表现出即使在那个特殊年代，毛泽东也清楚地知道新疆地域和社会特点，对新疆各族人民给予了特别的关心。

1966年8月，克拉玛依市贸易公司红旗流动商店。那时，克拉玛依商贸业喊出“石油生产到哪，商业服务到哪”的口号，对边远生产点进行定期定点服务。

1966年，上海支边青年抵达新疆，参加边疆建设。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批又一批建设者来到新疆，挥洒汗水，奉献人生。

1979年，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段贯通，这是我区境内首条铁路。

综上所述，毛泽东一生虽然从没到过新疆，但他对新疆关注是一贯的，对新疆各族人民的感情是真挚的、深厚的，他的心里时时刻刻装着人民，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体现了人民领袖毛泽东和新疆各族人民情相通、心相连的浓厚深情。虽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新疆人民的深情厚谊，他对推动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所做出的一系列指示，将永远给我们以鼓舞，鞭策我们为把新疆建设的更团结、更和谐、更繁荣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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