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建构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建构

洪富忠

——以大后方为中心的考察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指出，此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动员一切力量”不仅指国内的一切力量，也包括国际上有利于我们的各种力量和积极因素，因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这就需要加强对外宣传，以“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之一言一动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影响”，“都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因此，通过对外宣传树立中共良好的国际形象，就成为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必然要求。本文着重探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这一特殊区域，在战时中共国际形象的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具体作用。

01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国际形象的缺失与被误读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指出，“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这句话形象地道出了当时中共在国际上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形象的真实状况。

国际形象的形成有赖于国际上相当数量的社会公众对中共的了解和认知。实际上，中共在建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之下，只能处于秘密状态。虽然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共产国际也不可能对中共进行公开的宣传和报道，因为这样无异于暴露中共。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虽然中共有了一定的公开性，国内影响也逐渐扩大，但当时的国共合作是以党内合作的形式进行，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制约了中共国际形象的建构。

据 1919年至 1927年间苏联（苏俄）《真理报》上有关中国革命的 90余篇报道中，标题中有“中共”“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等字样的文章仅 3篇，内容涉及中共也更多是在 1927年 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出现，此前大量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多以国民党为中心，中共并非报道的主角和关注的焦点。苏联（苏俄）尚且如此，遑论英美等西方国家。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在国民党统治区则长期处于秘密状态，从事地下斗争。由于中共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大多处于几省交界的偏远农村或大山之中，在国民党的重重包围下，中共与外界联系尤其是与国外联系极为不便，只能通过电台周转或派人汇报等方式同苏联方面联系，在苏联有少量关于中共的报道。

如 1934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包括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 4篇文章的文集《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相关书籍和报道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27年至1937年间，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司令员朱德》《方志敏——中国人民的英雄》《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中国苏维埃的新胜利》等报道。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关于 1927年至 1932年间中国工农红军情况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也在苏联出版。但因苏联同英美处于意识形态对立状态，中共在这些报道和书籍中的形象，与被英美公众认知，还有相当的距离。

20世纪 30年代，中共在海外也有自己的报纸，以《先锋报》和《救国时报》为代表。这两份报纸的受众主要是当地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华人华侨，内容主要是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包括中国各党派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军侵华罪行，被誉为“西半球华侨爱国反帝的两面鲜明的舆论旗帜”。但当时华人华侨在所在国人口占比不高，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对华人华侨的影响很难转化为西方主流社会的认知。

国际社会对这一时期的中共知之甚少，国民党的封锁也使在华外国记者和官员不易得到关于中共的第一手材料，关于中共的消息大多来自国民党方面。由于当时两党的对立，中共被严重妖魔化，进而被国际社会严重误读。如美国学者佩弗、阿本德等人的著作中就多有对中共的不实和污蔑之词。美国学者休梅克指出，“国外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报道大都来自第二手材料，而且充满了敌意”，尽管当时也有部分外国人同中共有所接触并有著述，但相关书籍“就描写而论都是引人入胜的，但每当遇到诸如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这类问题时，又总是显得毫无启发作用”。

综上，由于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和对舆论的控制，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在英美等国家的社会公众中知晓度并不高，其形象在不少记述中被歪解和污化。就如斯诺所言，英美国家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制炸弹”。这些情况表明，加大宣传，建构真实的中共国际形象，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02

抗战时期中共在大后方建构国际形象的各方面努力

中共一直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对外宣传受到极大影响。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逐渐明确并深化了对扩大中共国际影响的重要性的认识。1936年 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布第四号命令指出，“为加强对外联络、宣传、外交等事宜”，“特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立外交部”。

至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主要通过接触在华外国记者等渠道，宣传中共政策主张，形塑中共国际形象。1936年 7月，斯诺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多次同他谈话，内容涉及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对内政策、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方针等问题。1936年 8月，为《长征记》征稿事，毛泽东等发出信函指出，出版《长征记》的目的，是“进行国际宣传”和“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扩大红军“国际影响”。

1937年 2月，周恩来会见史沫特莱，向她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颇得其同情”，随即电告延安，建议在红军中加强新政策的宣讲；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1937年 3月，毛泽东在会见史沫特莱时指出，“我们正在寻找友军，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也更加重视加强对外宣传，以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1937年 10月，英国记者贝特兰在采访毛泽东时就提出，“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这里的“很多人关心”显然主要指国外人士。毛泽东还要求搜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事迹并加以表扬，指出其对“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

