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为什么说西路军失败原因是“国焘路线”

作者：双石来源：原创 2019-10-30 8630

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31日《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的失败作出了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80多年来，这个结论经过质疑与反质疑、批判与反批判的冶炼、锻打，愈加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一、渡河西进的确是出自张国焘的意图和策划，而且不止一次

有人曾以“西路军从渡河、成军、命名到进退行止，都经中央军委指示或批准。150天苦战中，张国焘只有两封电报，告诫陈昌浩、徐向前严遵中央指示，不得心存异议，不许重犯过去错误。西路军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毫无关系。”

这个置疑是很难成立的！理由如下：

其一，“路线”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纲领性的问题，其作用体现为对有关当事人在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所产生的影响力，而不能仅仅是看主导这个“路线”者是否在有关部署文电上署名！比如，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博古、李德都没有在军事部署电报上署过名——署名者多为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更遑论远在莫斯科的王明，难不成这些失败不应该由这些人主导的“路线”负责？反而是该由根据博古、李德等“三人团”决策和指令作出的有关部署文电上单独署名的朱总司令负责了？

其二，这个时期以“朱张”联署的有关部署文电，至少有一部分是有“被署名”或“代署名”之嫌的，而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难以掩盖的“前科”的！其三，且不说张国焘在破坏宁夏战役海打战役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进问题上的直接责任，就说他向偏僻地域退却以逃避民族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不相信阶级力量有变动和重组的可能、不相信统一战线有成功的可能等等“机会主义思想和路线”，不是继续对西路军的抉择和行动发生着重要影响么？从1935年夏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北进期间，他企图从齐哈玛渡河西进，到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进期间他制造“甘南风波”，企图从临夏、循化渡河西进，他可是不止一次要把他的意图付诸实施啊！

关于这一点，他在海外撰写的回忆文字中，也是毫不讳言的：

……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

……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2]

在张的蛊惑之下，在没有完全领会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不少领导人是有意或无意受到了这种思想影响的。比如渡河时欲渡而不欲战，不愿执行党中央先南后北打击南敌的计划；渡河急欲西进而不是北进等。对此，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本人也并没有讳言，他在晚年谈到党中央还没有明令终止宁夏战役计划的情况下自己的选择时称：

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3]

渡河后的一系列的西进行动，都是西路军首长根据这个意图而实施的。党中央反复询问东返是否可能时，西路军首长要么是不回答，要么是力陈西进之利。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要求西路军可否东返时，他们提出的是“有条件东返”，仍然坚持西进。

这都是有大量往来文电为证的。

所以，“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确应该是西路军覆灭的主要原因”：张国焘路线的主要实质是逃避斗争寻求偏安之局，凭手中“枪杆子”的多少与党中央闹“独立性”，而西路军从西渡黄河到最后失败的过程中，这种“路线”的影响始终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西渡之初，置中央三令五申的“先南后北”于不顾，只想渡河不愿打仗，甚至要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致使海打战役计划流产，给河东河西都造成了相当被动的局面；渡河之后，又孜孜于西进，执意独立自创局面，“企图在另一方敌人薄弱的地区，保存或展开他的实力”，还向中央索要独立行动的名义，却对中央“东返”之询不作只字答复；“西安事变”后，“对党的统一战线是没有胜利信心，对和平局面的争取和实现是悲观地”，不愿意参与他们认为“败北性大的剧烈战斗”，“算定东渡的牺牲必大于继续西进的牺牲”[4]，对中央“东返”之议预设难以企及之条件而仍然执意西进，待到发现西进困难时又将责任归咎于中央，而中央再度指示西路军东返并给予“行动方向自决”之权后，却又游疑徘徊乞求于外力相助，直至全军覆没之时仍然孜孜于斯……

