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拿破仑与拿破仑眼中的中国

毛泽东眼中的拿破仑与拿破仑眼中的中国

全根先

毛泽东与拿破仑，一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一位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两人在时间上相距一个多世纪、空间上相距一万多公里，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样两位特殊的历史人物，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当然，直接的联系肯定没有，然而其间接联系亦能给人以一定启示。

毛泽东眼中的拿破仑

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出生于地中海科西嘉岛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一度还希望科西嘉从法国独立出去，然而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洪流中，从年仅16岁的炮兵少尉到26岁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到35岁（1804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毫无疑问，他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一生经历了数十次重大战役，在其军政实力最鼎盛时期，除英国以外其余欧洲国家均向其臣服或结盟，他几乎成为整个欧洲的保护者。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位期间颁布了影响深远的《拿破仑法典》，奠定了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体系和社会秩序基础。他创作过多部小说，在数学方面发现并证明了著名的拿破仑定理。当然，后来他进军俄罗斯失败，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中败于反法联军，被流放至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Saint Helena），直至1821年5月在此病逝。

对于拿破仑这样一位特别的历史人物，后世对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褒贬不一，这是肯定的。拿破仑时期曾任法国驻罗马使馆秘书、后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说：“他要求被尊为古代最伟大的将领之一，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他留给法国的比法国托付给他的要少，比路易十四留下的也要少。”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Stendhal）说：“在这个世界上无一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拿破仑是在向世界证明：经过多少个世纪之后，凯撒和亚历山大终于后继有人。”法国政治学家、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说：“这是一个异乎寻常地夸诞的人，他没有代表过任何原则，也没有按照什么原则行过事，他自己绝未有所建树，又什么都不懂，而他却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把法国推向无可弥补的衰退中去。”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则认为，欧洲的天平之所以能够保持平衡，是因为拿破仑的出现，拿破仑就是“神的存在”。

对于拿破仑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毛主席不仅知道，而且对其深有研究。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陈晋先生曾撰文指出（《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法国近代史？》，2011），从青年时代直到其晚年，毛主席一生中阅读了许多不同作者写的拿破仑传记，谈到拿破仑不下四十次，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拿破仑的重视程度。

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饱谙经史，对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如数家珍，了如指掌。有的人可能以为，毛主席对马恩列斯固然熟悉，可对世界历史未必有多少了解。事实上，毛主席不仅读世界史，还读国别史；不仅读哲学、历史，还阅读文学作品。英国作家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的《世界史纲》，就是毛主席长期置于床上、经常翻阅的一本书。1949年底出访苏联期间，毛主席还特意看了《彼得大帝》《拿破仑》《库图佐夫》等十几部欧洲历史人物传记影片，通过影视作品了解西方历史人物。斯大林知道后说：“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最简捷的办法。”就连司汤达《红与黑》这样的文学作品，毛主席也抽空拿来看，他对小说中的人物于连评论说：“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又说：“真是无巧不成书，《红楼梦》和《红与黑》两个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毛主席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的学问家。对于西方历史，毛主席最熟悉的是法国近代史，尤其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感兴趣。对于法国近代历史人物，他谈论最多的是拿破仑。根据毛主席回忆，他最早知道拿破仑是通过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那时他才十四五岁，此书是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的。毛主席曾回忆，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前，“我崇拜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看他们的传记”。华盛顿是美国历史上首任总统，加里波第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建国三杰之一（另外两位是加富尔和马志尼）。毛主席读过多位作家、多个版本的拿破仑传。1968年6月21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时说：“我研究法国历史时读过《拿破仑传》，一个俄国人写的。实际上是吹库图佐夫。”库图佐夫（Mikhail Illarionovich Kutuzov）是俄罗斯帝国元帅、军事家，在1812年拿破仑发动对俄战争时，他是俄军总司令，后在追击拿破仑途中病死于德国博莱斯瓦维茨城。毛主席所读的这本《拿破仑传》，作者是苏联历史学家塔尔列（EвгенийвикторовичТарле）。

毛主席对拿破仑的熟悉程度，有时甚至让法国人都感到吃惊。1969年任法国驻华大使的马纳克（Étienne Manac'h）曾回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1970年10月14日，他陪同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 （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与毛主席见面，毛主席突然问：“拿破仑究竟害了什么病死的，后来总也没有搞清楚，也可能是胃溃疡，也可能是胃癌。”德姆维尔说：“可能是胃癌。”毛主席说：“他自己遗嘱中还说是要解剖的。当时医生也没有搞清楚。”随后毛主席同马纳克又讨论起法国大革命来。毛主席说英国人曾经占领了法国的土伦港，马纳克则说英国和西班牙军队“没有占领土伦”。毛主席说：“我看到的拿破仑的传记上说，拿破仑是攻下土伦的，那时候英国人已经占领了。”马纳克则坚持说：“我记得英国是从海路上攻打土伦的，包围了它，但好像没有占领。还要再核实一下。”于是德姆维尔只好出来打圆场。事实上，毛主席的记忆是对的。