1939年3月，周恩来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指出，“国际上也是极注意中国问题的”，尤其注意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非常注意游击战争的发展”；二是“非常注意中国共产党在游击区的政权”，想看一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游击区能不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中共“所实施的政策是否侵犯各国的利益”，“在游击区是否能真正破坏敌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实施”，“能不能壮大起来成为正规军与敌人进行更大的胜利的战斗”。

 1940年 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动向海外人士宣介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及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此后，中共中央创办了外文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1941年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海外工作委员会。1944年 4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专门发出通知指出，“望敌后各地区部队首长及宣传机关，注意指导并组织我军的对外宣传工作”。

之后，周恩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全体干部大会上以及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中多次强调，对外宣传工作要采取“宣传出去”和“争取过来”的方针。1944年 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多次会见他们。他认为，“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1944年 8月，中共中央又从国际统战的高度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外交工作注意事项等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国际统战政策的实施成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增加许多便利”。

中共中央对对外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构建中共国际形象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作用。由于战时特殊的政治格局，中共国际形象的建构工作在大后方主要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于 1939年 1月，周恩来为书记，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南方局在中共国际形象建构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提供丰富的“原料”。国际形象建构的前提是让国际社会了解该主体的作为，需提供全面而丰富的“原料”。南方局十分重视办好《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毕竟“报纸、刊物、书籍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抗战时期，这两大媒体充分发挥公开发行的优势，刊登了大量介绍中共政策主张及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业绩的消息，成为大后方外国人士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对于那些因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无法通过公开渠道发表的消息，南方局就油印成小册子发给外国记者、驻华使馆人员及各国友好人士。这其中就包括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专门的小册子。

此外，南方局同志在同外籍人士谈话时也提供了大量信息。比如，据美国记者白修德回忆，1941年 1月，他回到重庆的第一周内，“对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指皖南事变——引者注）一无所知”，2月 1日，他同周恩来“谈了几个钟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才“充分了解到事实真相”。

另一方面，开辟广阔的传播渠道。抗战时期，受限于客观条件，中共没有常设的驻外机构，如何将信息有效传达到国际社会，是中共国际形象建构工作面临的实际难题。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广泛接触海外人士，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努力巩固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这些海外人士主要包括如下几类：一是各国驻渝外交机构人员，重点是英美苏驻华使馆人员。抗战时期，周恩来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赫尔利等人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同卡尔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除使馆高层人员外，南方局还与不少中下层驻华官员保持联系，如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岂德、二秘戴维斯等。

二是大后方的外国记者特别是英美记者，如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贝尔登、爱泼斯坦等，他们是中共国际形象建构的重要中介。南方局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有联系，有的联系还十分紧密，还有大量中共党员相继在美国新闻机构中开展工作。

三是来华的外国政要和友人。凡是到重庆访问的外国政要和友人，南方局都会视情况想方设法与之接触和交流。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威尔基，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来重庆期间，周恩来、董必武、王炳南、陈家康等南方局同志寻求各种机会与之会谈，介绍中共政策主张及国共关系等情况，使他们得到了中共的第一手材料和最直接的印象。除这些外国政要外，战时还有大量外国友人来重庆访问、考察，如周恩来三次会见随国际援华医疗纵队来华的罗马尼亚医生杨固，会见美国作家海明威等。

四是来渝海外华侨。中国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有大量的华侨，抗战时期，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华侨来重庆时，周恩来等南方局同志或为其举行欢迎会，或介绍其赴延安考察，把中共的抗战业绩与精神风貌传播给海外华侨。有论者这样评价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对外工作，“既是中共逐渐从延安走向世界的平台，更是让世界认识中共的重要窗口”。

在南方局开辟的这些渠道中，大后方的外国记者，特别是英美记者，成为传播中共相关事迹和信息的重要中介。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由国民党封锁带来的中共一手信息的缺乏，激起了外国记者强烈的好奇心；其二，抗战时期，大量外国记者来到大后方，其传播到国外的信息量相应增加；其三，外国记者的语言优势及对外国读者心理的把握，有助于中共相关事迹和信息在国外的传播；其四，在华外国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有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的优势，能够突破国民党对新闻记者的一些限制。因此，大后方外国记者在抗战时期中共国际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才能发挥重要中介作用。

03

中共国际形象建构的成效及影响

综上，通过各方面努力，中共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国际社会展现了自己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真实面貌，其政策主张和英勇抗战事迹得到了国际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可，抗战之初中共国际形象缺失和被误读的状况得到改善，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中共的国际知名度也逐步提升。

