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澳门“关闸事件”：中葡双方炮战近一周

葡方士兵向中方开枪。于是发生冲突，双方枪战。晚上8时，澳门方面向中方拱北一带开了几十炮，炮轰拱北居民。中国军队开炮还击。葡国士兵开枪把附近的路灯射熄。关闸附近街道的人争相逃避。中葡双方都进入戒备状态，关系十分紧张。是为“关闸事件”。

澳门关闸（资料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庄严申明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鉴于香港、澳门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毛主席、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在香港、澳门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广东大陆解放后，为了支持解放海南岛和广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指示柯麟、柯正平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南光有限公司，设法筹集解放军急需物资，通过澳门进入广州。南光公司公开注册时间较晚，为1950年5月，后来澳葡当局承认为中国在澳门的代表机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由南光公司负责并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知名人士协助，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长期以来，中共在澳门一直有党组织和党员在秘密活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澳门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但在抗美援朝后，中共在澳门的有组织活动逐步半公开化。在澳门，设有中共澳门分党委，直属港澳工委领导，而港澳工委的上级则是叶剑英为第一书记的华南分局。澳门分党委的对外活动由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出面。葡萄牙澳门当局承认柯正平是中国政府在澳门的代表。

广东解放初期，中国和葡萄牙澳门当局一直相安无事。但没有料到，1952年7月却因澳门关闸事件，引起中葡关系一度相当紧张。由于叶剑英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因此得到妥善解决。

事情经过是这样：

50年代初期，葡萄牙在澳门驻军约为1500多人，以雇佣的黑人兵为主。当时在澳门关闸，中葡双方在前沿都有士兵把守。

1952年7月25日下午6时10分，澳门政府派在最前哨的一名黑人士兵从关闸口移至与中方哨兵相距约一公尺左右处站岗，并将横置在双方哨位间的“木马”向前推移。中国边防军哨兵赵学登按中央军委“既不主动惹事，也不示弱，有理有利有节”的指示原则，打手势令葡兵将“木马”往后移。但葡兵不服警告，召来九名葡兵气势汹汹将木马再推向中方警戒线内，该葡兵又越过警戒线一公尺。赵学登再次打手势向他提出警告，该葡兵置若罔闻。中方哨兵当即严厉制止，三名葡兵竟用枪刺伤中方哨兵左臂及右中指，关闸葡兵还回营房托出机关枪。中方战士也不客气，掷了一枚手榴弹，警告葡方不要乱动。葡方士兵向中方开枪。于是发生冲突，双方枪战。晚上8时，澳门方面向中方拱北一带开了几十炮，炮轰拱北居民。中国军队开炮还击。葡国士兵开枪把附近的路灯射熄。关闸附近街道的人争相逃避。中葡双方都进入戒备状态，关系十分紧张。是为“关闸事件”。

“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

事发后，中方向澳葡政府发出通知，称葡方不但闯入中方地界，还首先开火，葡方要负全部责任。当时，中葡双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中方驻澳门代表、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刚好去了广州。澳葡政府束手无策，澳督委托经济局局长罗保全权处理此事。罗保通过崔乐其请澳门中华商会代表何贤、马万祺等出面调处。

马万祺感到此事关系澳门稳定，当即表示要先同广州联系。于是他拨电话到广州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代部长饶彰风，告诉葡方提出谈判要求。饶彰风即向叶剑英请示。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期间，国际形势相当复杂，对于澳葡当局的挑衅，叶剑英指示前山边防局第五分局立即以严肃的态度向葡方提出交涉。同时，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汇报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在得到毛主席“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的指示后，叶剑英作出决定：“毛主席说，在处理与这些国家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而且，澳门的居民不就是我们的同胞么！”

“我看，这件事只是个别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叶剑英委托饶彰风转告马万祺同意谈判，请他和何贤先生第二天早上8点出关闸，和中方代表谈判。

马万祺得到答复，就约了被澳门居民誉为华人“澳督”的何贤一同去绿村别墅见罗保。罗保向他们说明，澳督希望商量解决关闸的边境冲突，而目前柯正平先生去了广州，所以才请他们帮忙，请他们同中国方面联系，看这次事件能否有办法解决。罗保希望澳门太平无事。

马万祺请罗保严肃认真地查明关闸冲突的起因和过程，并表明自己已打电话给广东，广东已同意明天8点钟他同何贤出关闸去商量办法。他要求罗保必须通知葡国兵千万不得随便开火，等待谈判解决问题。同时提出，我们需要将事件起因了解清楚，才可以谈解决办法。

