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图书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

图书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

全根先

图书馆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文化事业，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宣传新思想和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革命先驱们利用图书馆宣传马列主义，从事革命活动，促使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是中国革命的催生地。因此，我觉得，作为图书馆人，对图书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关系加以阐述，是很有意义的。

一、图书馆作为革命阵地的优势与其作用

党组织的成立，离不开革命理论的宣传。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十分重视宣传革命理论。1918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年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特别是他们创办的《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使《新青年》成为当时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刊物。此外，恽代英在湖北组织利群书社，阮啸仙在广东组织新学生社。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前后，由初步具有马列主义思想的革命先驱所创办的刊物、组织的读书团体不下二百个。[1]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和组织准备。

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而做的理论和组织准备过程中，图书馆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等人就以图书馆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青年，作为革命活动的组织基础。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但任图书馆主任(即图书馆馆长)，在任职期间，他大力订购宣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刊，并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学生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革命阵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图书馆更成为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当时，利用图书馆开展革命活动，有其自然的优势。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一切进步的文化组织都会受到摧残。而图书馆却有点例外。在中国图书馆自清末开始酝酿，并得到较快的发展，办图书馆在社会上被视为时髦，政府一般不公开阻拦。有的图书馆还聘请当地名人或握有大权的政要担任名誉馆长、顾问、董事等职务，不少达官贵人慷慨为图书馆捐书、捐款。这些人因为可以附庸风雅、附会新潮而引以为荣。这就为建立图书馆减少了很多阻力。党组织便利用图书馆这一有利条件，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开办的图书馆一般都公开声明以传播文化知识为宗旨，一切书兼收并藏，不受政治派别和思想观点的限制。这样做，既可以掩敌人耳目，也便于在被查出违禁书刊时有理由对付。如李大钊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一方面大力收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同时对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予以收藏。他说：“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它，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2]与此同时，党组织还注意利用图书馆特有的功能对付敌人。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对图书进行鉴别和处理加工，对好书编制推荐目录。他们通过鉴别，把危害大的反动图书予以淘汰;不便淘汰时，不编入推荐书目;必须编入推荐书目时，又只将书目发给反动机关，使之丧失推荐传播的作用。在图书流通过程中，对借反动书刊的群众，则以遗失、借出为由拒绝，使其免受毒害。可以说，图书馆对于传播先进思想文化、阻止反动书刊毒害人民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由于图书馆是各种知识荟萃的地方，与社会的联系十分广泛，从事任何职业、属于不同社会集团的人，都可与图书馆形成密切的联系。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社会活动都可在图书馆或以图书馆的名义举行，这使图书馆成为开展革命活动极为有利的场所。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组织所办的图书馆，无一例外地都经常举行读书会、专题讨论会、报告会、讲演会，以及办夜校、组织文艺团体、解答咨询等。这些活动对宣传新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二、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图书馆活动

中国共产党重视发挥图书馆的作用，与党的领导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文化修养与马列主义、革命事业的内在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是分不开的。无论条件如何艰苦，斗争如何紧张，党的领导人都不放松文化教育工作，都注意发挥图书馆的作用。

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1918年1月，经章士钊推荐，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李大钊为图书部主任。同年12月，李大钊当选为北京图书馆协会中文书记。直到1922年12月离职，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共任职5年。

在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正是“五四运动”开始酝酿、爆发和向纵深发展的时期。为了启发群众觉悟并培养革命骨干，他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图书馆的首要任务。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在1918年至1921年间，北京大学图书部订购的国内外进步刊物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和《Soviet Russia》《The Communist》等十余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在40种以上，如西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等。1920年1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还刊登了《图书馆典书课通告》：将所藏关于俄国革命的参考书23种陈列于第四阅览室内，以备同学披阅。其中有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

除在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外，李大钊经常把一些进步学生吸引到图书馆内，向他们推荐马克思主义书籍，并随时对他们进行进解和辅导。当时有少数人指导思想不纯、学风不正，读了片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来装潢门面，卖弄学问。李大钊为了纠正这种不良倾向，还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的基本思想简明扼要地编译出来，便于大家完整地、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他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学生搜集马克思主义书籍，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并于1920年3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称北京共产党小组)由李大钊主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重大作用。