西方社会关于中共的正面报道大量增加。1940年 12月，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指出，抗战以来英美记者宣传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书籍不下二三十种，影响我党信誉极大，并发生一些外交影响。至抗战后期，英美记者宣传中共的报道和书籍则更多。

1944年外国记者赴西北采访后，在国外尤其是美国掀起了一股宣传报道中共的旋风，是继斯诺《西行漫记》后“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由于来延外籍记者的报道，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 。据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官员陈克文记载，美国记者斯坦因“新近从考察延安共产党割据区域回来，说了许多袒护共产党的话” 。

1946年，《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一书出版，该书集中刊载了 22篇外国记者关于中共及根据地的报道。如爱泼斯坦的《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在印度《政治家》日报刊发，斯坦因的《远东民主的种子》发表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派西福拉斯的《一九四五年的延安》发表在美国《民族》杂志上，同期该杂志还刊登了《论延安第二届参议会》等。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曾说，“最近在渝外国新闻记者赴陕北后之报告，（在美国——引者注）多经采用”。

据统计，1938年至 1952年间出版的外国记者关于老解放区情况报道的中译本书目共 30余种，如《西战场的苦英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日本在中国的赌博》《打回老家去》《西北特区特写》《华北前线》等。考虑到部分关于战时中共书籍出版时间的延后，仅统计 1938年至 1946年6月间的，就达 25种。这些著作中，对中共持比较客观、积极正面看法的占大多数，且在国外流传甚广。典型的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 10月在伦敦戈兰茨公司第 1次出版后，到当年 11月已发行了 5版，极大地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指出，中国敌后根据地得到世界好评，这是同外国记者的报道分不开的。

大量关于中共的比较客观、积极正面的报道，必然会改善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以美国为例，皖南事变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居里作为特使到访中国，在 1941年 2月与蒋介石的会晤中，居里提及罗斯福对中共的评价：“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罗斯福此时对中共正面积极的印象，以至于蒋介石在日记中认为“共党对美朝野之宣传已深，居里受其影响之深刻，已成不可救药之象”。

1944年七八月间，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他们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承认中共已经得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的支持。如戴维斯指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谢伟思在 1944年 10月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曾告诉我的上级：你所领导的人们是中国的希望，也合于美国在世界的这一块地方的利益。”

相关的宣传报道和实地考察为国外人士观察国共两党提供了较为直观的参照。1943年 6月，国民党高级幕僚唐纵对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华返美后的美国舆论及在华美国官员对国民党的观感有一段评论，“据报居里返美后，肆意毁谤我国倾向独裁，大军留守西北，暗备内战，并非抗日，向人表示，不可扶助国民党，应相机援助中国共产党。居里思想左倾，认我政府离开民众，对孔副院长、宋部长尤表不满云。现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史迪威将军，对中国亦无好感，即前任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回美后，对中国言论甚为不利，即驻华大使詹森、高思等，无不皆然。几乎所有外国人对中国无好批评”。唐纵文中的“我国”和“中国”实际上指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

大后方的外国记者及诸多外国官员普遍对国民党观感不佳，并非国民党方面在海外宣传投入不够，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又提供了一个对比强烈的参照系：大后方的黑暗与根据地的光明、大后方的颓废消沉与根据地的生机盎然等。比照大后方高官奢侈而民不聊生，国军拥有先进的美援武器却在战场上一溃千里，中共虽然武器落后却敢打敢拼，这自然让大后方外国人士耳目一新，倍感振奋，对中共毫不吝惜赞美之词。

虽然中共加强对外宣传及海外人士对中共有关事迹和信息的传播，对中共国际形象的建构和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只是手段和外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内因，即中共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内外因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才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1945年 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时就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形象绝非凭空产生，没有中共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没有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斗争和伟大业绩，中共国际形象的建构就只能是海市蜃楼，任凭怎么建构也是建构不起来的。宣传是中共建构国际形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功绩，宣传最终也会是无本之末。《新华日报》《群众》等中共党报党刊之所以能为国内外读者提供充分的“原料”，最根本的就在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巨大成绩。

毛泽东在会见赫尔利时谈到，“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八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叶剑英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也指出，“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

因此，无论是记者团还是观察组，他们对中共的褒扬都是在其亲身所见所闻的基础上得来的。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共国际形象成功建构的真正根基所在。中共国际形象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积极有力的外部支持。

作者洪富忠，重庆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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