罗保立刻派人去调查起因，并立即向澳督报告，请他通知关闸负责人。还确定明早派崔乐其陪同何贤与马万祺去关闸。

次日早上，何贤、马万祺以澳门各界代表和中华总商会代表的资格，由崔乐其陪同出关，但见路人绝迹，军队戒严，双方处于军事戒备状态，战事一触即发。

他们在两位解放军军官陪同下，乘吉普车驶至中山县前山（今属珠海市）白石村的解放军指挥部，边防部队负责人向他们讲述昨天事发经过，说明解放军极度克制，直至澳门葡兵向中国方面开枪射击，解放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开枪还击。

中方代表指出，昨日的冲突是葡兵挑衅引致的。澳葡当局必须向中国政府承认错误，作出道歉。何贤、马万祺将中方意见带给罗保，转告澳督。

正当马万祺、何贤为调解关闸事件而忙碌奔走的时候，7月26日、29日、30日，一部分葡方士兵又向中方开枪、开炮。面对挑衅，中方边防官兵自然针锋相对，发射迫击炮给予还击。在双方的军事较量中，澳葡方面死亡2人，伤7人；中方边防官兵战死2人、伤30人，拱北附近农民李春锦和乘来往广州珠海间的商船“新明星”号的女旅客关干中弹身亡；同时还有拱北居民及商船“新明星”号船员和乘客9人受伤，民房数间被毁，部分农民的耕具家畜也受到损失。

中方代表严肃表示：中国政府不希望事态恶化

8月2日，中方宣布封锁关闸通道，致使依赖中山县提供蔬菜、水果、粮食供应的澳门，断绝了生活资料来源。澳门居民生活品紧张，恐惧不安，谣言满天飞。

澳葡当局受到市民怨声指责，感到事态如再恶化发展，势将动摇澳葡的统治根基。澳督又派罗保去请何贤、马万祺再度调解，请求中国政府宽恕。何、马二位从解除澳门市民生活困境出发，再度出关闸，向中国政府和解放军指挥官反映澳门市民因日前事件而造成的缺粮、缺乏食用品的苦衷，希望中国政府体恤民情，使关闸事件的风波得平息。同时，他们又转达了澳葡政府的意见，澳葡政府愿意和睦相处，只是葡兵语言不通，因误会而导致冲突，澳葡政府诚意希望中国政府谅解，宽容处理。

中方代表严肃表示：中国政府不希望事态恶化，只要澳葡当局有诚意，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向罗保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意见。罗保表示澳门政府有诚意谈判，愿意承认错误。请何贤、马万祺继续从中调解。

马万祺即时打电话给饶彰风反映澳门市民生活上的困难和忧虑，并且转达了澳葡政府的态度，愿意承认错误，请祖国体恤澳门民意。

此后，何贤、马万祺为澳门同胞的利益，为澳门的安定，冒酷暑烈日，连续18次前往设在白石的解放军指挥部洽谈。何贤、马万祺“不辞劳累，穿梭于关闸两方之间，有时竟一天三进三出”。

叶剑英一直关注澳门关闸事件的解决，8月10日，他专门在华南分局常委会上向常委说明澳门事件的经过及处理意见。叶剑英认为，澳门事件是由于葡方个别哨兵失误造成，决定予以宽大处理，只要求澳葡政府正式道歉和作象征性的赔偿。8月23日，澳门当局正式派经济局长罗保为代表，在何贤、马万祺陪同下，带着澳门当局的“道歉书”，通过关闸到中山与前山边防局第五分局谈判。中方以严肃态度向对方提出交涉，要求葡方对事件公开登报道歉；将关闸北方的哨位后移；赔偿中方在冲突事件中的损失。在何贤、马万祺的斡旋下，中葡双方前后经过15轮谈判，是日下午5时45分，罗保代表澳门葡政府签署致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五分局的道歉信。除了葡方没有登报道歉外，其余两项葡方全部照办：澳门葡政府在道歉书中保证今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对中国人民因此事件所遭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予以赔偿（向中方赔偿损失44393.3元人民币）；同时将葡兵哨位后撤至关闸圆拱下，今后任何葡方武装不出关闸门外；由关闸口至7月25日发生冲突事件葡方原日岗位之间不设防，并将木马撤销。

中国新华通讯社于1952年8月25日为此事件发表新闻报道，摘录如下：

7月25日到30日，因澳门葡兵越过我前山（广东中山县南部）边防部队警戒线所引起的冲突事件，澳门葡政府已在8月23日正式派代表向我前山边防局书面道歉，保证今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这一事件至此已告结束。……

8月25日，中方恢复了前山拱北与澳门的陆地交通，中葡双方的紧张关系解除。

1956年，毛泽东和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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