作为一名图书馆的管理者，李大钊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也多有建树。在他上任后，他首先从整理工作着手，积极进行目录编制，改进藏书工作，开展开架阅览。1918年7月，图书馆设立西文、中文、古物美术三部，下分登录、编目、购书、典书四课，并附设打字处、装订处。图书馆的西文、日文图书采用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并编制卡片目录。图书馆设有阅览室，各学科设分阅览室，可随时向图书馆调取图书，供研究之用，尽量为读者提供方便。当时北京大学教授刘复赞道：“我的朋友李守常(李大钊字)先生，自从做了图书馆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很刻苦的想法改良;而且曾经开过几次会议，请校内诸位注意收藏事业的教员，帮他设法改良。”[3]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也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据统计，在他任图书馆主任期间，中文图书增加到20余万册、西文图书2万册、日文图书千余册。[4]经过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把北京大学图书馆建成了一所颇县影响力的大学图书馆。

此外，李大钊还十分重视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教育的发展。1919年12月，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2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图书馆和社会教育有密切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想达到这种完美教育的方针，非依赖图书馆不可。”因此，现代图书馆是教育机关，其任务不但要保存图书，“还要使各种图书发生很大效用。”他认为，图书馆的干部培养十分重要，要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5]1924年9月，在李大钊离开图书馆以后，他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还到列宁格勒海员俱乐部图书馆进行考察，从中学习先进的技术方法。可见他对图书馆的感情。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图书馆活动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与图书馆渊源颇深。早在1910年他在湖南省湘乡县东的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就是学堂后斋藏书楼的常客，经常借阅其中的书籍。1912年夏，毛泽东曾在定王台湖南图书馆渡过半年自学生活。每天一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图书馆，中午也不休息，直到晚上闭馆才离去。风雨无阻，天天如此。1913年至1918年夏，毛泽东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常到学校图书馆借书，因此，与图书管理员熊光楚成了好朋友。在图书馆，他大量借阅史地图书，收集史地方面新出版的报刊资料。

1917年至1918年，毛泽东担任湖南一师校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据《一师校志》载，由毛泽东提议通过的校友会工作六项决议，其中就有设立图书馆，购置新书杂志。[6]

1918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不久，经哲学系杨昌济教授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沙滩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人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虽然工作平凡琐碎，待遇菲薄，但他利用这里良好的学习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参加各种学术团体，研究各种“主义”，批判和鉴别各种知识，寻求真理，直到他1919年2月离职。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他的抱负、理想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重视，并认为他是湖南青年学生杰出的领袖。李大钊的思想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开始学习、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7]

1921年8月，毛泽东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房屋，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活动场所，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自修大学为适应学生自学研究的学习方式，建立了图书室，购置中外各种重要的图书和报刊供参考。1923年11月，自修大学图书馆被军阀赵恒锡封闭。

1922年，毛泽东还在长沙创办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为该馆负责人之一。湖南青年图书馆组织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发展团的组织，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青年之家。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附设图书报刊阅览室。图书室中收集了大量进步书刊，供读者阅读，并经常召开座谈会，讨论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图书馆是毛泽东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恽代英、萧楚女与白塔寺图书馆

1921年，恽代英已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年10月，他应聘到川南担任位于泸县的川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第二年，党组织又派萧楚女前去协助工作，担任这个学校的国文教员。萧楚女以其丰富的学识、口才和社会活动能力，很快赢得各界的敬重，并在教师中备受推崇。他们二人经过仔细研究，认为办图书馆是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列主义的较好的方法。于是向当地政府提出创办泸县公共图书馆的申请。由于当时正值图书馆发展时期，驻防泸州的军阀杨森又恰好是一个好大喜功官僚，热衷于“建树”。他们办图书馆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恽代英、萧楚女选定白塔寺作为馆舍，将现有的房屋改造成为阅览室和藏书室，购置了书架桌椅，采买了一批图书，收订了一些重要的报刊，很快就建成开放了。为了扩大藏书量，他们还向社会各界募集图书，就连朱德在得知泸县建立了图书馆后，也将他1920年离开泸县时寄存在友人处的全部图书捐赠给了图书馆。[8]由于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图书馆藏书增加到十万余册，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为了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办好这个图书馆，馆长都请当地知名人士担任。

白塔寺图书馆建成后，恽代英、萧楚女以图书馆为阵地，大力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十分重视马列主义书刊的收集和流通。除收藏有当时主要的马列著作外，还收藏《新青年》《新潮》《东方杂志》《少年中国》等期刊。为了让这些书刊充分发挥作用，他们还采取了主动推荐和半开架阅览等办法。