这不都有“国焘路线”的影子么？

更何况，早在西路军渡河西进之初，“张主席”可是明明白白要他们“独立地不受一切牵制”开创甘北新局面来着，再联系到他们此后不管不顾执意西进，对中央的征询和指示屡屡作出选择性的取舍，能说是没有“国焘路线”的影响么？客观而言，如果真正克服了“国焘路线”的影响，虽然西进“打通国际”的行动仍然有可能难以成功，但也有可能会获得“知难而退”的机会，全军尽没的结局还是有可能避免，重要的基干力量也或有得以幸存的机会！蛊惑西路军领导层走上这条“独立不受一切牵制”之路，张国焘本人的直接责任，也在所难逃！

二、党中央决议中为什么不说“执行张国焘路线”？

笔者认为，党中央决议中“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是一种非常谨慎和节制的表述。

理由如下：

㈠西路军渡河乃至渡河后的行动，的确有党中央基于既成事实乃至西路军自请任务后的认可和批准，简单地说成是“执行张国焘路线”的确不妥。

㈡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尽最大可能缩小党内斗争的波及范围，保护在这个问题上有过错误的大多数同志。

既或如此，仍然有人拿着“西路军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来发难。

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4]”，这篇文章原本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开始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而关于西路军的这句话应该是在西路军失败清算“国焘路线”时增加进去的——因为1936年12月西路军还没有失败，而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就这个课题的演讲也有多次，直到1937年5月才最后定稿。

随着《历史的回顾》推翻了陈昌浩当年的反思与总结，毛泽东的这句话也作为“不实之辞”遭到了非议。但笔者认为，这句话是基于以下基本史实道出的，是不容质疑的：

基本史实一：张国焘欲借“打通国际”的任务让红四方面军西进河西走廊另创局面，以与中央分庭抗礼，这是张国焘流亡国外后也婉转承认了的事实！

基本史实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之时，违背中央“先南后北”意图，欲渡而不欲战，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甚至还要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破坏了中共中央“打击南敌”的计划，导致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与河东主力被敌人隔断，宁夏战役濒临流产，河东主力被迫东移，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则陷于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三：张国焘违背自己同意过的海打战役部署，擅调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撤离战场，致使海打战役流产，造成河东河西红军被动态势进一步加剧，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四：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并且中央尚未明令终止宁夏战役之时，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要他们以“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开展新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五：西路军西进后张国焘和西路军首长先是信心满满，而被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后却大为紧张，认为西路军“太孤立”，欲置他们自己几天前还打包票要建立的根据地于不顾，还是事实！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史实，我们有理由设问：不把“二马”放在眼里，却总想避开国民党中央军以寻求偏安之所，不要根据地，孤注一掷依赖“远方援助”，这算不算是“被敌人吓倒”的“退却主义”？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是不是在事实上使张国焘失去了继续推行“国焘路线”的最后机会？

有历史当事人称：“西安事变开始解决，内战风云仍甚嚣张，中央曾电西路军令停止待命，继令东进。徐陈认为东进不好，向中央请求继续西进，中央许可了。高台事变以后，迭向中央告急，中央复令东进，比回至西洞堡，又被阻于敌，最后中央指示或东或西均可——一切中央的指示，并没有限制西路军的机断专行，且事前都征求了徐陈的同意。”[6]

有人认为，这个“路线破产”的结论，使西路军广大将士受了伤害，蒙了冤受了屈。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反问一句，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不是也有“……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第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7]”的结论么？这是不是就让中央红军全体红色战士们都蒙了冤受了屈哩？这样的逻辑，说得通么？

三、红西路军的形象从来都是正面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的建国以来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中，红西路军从来都是“正面形象”：1957年以后，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出版发行。其中《星火燎原》第3辑为长征专辑，收入红军老战士有关长征的回忆文字72篇，其中6篇为西路军将士所撰，这6篇回忆文字分别为——

程世才（中将）：《血战河西走廊》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周纯麟（少将）：《最后几匹战马》

