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民间歌谣所反映的汉代吏治

作者:全根先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0-05-17 2125

民间歌谣所反映的汉代吏治

全根先

歌谣作为民间文学,决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总是与人民的生活、社会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在汉代,歌谣作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得到了空前发展。它像一面镜子,真实地折射出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汉代民间歌谣中,有大量反映吏治情况的歌谣,既有对社会政治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也有对为民谋利的清官廉吏的赞美与歌颂。因此,深入探讨这些民间歌谣,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汉代社会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选官制度 欺诈横行

汉代选官制度,以察举制度为核心,并以“举孝廉”来考核官吏。其中流弊,首推官吏不尽其职,选官不得其人。正如《后汉书·百官制一》注引中所言:“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许多官吏利用察举之权从中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如东汉顺帝时,太尉施延就是“以选举贪污策罢。” 通过察举踏入仕途的,鱼龙混杂,良莠不分。[1]同时,一些人利用察举制度,矫情欺世。对此,民间歌谣也多有揭露。

据《后汉书·陈蕃传》记载:“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赵宣假装为其亲守孝二十余年,瞒天过海,骗取乡人“孝子”之誉,名噪一时,以致官府竟也被其蒙蔽而数请其仕。殊不知,他的五个孩子都是在守孝期间所生,最终还是太守陈蕃揭露了其假孝子的嘴脸。

又,许武以假分家产的欺骗手段,竟使兄弟三人皆平步青云。据《后汉书·许荆传》记载:

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于是共割分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并悉劣少。而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

许武可谓费尽心机,为骗取美名,攫取政治资本,让其二弟以“克让”美誉被举,他采取在分家时“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的办法,甘愿自冒“贪婪”的恶名,而二弟则以“兄弟克让”的美名被荐举,后许武又把多占的三倍的财产还给二弟,自己又赢得更高声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这些所谓“孝廉”之人是如何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来实现自己卑劣的政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类似“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这样的谣谚出现就不足为怪了。“秀才”和“孝廉”皆汉代察举科目,可所选“秀才”不是博学多才之人,所举“孝廉”也非知孝行廉之士,官僚自谓“清白”者却浊如污泥,将领身居高第者竟怯弱如鸡,其讽刺可谓入木三分。

东汉时期,滥举之风盛极一时。葛洪《抱朴子·审举》说:“灵、献之世,阉官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选用失于上,州郡贡举轻于下。……于是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其货多者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后汉书·桓帝纪》云:“延熹四年七月,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又,《灵帝纪》载:“光和元年十二月,初开邸卖官,……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中平四年,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

对此,民间歌谣也予以无情的揭露。《汉书·贡禹传》引俗语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这无疑是对察举之风轻滥、卖官鬻爵盛行的极大嘲讽。显然,这是“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3]的必然结果。《抱朴子·审举》引谣谚“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治生”,既是对“桓灵之世,更相滥举”的控诉,也是对贪污腐败的金钱政治的抨击。在这种情况下,以才德优异为标准的光禄茂才选举,实际成了以财富多寡论进退。

察举制度关乎吏治成败,更涉及到国家兴衰,本应是极其严肃的事情,可《后汉书·献帝纪》却记载了这样的史实:“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手归空,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这里,连皇帝竟然把选贤任能的察举制度视为儿戏,无怪乎民众以充满讽刺的语气唱道:“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蹇裳,当还故乡。圣王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彼玄黄。”[4]汉末政治舞台上上演的这出闹剧,令人啼笑皆非。

官场黑暗 怪象丛生

在名不副实、欺诈横行的选官制度下,汉代官场之黑暗可想而知。对此,民间歌谣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史记·佞幸列传》说:“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讽刺当时官场才德俊异之士得不到重用、善于逢迎谄谀之徒反而如鱼得水之怪状。又,据《汉书·佞幸传》载:“元帝时,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与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为党友,诸附寄者皆得宠位。”相应歌谣有:“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5]揭露了一些人靠攀附权贵、投机钻营得官的卑鄙行径。

《汉书·王莽传》载长安民谣:“欲求封,过张柏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讽刺了一些人投机取巧、逢迎作秀的伎俩。《后汉书·五行志》载顺帝末年洛阳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抨击了当时正直之人遭殃,邪佞之辈反而高升的咄咄怪事。汉代察举科目之一便是举“贤良方正”,因此,这首歌谣对汉代吏治是极大的讽刺。与此类似的,还有《蒋横构祸时童谣》:“群用谗慝,忠烈是殛。鬼怨神怒,妖气充塞。”[6]官场的黑暗,致使东汉建武年间蒋横被奸佞所谮,遭祸身亡。

东汉政坛,怪事无奇不有。据《后汉书·葛龚传》注:“桓帝时,有人辟公府掾者,请人作奏记文,人不能自为作。……梁国葛龚者,先善为记文,自可为用。不烦更作,遂从人言写记文,不去龚名姓。”故时人为之谣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7]真不知这位官吏是如何被荐举入仕的,他本人连奏书都不会写,请葛龚代笔也罢,却在抄后送交朝廷时竟忘记去掉“葛龚”二字,真是天大的笑话。

