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

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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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一个伟大的日子。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而言，有很多胜利的经验需要总结和继承，也有很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

目前看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不够。

最近十几年来，在宣传抗日战争时，出现了很多明显偏向。

比如，只宣传正面战场，不宣传敌后战场；只强调正规作战，无视乃至刻意贬低人民战争；完全混淆国民党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与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和全民族力量共同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区别，等等。

这其中，一个最为致命的偏向，是刻意遮蔽了蒋介石贯穿整个三、四十年代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

比如，著名的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就把一开始设置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展区，改成了“正面战场，继续作战”展区。

遮蔽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面，就无法解释抗日战争为什么会打得那么艰苦？中国的损失为什么如此惨重（3000万以上的人口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更无法解释，中国作为战胜国，为什么在领土、主权方面遭受的损失，甚至比战败国还要严重？

概括来说，不认真剖析、批判蒋介石一直坚持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就不能正确总结以巨大代价换来的抗日战争经验教训，就存在未来重蹈覆辙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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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不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才突然出现的，而是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成了国民政府的既定政策。

1931年8月16日，面对日本关东军日益猖獗的挑衅，蒋介石从指挥“围剿”红军的南昌行营的致电张学良：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现在，有些急于替蒋介石辩护的人，故意把历史研究引进碎片和细节的迷宫里，追究“九一八”之夜蒋介石究竟有没有给张学良发“不抵抗”的电报，其实有没有这封电报并不重要，张学良在被软禁了一生之后说了些什么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抵抗”就是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东北军不过是执行了这一方针罢了。

8月22日，距离“九一八事变”只有不到一个月了，蒋介石又在南昌公开宣称：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现在，媒体都喜欢不厌其烦地重复蒋介石1937年庐山谈话中的一句空话，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对蒋介石这样一句更能表露心迹的言论，却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

蒋介石的这句话，相当直白、诚实，没有任何模糊解读的空间，等于公开宣布，他要把“我们”的利益凌驾于中国的利益，中华民族的利益之上。

那么，“我们”是谁呢？

当然不是中国人民，而是作为蒋介石政权阶级基础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蒋介石说出这样极端的“宁亡于帝国主义，不亡共产党”的话，倒也并不是像今天某位在网上活跃的总编辑那样因为不懂辩证法而说过头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事实上，当蒋介石在1927年勾结东南买办集团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国民革命，放弃“打到帝国主义”的口号之后，蒋介石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就无非是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

对买办资产阶级来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无非是继续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区别仅在于，是做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还是做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

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是需要走狗的，因此也会给走狗一定地位和好处。

溥仪在关内一直想重登帝位，但屡遭失败，还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可是到了关外，在日本关东军的刺刀庇护下，他就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和蒋介石争权，总是处于下风，当他投降了日寇之后，就当上了伪“国民政府”的主席兼行政院长，终于满足了“领袖欲”。

在抗日战争进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也一直对蒋介石进行政治诱降活动，开出的条件远比对汪精卫优惠，包括“同意蒋介石返南京，建立统一政府”，也就是说，如果蒋介石愿意投降，日本还是会把伪政权的头把交椅交给他。

有了日本方面的交底，蒋介石就更有“信心”了，抗日也就更加消极，他甚至把抗日变成了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变成他源源不断地索要美援的一个借口，声称“如美国再不援救，中国便单独媾和”，似乎抗日是美国的事而不是中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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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的问题上，地主阶级的表现也不比买办资产阶级更出色。

比如在东北地区，伪“满洲国”的地主阶级就整体上投靠了日本侵略者。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大地主韩老六、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里的地主周扒皮，都是靠依附日本殖民者作威作福，鱼肉乡里的。

在华北、山东、华南的日本占领区，地主、乡绅也大量出来组织“维持会”、出任伪保长，向侵华日军提供粮秣、民夫，提供敌后抗日武装的情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帮凶。

在当下的电影、电视剧中，“乡绅抗日”是一个重要主题，似乎他们个个深明大义，毁家纾难，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在早期的文艺作品中，对地主、乡绅与日寇的合作多有揭露，比如抗战期间创作的《白毛女》，恶霸地主黄世仁就是维持会长，他被抗日民主政权判处死刑，不仅因为他欺男霸女，也因为他是汉奸；在五十年代初拍摄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庄的大地主就是汉奸，正是他带领鬼子队长松井少佐挖开了乡亲们藏身的地道，他的儿子则是汉奸便衣队长；在现代京剧《沙家浜》中，苏南本地大乡绅“刁老太爷”也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汉奸。