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拿破仑乃至法国近代史的熟悉程度。毛主席之所以对法国近代史特别感兴趣，可能主要是因为其涉及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巴黎公社。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的思想直接催生了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最先进的理论思潮。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法国大革命过程之复杂、形态之剧烈、内容之彻底、影响之广泛，又是没有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可以与之相比。拿破仑不仅是法国大革命、也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代表，研究拿破仑，可以说是了解法国近代历史和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的最佳窗口，无怪乎黑格尔称其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

当然，毛主席对拿破仑在不同时期评价有所不同，青年时期是从圣贤理想角度来援引和评论拿破仑的人格形象，延安时期立足于抗战需要来探讨拿破仑军事指挥的战略战术，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内外形势出发总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革命经验，到晚年立足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来思考当年拿破仑在国际战略上的失误及其教训，但是他对拿破仑的兴趣和重视始终未变。1973年6月22日，他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Moussa Traoré）时说：“你不要说我是天才，你说拿破仑好了。那个人相当聪明。”

西方政治家形象传入中国

毛主席对于世界史及拿破仑的认识，不只是他个人的兴趣爱好，与中国近代社会之大背景乃至西学在中国之传播密切相关。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历史的产物。

西方政治家形象之传入中国，首先是由传教士带来的。根据有关资料，最早比较全面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是明朝天启三年（1623）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所著《职方外纪》一书，该书介绍了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情况。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木匠皇帝。艾儒略学识渊博，有“西来孔子”之称。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策划、米怜（William Milne）任主编的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于马六甲，西方政治家开始陆续呈现在读者面前。马礼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的编纂者，也是第一个把《圣经》译成中文之人。

清道光十三年（1833），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该刊除对西方国家历史、地理进行介绍外，一些西方政治家也有较大篇幅介绍，如介绍华盛顿的《华盛顿言行最略》，介绍拿破仑的《霸王》《谱姓：拿破戾翁》等。郭士立曾在英军占领下的定海（属浙江）任知县，是《南京条约》签订时的英方三位翻译之一。虽然《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当时影响不大，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影响的日渐增强，不少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注意西学，并将其中的一些内容转引到自己的著述中，国内知识分子藉此获得了对西方政治家的初步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火烧圆明园，《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基于认识西方需要，清政府开始派遣使节出国，考察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一些民间人士也开始随商人或传教士到西方游历，一批游记作品开始在国内出版，西方政治家的生平事迹是这些游历者记录西方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治五年（1866）春天，年逾花甲的满族官员斌椿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推荐下，踏上了赴欧洲的旅程，成为第一个跨出国门考察的清朝官员。斌椿出国考察的一项成果，便是他的《乘槎笔记》，其中叙述西方各国历史，并提到拿破仑、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等人的事迹。斌椿做的另一件事或许也值得一提，他把标点符号介绍到中国。

斌椿出国考察同一年，年仅19岁的张德彝作为北京同文馆的一名学员被清政府委派加入到赴欧洲旅游团。这次出去，使他与西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八次出国，在海外生活长达27年。现在我们熟悉的电报、螺丝等许多科技名词就是他翻译的，他还将蒸汽机、升降机、自行车、缝纫机、收割机、管道煤气乃至巧克力等向国人进行介绍。在《航海述奇》一书中，他对彼得大帝、华盛顿、拿破仑等均有记载。他的手稿至今还保存于国家图书馆。

其实，说到拿破仑，清朝政府可能还真与他有过联系。根据张荫桓《三洲日记》记载，嘉庆七年（1803），清政府曾向拿破仑赠送过礼品，“又孔翠楼台一座，上缀珍珠为脊，备极工巧。款识：嘉庆七年中国赠法国拿破仑之物。”这一赠品被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张荫桓曾任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侍郎，系晚清重臣。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代表清政府赴伦敦，参加英国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在位60年庆典。他是否此行得知有这一赠品，不得其详。我的老师黄时鉴先生在《东西交流史论稿》中，曾引用晚清宗室大臣载泽《考察政治日记》说：“有嘉庆年间睿庙颁赠拿破仑第一之绣屏，工绝精，法人极宝贵。”可见，当年拿破仑收到来自东方大国礼物确有其事。