同时，他们还以图书馆的名义，在图书馆附近组织了一个通俗讲演所，聘请当地知名人士讲演，他们二人为主讲，每周举行三次。由于形式新颖，所讲内容切合人们的实际需要，听众十分踊跃，影响很大。如萧楚女讲的“妇女解放”，许多妇女闻所未闻，使泸州各界大开眼界。泸县白塔寺图书馆及其所办的通俗讲演所，对在泸县乃至川南传播新思想、改变闭塞落后状态，起了积极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其他图书馆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初期，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发动革命群众，并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了许多图书馆(室)。这些图书馆(室)虽然规模不大，存在时间有长有短，但对中国革命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里再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图书馆。

上海通信图书馆

该馆成立于1921年5月1日。冠以“通信”二字，是因为其图书流通采取通信邮借的方式。馆址曾几度变更。上海通信图书馆最初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青年组织读书会，由于书籍的增多，才正式对公众开放。负责管理这个图书馆的是共进会，发起人是应修人。1925年馆内建立了共青团，不久建立党组织，直接领导图书馆的活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馆内一些青年牺牲，一度停馆。1928年党组织从苏区调来干部，才恢复开放。1929年5月4日被查封，历时8年。

上海图书馆为劳动大众服务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认为“没有图书馆以便利群众，则书报只能流通于有产者阶级”，“黄包车夫的镇日流汗，——他们和图书馆简直毫不发生一些关系，我们辛苦究竟为着谁来。”[9]“旨意在使无产者有得书看”。[10]“发扬进步的思想，摒斥反动潮流，灌输革命精神。”[11]他们在图书馆创立宣言中明确指出，要使图书馆“成为远近人们的藏书库”，“成为大规模上海图书馆的先导”。而之所以采取通信邮借的方式，就是要“不让任何地方的人们读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辽远偏僻的地方。”[12]

上海通信图书馆无专职的业务人员，具体馆务由共进会的干事负责，日常工作由会员和积极分子义务完成。虽然人力不足，仍处处为读者着想，工作相当出色。他们信任读者，不收保证金和借书押金，只要想借书的，他们都竭力服务，不受路途遥远、经济条件好坏、有无官职的限制，也不受早晚时间的限制。

为了保证藏书质量，他们还在共进会成员中选拔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人，组成藏书收集审查委员会。收藏的重点是新文化出版物。左翼作家的革命文学作品和其他新文化书刊全收。当时的马列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期刊如《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都有收藏。据1927年统计，该馆藏书总量为4000种，经常向图书馆借书的读者约3000人，几年共借图书10万册次。由于读者的支持，图书损失很少，约占7%左右。多遗失于邮寄途中。

值得一提的是，该馆还有一套自己的分类法，即STT(上海通信图书馆的拼音缩写)图书分类法。它克服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各样以《杜威法》为基础的分类法的影响，独辟蹊径，反映出其进步思想。如在社会运动类下列出“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在政治类下列出“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下设“殖民政策”、“经济侵略”;在文学类下，他们首创“苏联文学”等等。这种分类法不适用于收藏面宽的图书馆，却能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同时，他们还做了汉人著者姓名拉丁化拼音的尝试。

此外，他们办的《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刊登每月新到的图书目录、新书介绍、读书讨论、文化评论、会务报告，对介绍馆藏、推荐新书、指导阅读和与同行交流也起了积极作用。

蚂蚁图书馆

蚂蚁图书馆是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延续。1928年，上海一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职员，有感于思想的苦闷和孤独，为能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切磋，共同探索，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青年之友社。为了读书方便，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小图书馆，专供社员使用，其藏书大部分由社员捐赠。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申报馆等一些文化单位也捐过一些有价值的书籍。他通过个人外借、集体外借、通信借书等方式开展服务，服务对象甚至远及南洋群岛。

青年之友社发展很快，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认为自己虽只是一个小人物，浑如一只蚂蚁，却竭力报国，于是将青年之友社更名为蚁社，表示所有成员都愿竭尽全力，救国救民。图书馆也因之正式起名为蚂蚁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并确定要继承和发扬通信图书馆的精神。蚂蚁图书馆的宗旨是“使得无产者有得书看”。除图书借阅外，他们还办了各种读书活动、编印读者自修书目等。

