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党外科学家与毛主席“西湖夜谈”不禁感慨：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

三位党外科学家与毛主席“西湖夜谈”不禁感慨：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

胡新民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三卷》（以下简称《年谱》）记载：1958年1月5日 晨零时三十分，在杭州刘庄同应邀从上海前来的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谈话，内容涉及逻辑学、遗传学、新闻学等领域，谈话至晨三时结束。（见该书第275页）

这三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从事的专业不同，与毛泽东相识的时间不同。周谷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在1921年，他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就相识，当时毛泽东教国文，周谷城教英文。解放后毛泽东数次和他交流过学术问题。谈家桢是中国现代遗传科学奠基人，他在1957年3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对他已经有所了解的毛泽东鼓励他顶住苏联李森科学派压力，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赵超构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在1944年六七月间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的时候，采访了毛泽东，并在其成名作《延安一月》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一章中，客观、平直地描写了他初见毛泽东的音容笑貌。毛泽东先后接见、约见过他7次。

关于“西湖夜谈”的内容，没有正式的文献记载。但他们三位后来的回忆，可以相当完整地展现当时的内容和当时的场景。

◆1978年，谈家桢在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作学术报告

1998年5月20日，谈家桢在《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57年3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胸襟宽广、学问渊博、平易近人。从1957 年3 月后，我前后四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其中，会晤时间最长、谈话内容最丰富的是1958年1月在杭州西湖刘庄的那次会见。在那次会见中，毛泽东主席充分展露了他那过人的才学、博古通今的知识面和精辟犀利的见解。毛泽东主席待人是十分随和的。就以杭州西湖刘庄的那次会见而言，他无论对周谷城，还是对我和赵超构，都显得十分随和。毛泽东主席谈话不是教条式的，很幽默。那次杭州西湖谈话的前后，他正在思考着一些大问题，在跟我们的谈话中也表露出来，譬如，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强调的走群众路线、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再譬如，他在谈话中反复提到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以及宋玉指登徒子好色的例子，在几天后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他都提到了。毛泽东主席教育人，很讲究方式方法，通常不是直截了当的。譬如，在那次西湖会晤时，他希望我们注意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经过他的譬解，我们心服口服。后来，赵超构就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嘱托，去了自己的家乡，写出了很好的文章。”

谈家桢在这里提到赵超构回家乡写出好文章的事情，赵超构在回忆中写道：“（毛泽东）教导我一定要经常到下面跑跑，多接触工农兵，受教育。主席说他自己一到下面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生命。主席还说，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动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来的。这些话都是意味深长的，都是针对我们知识分子毛病的。既是批评，也是最大的关怀。那天清晨临别的时候，主席很高兴地说，这样的聚会，也算是‘西湖佳话’吧。在杭州的第二次接见时，主席还指示我回自己的家乡去参观，因为对自己的家乡最熟悉，最能够对比出解放前后的巨大变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在当年五六月间回到家乡温州一次，在附近的各县城参观了两个月。在《新民晚报》上写了《吾自故乡来》的连载通讯。”

◆赵超构

“大跃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严重曲折。但那个时候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同心协力，急欲改变国家落后状况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还是弥足珍贵的。赵超构亲眼目睹的大修水利、大修公路、深耕密植、社办企业、绿化工程，还有妇女“半边天”等等，使他发出真诚的嘉许、赞叹：“这些印象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真是群情激荡，欲罢不能……！”难能可贵的是，直到1992年去世，他也没有否认过人民群众的这种精神的积极意义。

与毛泽东相交最早的周谷城，是最早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向外透露的。他在1958年3月4日给学生上历史课时，谈到了毛泽东的约见，说道：“主席很好！身体很健康！工作起来生龙活虎！”教室里立即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好像要把整个教室震塌了似的。他把他和毛泽东的交往史作了简单介绍后，说：“主席很谦逊。我们和他在一起，像和老同事们在一起一样，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特别，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拘谨。我们一块儿说笑，一块儿抽烟，一块儿吃饭。主席说话，总是谈笑风生的。主席说：‘一个人有没有架子，不要自己来鉴定：说我没有架子了。如果群众说你没有架子，那你才算真正的没有架子了。’这说得多对呀！譬如下放干部，他是不是真正的放下了干部的架子，自己说放下了不能算数，应当让群众来作鉴定。”“主席很好学。他念了一本书又一本书。但是，主席的念书，并不是为了念书而念书，主席的念书是为了中国的革命，是为了中国六万万劳动人民。主席说：‘工业比较好搞，农业比较难搞。’因此，主席为了中国的五万万农民兄弟，就啃了一本土壤学又一本土壤学。主席年岁这么大了，每天还要念两个小时的英文。主席因为好学，当然也就博学。他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出色的历史学家。他讲起历史来，古今中外，头头是道，连我这个所谓全国闻名的历史学家，在他的面前，也只得认输。”“总之，一言以蔽之，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要做的工作那么地多，但自己却并不争气，做得那么地少，又那么地不好。像主席那样的人，任何知识都会在他的身上，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啊！”

“西湖夜谈”后，他们三位又在不同场合和毛泽东见过面，或长或短谈过话，这都使他们深受鼓舞。“文革”期间，他们都有“牛棚”的经历。1968年，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谷城、谈家桢（他们都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恢复了工作。1972年，在“五七干校”的赵超构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毛泽东亲切接见周谷城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他们悲痛万分。周谷城当晚作《哀悼毛主席》七律一首，前四句为：“深秋日午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抢地呼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1983年，周谷城到韶山瞻仰了毛泽东故居。他遥想当年，感怀系之，赋诗《赴湘潭革命圣地》一首，最后两句是：“万国工农争景仰，喜看遗泽润天涯。”赵超构于1977年9月受邀赴京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当他见到毛泽东的遗体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一时涕泪滂沱，啜泣起来。他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是历久弥新的。在后来社会上出现非毛化的言论和文章时，他总是对同事和朋友说：“那样的文章我是决不写的。”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终生难忘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教育了我》和《天大恩情难补报，殷切教诲从头学》。一直到他去世，他没有一句对毛泽东的非议，甚至在谈笑间也没有讲过一句轻薄的话。毛泽东去世时，谈家桢在上海文化广场设下的灵堂为毛泽东守灵，“哀乐阵阵，哭声阵阵，凉风阵阵。心头巨大的悲痛……”。他在1999年所作的自传《生命的密码》一书中写道：“毛泽东主席逝世已有二十多年，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这种思念随着岁月的消长，又从感情上升为理念。”

他们三位一直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们与党是同心同德的。谈家桢在《生命的密码》中写道：“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半个世纪以来，在思想上一直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我亲身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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