汉语中最早有关拿破仑的译名出现于英国使节进呈文书，称其为“般哪哔地”，显系直译，这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事情。嘉庆二十五年，马礼逊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刊登《法兰西国作变复平略传》一文，将拿破仑译为“拿破戾翁·破拿霸地”。耐人寻味的是，马礼逊在翻译时使了“破”“戾”“霸”等在中文中明显具有贬义的汉字，反映了他对拿破仑持否定态度。道光十八年（1838），郭士立在《古今万国纲鉴》中首次改译为“拿破伦”，同年发表的《万国地理全图集》中译成“拿破仑”“那波仑”。郭士立采用“伦”“仑”二字，看起来虽仍有负面意味，显然己淡化了批评色彩，变得比较文雅。稍后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译名仍不统一。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9）使用“拿破仑”，仅在备注中有所说明：“拿破仑，一作拿破利翁，又作那波良”。这一译名逐渐流行。

道光二十七年（1847），后来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有“中国留学生之父”之称的容闳在赴美途中，登上了南大西洋中一个火山岛，即拿破仑的流放之地圣赫勒拿岛，到拿破仑墓前凭吊，抚今追昔，并折下墓前一支柳枝以为纪念。这或许是最早与拿破仑发生联系的中国游客。

然而在维新运动以前，在中国人心目中，拿破仑的形象除了承认其政治和军事才能外，主要是负面的。往好的方面说，就如郭士立所说，拿破仑是一个“霸王”。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说：“拿破仑第一精于用兵，吞灭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意大利、挪威、普鲁斯诸国，又败奥斯马加（指奥地利）之兵，几有混一欧洲之势”。“而拿破仑第一之佳兵好战，动以全国为孤注，又无论矣。” 薛福成是李鸿章的智囊人物，洋务运动的头面人物之一，曾出使欧洲，对西方历史文化应该说比同时代的中国人更了解，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拿破仑的看法。

晚清维新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系统的关注和考察，有关西方政治家的传记、翻译作品也应时出版，使国人对他们的认识更加全面。这一时期，法国的卢梭、拿破仑，普鲁士的威廉三世、俾斯麦，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克伦威尔，以及意大利的加富尔、加里波第、马志尼等都成为维新支持者经常提及的政治人物，甚至成为他们的偶像。即便如此，在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心中，拿破仑仍是一个负面形象。在《大同书》中，康有为直接将拿破仑称为“民贼”。他说：“故夫亚历山大、赢政、摩诃末（指穆罕默德）、成吉斯、拿破仑者，皆古今命世之雄，而杀人如麻，实莫大之民贼也。”

拿破仑形象焕然一新

拿破仑之形象的大为改观，开始于维新运动前后。尽管康有为对拿破仑多有批评，然将拿破仑视为异国之“雄主”者不乏其人。曾任清政府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一书中，惊叹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之巨大变化，追根溯源，日本的制度与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他注意到拿破仑制定的政治制度对欧洲各国产生的重要影响，指出“及佛兰西路易十四世、拿破仑一世之时变更政体，乃举一切施政之方条分类别，表而明之，由是欧洲各国迭相慕效。”他还将拿破仑与彼得大帝、华盛顿并提：“北则有彼得加他邻，明毅果断，气吞南溟；西则有若拿破仑，雄才伟略，诸侯稽首；又西则有若华盛顿，艰苦卓绝，独立一洲。”在黄遵宪看来，拿破仑与彼得大帝、华盛顿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外国政治家。

我以为，对拿破仑正面形象树立起关键作用的非梁启超莫属。尽管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提倡维新，反对革命，但是，他对拿破仑的历史影响却持肯定态度。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就曾在《变法通议》中说：“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他称赞拿破仑“实为开明专制之模范”，认为其破坏欧洲封建制度，其实是民权的提倡者和践行者。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在主编的《清议报》中，发表多篇介绍拿破仑的文章，认为“开今日欧洲文明者，拿破仑之力也”；拿破仑“心力雄大，才力宏博”。1902年2月他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更是在第一号首页刊登了拿破仑肖像。