蚂蚁图书馆建立时，鉴于通信图书馆旗帜鲜明，遭受封闭的经验，公开声明“为文化而文化”，但实际上完全继承通信图书馆的路线。它宣称：“根据蚁社努力文化运动的宗旨，以人类互助的精神及绝对信任的态度，用通信借还的方法，供给有益书报于全国有志读书的朋友们，不受任何物质的报酬，为大众服务。”它告诉公众，不仅不要报酬，也不收手续费、保证金，没有身份、资格、地域的限制。为使“各地有志读书，而困于地域、时间、经济者，都能不离住所，不妨职务，得自由借读。”[13]

蚂蚁图书馆开办不久，借书的人即遍及全国，读者增加很快，很多偏僻的地方都有蚂蚁图书馆的读者。1934年6月，经常借书的人只有461人，1935年增至1500人。1936年5月，借书超过一万人次，借出图书二万册次。在上海市区，为了避免邮寄费钱费时，他们常常组织送书上门，还为一些单位办理了团体借书。[14]

蚁社的活动非常活跃。除图书馆外，他们还举办了蚂蚁补习学校、蚂蚁剧团、蚂蚁歌咏团、蚂蚁读书会、蚂蚁时事研究会、蚂蚁音乐组、蚂蚁摄影组，并与左联、青联、社联、剧联等进步组织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图书馆为阵地，举办报告会，宣传马列主义。如艾思奇就在那里作过“社会科学概论”“现代社会科学讲话”等报告。蚊社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仇恨。1938年，蚊社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等进步组织一起遭破坏，蚂蚁图书馆也被查封。

蚂蚁图书馆的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虽遭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但公众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自办图书馆、实施教育救国著名的陈独醒评价蚂蚁图书馆时说：“借使穷乡僻壤之土亦得享受借书之利益，此为国内图书馆所仅见，裨益文化，当非浅鲜。”[15]

马氏通信图书馆

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方地区创办的一个图书馆。1921年，天津一些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创办了《新民意报副刊》。副刊共13种，主要有《星火》《觉邮》《明日》《女星》。《觉邮》就是周恩来曾领导的天津觉悟社的通讯刊物。这些副刊各有自己的范围。《明日》的范围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它在创刊宣言中说：“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实在是改造社会的良剂，所以我们本着马克思的精神解决社会问题，先组织这个《明日》，作为我们发表言论的机关。”[16]马氏通信图书馆的建立，就是为与《明日》相配合，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氏通信图书馆是一个专门收藏马克思主义图书、并提供社会阅读的图书馆。图书馆成立宣言中说：“我们只是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我们觉悟到现代的社会组织，实在有改造的必要。因为我们已经从现代的制度下感受到绝大的痛苦了。我们相信改造社会不是一言半语可以解决的，不是盲目者可以解决的。我们必须有一定的目标，才有能发生效力的希望。我们的目标便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相信，马氏学说是改造社会的惟一工具。我们更相信，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能办到的事，所以把我们的工具——马氏书籍来供给大家，组织这个马氏通信图书馆。”[17]

马氏通信图书馆的藏书来源，一是购买，二是向社会募集。对社会服务采取印发馆藏目录、通信邮借的方式。借书者除邮寄费以外，不需交纳任何费用。每次可借2本，一般借期为一周。图书的组织按中文、日文、英文分成三部。由于都是马列著作，藏书不多，无详细分类。

与马氏通信图书馆相似的还有我们上文已经提到的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满足研究需要而组建的。1920年3月，由邓中夏、黄日葵等人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并在李大钊、蔡元培的支持下筹资建立小型图书馆“亢慕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两边贴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不破不立，不立不破。气氛庄严、热烈。开始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到1922年底达数百种。该馆重点收藏马列著作，但与社会主义问题有关的也都收集。其收藏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珍贵馆藏。

参考文献：

〔1〕〔8〕〔14〕〔17〕李朝先，段克强.中国图书馆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0、340、337、339页。

〔2〕李大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原载《每周评论》第24号。

〔3〕《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28日。

〔4〕《李大钊与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79年第3期。

〔5〕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

〔6〕王酉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7〕爱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9〕应修人：《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者自由》，《应修人、潘漠华文集》。

〔10〕《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1期。

〔11〕〔12〕《上海通信图书馆月报》第10、11期合刊。

〔13〕《蚂蚁图书馆书目》，1935年第三版。

〔14〕《中国出版月刊》1933处第一卷第六期。

〔16〕《明日》第一号，1923年1月5日。

（本文原载《山东图书馆季刊》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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