李天焕（中将）：《走出祁连山》

戴克林（大校，后晋为少将）：《回到党的怀抱》

程世才（中将）：《历史的结论》

同时期的《红旗飘飘》第3辑（1957年7月出版）共收入关于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回忆文字42篇，其中3篇为西路军将士所撰——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李天焕（中将）：《陷入绝境以后》

肖永银（少将）：《从祁连山到陇东》

1959年1月，《红旗飘飘》第10辑出版，原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中将的回忆文章《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被刊用，该文编者按这样写道：

在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是忠实干革命事业的，他们历尽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同残暴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苦战，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正当西路军濒临绝境之际，他们收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电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耐心教育下，迅速地回到了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并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光荣的作用。”

李天焕同志的“气壮山河”，写的就是1936到1937年间，西路军远征新疆那些激励人心的英雄故事。[8]

其实，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军失败仅仅14天后就有言在先：

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9]

1942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专门发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既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经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该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是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

（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㈦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中共中央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在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的1949年12月4日，毛泽东还在中央军委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上批示道：

荣臻同志并告李涛：

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11]

新中国成后，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原西路军将士有63人，他们是：

元帅：徐向前；

大将：王树声；

上将：朱良才、李聚奎、郭天民；

中将：方强、毕占云、杜义德、李天焕、吴先恩、欧阳毅、郑维山、饶子健、徐立清、秦基伟、晏福生、陶勇、程世才、温玉成、彭嘉庆；

少将：王世仁、王定烈、方震、方子翼、吕仁礼、吕黎平、朱火华、任思忠、刘鹤孔、李家益、吴彪、何柱成、余品轩、汪乃贵、宋承志、张力雄、张行忠、陈明义、陈宜贵、林乃清、周纯麟、周学义、赵正洪、赵承丰、姚运良、贺健、袁彬、徐斌、徐国夫、徐明德、黄鹄显、萧永银、喻新华、程业棠、傅绍甫、谢良、潘峰、蔡长元、黎锡福、戴克林、魏传统、况玉纯、幸元林等。

离开军界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有：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领420多人到达新疆，建国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离开部队后曾回老家，建国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达新疆，建国后任中宣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到达新疆，建国后任商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黄火青（到达新疆，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被营救出来，建国后任纺织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绕道返回延安，建国后任农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总部通讯局局长宋侃夫（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书记）

对此，李先念在《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也予以了肯定：“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12]。

1958年7月11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德到西宁视察，在听取了当地领导同志关于西路军失散人员情况的汇报后，曾作出指示：

对（西路军）这些失散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予以解决。

（这些同志的失散和被俘）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很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级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不少。

对牺牲的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你们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把牺牲同志的情况搞清楚，师军级指挥员，每人要写出个简历材料，如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牺牲地点、时间、表现；把失散后活下来的同志调查登记起来，如果没有重大叛党的行为，都应该承认他们是红军，生活上要给予照顾，安排适当工作。

（对马步芳杀害红军的）万人坑要好好清理一下。还应将马步芳如何杀害红军的罪恶记下来，纪念革命烈士，教育子孙后代。[13]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失散人员身份履历的核实和生活安排安置，是全国范围内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并不只是“西路军”存在，就是包括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内的各路红军中也都存在。这类问题处理和落实，政策性很强，调查、核实和落实的工作量和难度也相当大。在国家财力并不富裕的时代，这些工作都是很难做到尽如人意的。

《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是笔者上小学时的启蒙读物——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笔者开始知道了“西路军”，知道当年这样一批革命前辈艰苦卓绝的转战历程。而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天焕将军在《走出祁连山》中那个经历失败后的悲怆之句：“谁能相信这是红军的队伍？谁能相信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主要成员就是当年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三十军呢？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14]”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笔者就把他们镌刻在了自己心灵中的英雄星座上了！

20多年后，当西路军“蒙冤”、“平反”之说沸沸扬扬之时，笔者根本就反应不过来：“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注释：

[1]《铁血西路军——从〈惊沙〉说到西路军的悲壮历史》中陈铁键语，《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第20版。

[2]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505～第510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节录）（1982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4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