可以说，拿破仑形象在20世纪初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梁启超的极力推介有很大关系。从对拿破仑的认识来看，他对拿破仑的推崇不仅是因为其在欧洲的重要影响，而是试图将拿破仑塑造成为一个政治偶像。1901年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中写道：“加以拿破仑旷代英雄，乘之而起，遂至劳全欧之联军，仅制其焰，而自由之空气，遂遍播荡于欧洲”。在他的笔下，拿破仑已成为重铸国魂的新民偶像。在《新民丛报》连载的《新民说》中，梁启超又指出：“法国大革命后，风潮迅激，大陆震慑，举国不宁，时则有一小军队中一小将校，奋其功名心，征埃及，征意大利，席卷全欧、建大帝国，犹率四十万貔貅临强俄，逐北千里，虽败而其气不挫，则法皇拿破仑其人也。”

有一点不可忽视，就是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他笔端常带感情，不知影响了多少人。严复说：“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胡适说：“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郭沫若评价梁启超：“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周恩来也曾抄写梁启超的诗句：“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以说，那个时代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的思想和文字洗礼。

毛主席也是如此。1910年秋，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在这里，他从表兄文运昌的藏书中第一次看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新民丛报》刊载的新鲜内容，他几乎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如他读到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在该文“论国家思想”处写下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主席最早的一段政论文字。因为崇拜梁启超，毛主席一度还给自己取了“学任”（梁启超号任公）的笔名。

尽管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毛主席对梁启超的认识更加深入，评价有所改变，但是对其历史作用一直不曾忽视。1958年3月22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青年人。他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人物，包括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等，并得出结论：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比不过他们。他说，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不到一个月，1958年4月8日，毛主席在武昌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再次提到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办报艰辛与文章风格，称赞梁启超“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其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

由毛主席对梁启超文章的熟悉程度完全可以推断，梁启超关于拿破仑的文章，毛主席肯定是读过的。毛主席在青少年时代对拿破仑感兴趣，决不是偶然的。

当然，不仅是梁启超。事实上，清末民初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笔下，拿破仑逐渐从原来的“霸王”，转变为“异国雄主”“新民偶像”，在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阶层、知识分子中间拥有了一大批“粉丝”。这一吋期，拿破仑形象出现于各类文献之中，基本完成了社会化和文学化的进程。这时展示在社会大众面前的拿破仑，既是提倡民主革命的异国志士，又是充满英雄气概却最终穷途末路的英雄人物。据说，蒋介石就曾“十分崇拜拿破仑，因为后者是以赫赫武功称霸欧洲一时的。”1923年秋天，蒋介石“在去苏联考察时，他所崇拜的，也不是苏俄革命，而是拿破仑征俄。”

拿破仑眼中的中国

许多人都熟悉拿破仑的一句名言,说拿破仑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让他睡吧，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将为之颤抖！”然而，对于这句话的真实性不少人有过怀疑。怀疑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拿破仑时代的档案尽管保存比较完整,欧洲媒体也记录了这位风云人物的许多言行，可是这句话难以找不到确切依据。最早记载“睡狮说”的，大概是光绪十三年（1887）曾国藩次子曾纪泽写的《中国先睡后醒论》《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文章，这是他在驻英俄公使任上用英文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拿破仑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了。

当然，这句话也不是空穴来风。其中有个故事: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惨败后被迫退位，不久被英国军队押送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监禁起来。在他被监禁的第三年，也就是1817年，英国驻印度总督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出使中国失败后，在从中国返回的途中路过拿破仑流放之地圣赫勒拿岛。当他听说名震世界的拿破仑就在此关押时，就向小岛总督提出申请，征得同意后，见到了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帝。他了讲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认为只有通过战争敲开中国的大门，才能使中国专制统治者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

可是，拿破仑对阿美士德的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英国企图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做法并不明智，“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说：“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而拿破仑则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这大概就是“睡狮说”的由来吧。

关于拿破仑预言中国必将崛起的话还有一个出处，就是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写到，拿破仑很喜欢他的一位中国厨师，他在临死前对左右的人说，你们要好好对待这位中国厨师，因为他的国家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拿破仑究竟有没有说过这个话，现在可能难以考证。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拿破仑对当时中国的判断是：中国只是暂时落后，将来会崛起令世人震惊的。至于拿破仑为什么能作出这一判断，我想，他一定是有依据的，或许是拿破仑时代西方国家已经对中国多有介绍，中国在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影响，以及科技与文化已为许多西方人所知。

当然，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像阿美士德这样看不起中国的人大有人在，否则中国不可能没过多久就遭到侵略，发生鸦片战争。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他说“世界精神”从东方升起，东方是最早期的，是最落后、最原始的，中国还在世界的最东方。在黑格尔的“世界精神”里，中国被认为是最原始、最落后的，而且这个状况不会改变。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见《历史哲学》第110页）

当然，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不能不说，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拿破仑比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看得更远、更准。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