对于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来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并没有那么可怕，他们可以照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真正可怕的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是要彻底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彻底推翻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统治的，蒋介石之所以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因为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别开生面，成为一场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如果只有蒋介石、国民党的“抗战”，那么这种“抗战”无非是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争夺中国的手段罢了——失败则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功”则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现在很多善良网友以“都是中国人”为前提替蒋介石和国民党辩护，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和“中国人”不同的，蒋介石在前门半心半意地“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却在后门把中国全盘出卖给了美帝国主义。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将蒋介石政府称为“南京美国殖民政府”，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修辞或讽刺，而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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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具体说说蒋介石是如何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路线，以及产生了怎样的结果。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具体体现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表面上看来，“安内”而后“攘外”是符合逻辑的。

但关键在于，“安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改良政治，改善民生，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共同抵御外侮；另一种是站在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不放弃丝毫利益，用暴力镇压工农大众的反抗以及国内的其他政治、军事集团。

蒋介石选择的是第二种，结果是越“安”越乱，极大地消耗了中国有限的国防力量，使日本帝国主义趁虚而入。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变”已如箭在弦，但蒋介石不是要求张学良做好应变准备，反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称“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

从1930年到1934年，蒋介石先后对赣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尤其是·1933年10月发起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共动员了100多万兵力，200多架作战飞机，持续作战时间一年以上，规模和时间都远超四年之后的“淞沪会战”。

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进攻华北。而此时蒋介石却在福建忙于镇压“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有功部队第十九路军，并在得手之后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使这支名扬四海的抗日部队成为了历史。

1936年，蒋介石不去收复东北失地，反而强迫痛失家园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终于激成“西安事变”，才被迫停止内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30日，日寇相继占领北平、天津，在全国同胞的强烈抗议下，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表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还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直到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蒋介石才追随美国对日宣战，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晚了整整10年。

实际上，日本在30年代初期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总值的38%，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1931年，日本的军事工业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甚至弥补不了一次大规模战役的消耗。

因此，关东军少壮派发动“九一八事变”带有很强的赌博性质，如果蒋介石、张学良能够奋起抵抗，与日军周旋到底，不让日本轻易得手后利用东北的丰富资源以及有利的地缘态势，则日本是不是敢于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就很难说。正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所说的那样：

“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

从这个角度来看，正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给日寇壮了胆，鼓了气，直接导致了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最大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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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又是怎样抗战的呢？

在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也就是国民党抗战“比较积极”的阶段，国民党先后进行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所有这些会战，由于蒋介石在战略、战役指导上的拙劣以及国民党军内部的腐败和阶级压迫所导致的士气低落等因素，均以失败告终。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虽然暂时迟滞了日军进攻，造成上百万中原老百姓的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亡。

在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随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日本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对蒋介石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随着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落水当汉奸，大量国民党军也随之投降，伪军总数高达210多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中央军还继续从蒋介石那里领取军饷和补给，专门进攻解放区。

这一期间，蒋介石的“抗战”压力大为减轻，也把主要精力转向反共，分别于1940年、1941年、1943年发起三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集中7个师8万多人的兵力，突然包围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千余人。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也是蒋介石在这一期间所取得的唯一“军事胜利”。

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1月至1945年8月）。1944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1亿人民，约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与此同时，国民党却在日军发起的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

概括来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抗战，始于溃败，终于溃败，直至日本投降也没有开始反攻，就这样以极不光彩的形象结束了抗日战争。

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1946年的统计：抗战八年，国民党军共毙伤日军48万3708人，没有消灭任何伪军。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公布的数据：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毙伤日军52万0463人、伪军49万0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

考虑到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军共有260万人，蒋介石并且把持着中央政府和全部外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只有3万多人，这样的战果对比是极其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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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这其中最根本的教训，就垄断政权的买办资产阶级用自己的利益冒充、绑架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中华民族的利益之上，这也是中国在抗战胜利后，仍然不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根本原因，只是到四年之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买办资产阶级政权被彻底推翻，中华民族才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解放。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命运，必须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牢记这一点，就是对抗日战争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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