由于政治环境险恶,一些官吏为避祸自保而碌碌无为。《后汉书·胡广传》引谚云:“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说的是胡广“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8]本传注云:“质帝崩,固为太尉,与广及司空赵戒议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长有德,恐为后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广、戒等慑惮不能与争,而固与杜乔坚守本义。”由此看来,胡广其人胆小怕事,言行小心谨慎,所谓“万事不理”与“天下中庸”只是其两块遮羞布而已,胡广以此成为当时政坛不倒翁。

清官廉吏 歌以颂德

先秦时期,歌谣的歌颂功能就与暴露功能并举。相传唐尧时代的《康衢谣》、虞舜时代的《卿云歌》和《南风歌》、夏代的《涂山歌》等,大多是对贤明君主的赞颂,为我们描绘出上古社会上下同乐的太平盛世。《左传》等典籍中也载有诸如《郑舆人诵》《郑舆人又诵》等对子产等名臣贤相的称颂之章。秦暴政,几无赞歌,概为咒语。到汉代,在大量揭露时弊同时,歌谣中也产生不少对清官廉吏的歌颂之作。

对于那些爱民、利民、便民的清官廉吏,民众对其爱戴之情也溢于言表。汉初,黄老之学盛行,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萧何、曹参相继为相。他们以道家思想为宗旨,实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政治清明,政局稳定。于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9]这是汉初政治的真实写照。

汉武帝时,赵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泾水,为民众灌溉带来便利,民众对其大加赞颂。《郑白渠歌》云:“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如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10]光武帝时,渔阳太守张堪,“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11]对于这位给百姓带来实惠的太守,百姓也热情歌颂:“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12]

又,东汉歌谣:“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今五绔。” [13]这是颂扬京兆人廉范的。其时,成都民物阜盛,房屋栉比鳞次,十分拥挤,为防火灾,官府禁止百姓夜作。民众对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十分不满,夜间照作不止,只是更为隐蔽,结果火灾大量增加。后廉范到任,废除禁令,并储水以防火灾,百姓得其便,故有此歌。

对于能深入民间,体谅百姓疾苦的官吏,人们也用歌谣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如东汉灵帝时,交趾地区百姓起义,贾琮被委任为交州刺史。他下车伊始,便察访民情,得知赋敛过重、民不聊生,人们被迫聚而为盗。于是,他告示百姓,使其安其资业,招抚荒散之民,免除徭役,并简选良吏,百姓以安。民众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14]又如歌颂王涣(字稚子)的歌谣:“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15]称赞王世容的“王世容,治无双。省徭役,盗贼空”。[16]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对于正直清廉官吏,人们十分敬佩。如“冬无裤,有秦护”,[17]就是对廉吏秦护的赞颂。时“秦护清廉,不受礼贿,家贫,衣服单露,乡人歌之”。[18]光武帝时,郭宁刚正不阿。《后汉书·方术列传》载:“时匈奴数犯塞,(光武)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宁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宁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宁遂以病辞退卒于家。”在皇帝面前,郭宁也表现出正直不屈的刚毅性格。

东汉灵帝时的桓典也是一位不畏权贵、秉公执法的正直官吏。当时宦官专权,桓典身为侍御史无所回避,奋起抗争。因其常乘骢马,百姓赞之曰:“且行且止,避骢马御史。”[19]又如“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仇朱伯厚。”[20]是赞颂州从事朱震(字伯厚)官职虽小,但不畏邪恶、直言敢谏、疾恶如仇的气魄。 遗憾的是,在汉代像这些歌谣中赞颂的正直清廉官吏实在是太少了。

民间歌谣对于汉代社会政治并不总是被动的反映,两者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正如当时民谣所说:“千人所指,无病而死”,歌谣对于社会政治也有着巨大的威力。历史表明,那些政治上较为开明的统治者,总是能广纳民间歌谣,听取民众意见,从而使“内外匪懈,百姓宽息。”反之,那此不能倾听群众呼声、不采民间歌谣的帝王,则经常导致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灾难。

参考文献:

[1]《后汉书·顺帝纪》

[2]《抱朴子·审举篇》

[3]《汉书·贡禹传》

[4]《后汉书·献帝纪》

[5]《汉书·佞幸传》

[6] [15] [16] 杜文澜:《古谣谚》,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898、364、429页。

[7]《后汉书·葛龚传》

[8]《后汉书·胡广传》

[9]《史记·曹相国世家》

[10]《汉书·沟洫志》

[11] [12] 《后汉书·张堪传》

[13]《后汉书·廉范传》

[14] 《后汉书·贾琮传》

[17] [18]《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五

[19]《后汉书·桓典传》

[20]《后汉书·陈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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