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 胡勇：“草地密电”辨析之风波何处乍起？

杂谷垴？东门外？

——风波何处乍起？

双  石 胡  勇

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与“南下”的战略方针的抉择上产生重大分歧的同时，关于组织路线上的分歧也随之滋生：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在一致通过了“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的同时（包括张国焘在内），实际上已经明确提出了“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15]”、“国焘同志是常委，是军委负责的一个[16]”，但张国焘却并不满意。

而且，他很快就将这种“不满意”，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传递、散播和扩大了。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6月30日，张国焘启程回理番（今理县），林伯渠、李富春、刘伯承等所率的中央慰问团与之同行。7月2日，张国焘将同行的中央慰问团安排在距杂谷垴约20里处关口村红军大学住宿，自己则先行去了杂谷垴（或理番县城薛城镇）[17]。当晚21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中革军委，对松潘战役部署提出建议，大意是松潘战役可由红四方面军担任主力，“一方面军可以占阿坝一带，创造后方，暂休息补充，作四方面军预备队”[18]。

这个联署电报是否是张、陈、徐三人在一起商量后签署的，是在何处发出的，目前尚难作出最后确认。根据林伯渠次日的日记记载，因为杂谷垴是红四方面军后勤部门和中共川陕省委所在地，慰问团到达这里后，决定林伯渠留在这里慰问红四方面军同志，李富春、刘伯承则前往东门外去看望徐向前、陈昌浩：

七月二日，晴，早六时行（注：从大秋地出发），行约八十里到关口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宿营。

七月三日，晴。午前十一时抵杂谷脑，部队及番人群众均列队街口欢迎，午餐后伯承、富春赴东门外访徐、陈、原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余留此。[19]

这里的“东门外”是一个极易产生误读和混淆的地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也跟很多研究者一样，想当然地认为这个“东门外”，指的就是杂谷垴或薛城的东门之外！笔者曾经查阅过《理县县志》和《理县地名录》，也曾到当地寻访群众，始终没能找到这个“东门外”。后来想到此间县治在几十年间多有变化，于是又查阅了相关邻县的地名录。最后终于发现，这个“东门外”实际上是一个当年属理番县而现已归汶川县龙溪乡辖一个村寨名！现名为东门口村或东门寨，“东门外”得名之缘由是因为这里曾是古霸州城的东门之外。这个地方距薛城20公里以上、距杂谷垴（今理县县城）40公里以上，距岷江畔的威州（今汶川县县城）约10余公里，距茂县县城约60公里。[20]

这个村子，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经提到过——只不过徐的称谓是“下东门”：

李先念率八十八师和九军一部出发后，为便于指挥前线部队作战，我即移住理县下东门（引者注：这就是“东门外”）。张国焘、陈昌浩仍在茂县。下东门为岷江和杂谷脑河汇流的地方（引者注：实际上离汇流处还有20里路），是块平坝子。四周环山，林木葱茂，蹦跳腾窜的猴群，嬉闹在山林间，逗人喜爱。有时我和警卫员、参谋一大早起床，站在山边看猴子玩耍，别有一番情趣。[21]

徐向前的这段回忆中的地理要素与环境与如今的东门口村极其相似，但徐自陈的此间活动轨迹与笔者在当地的调研有些出入：徐当时并不是从茂县移驻东门外的——红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会师的6月12日，张国焘曾通过李先念向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过张、陈、陈三人当时所在位置：“向前在理番，昌浩在北川，弟在茂县”[22]。而据理县有关史料称：1935年6月7日～8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曾在理番境内的佳山寨驻节，12日又西迁至杂谷垴。[23]徐向前移住东门外，应该是在此之后的事情。而从东门外赶往茂县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

如此，7月2日21时这份联署电是三人一起商量后发出的可能性就只有一种：张国焘7月2日晚上就赶到东门外见到了徐陈，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又联署了该电。但平心而论，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的原因是：果如此，张国焘这一天要走近200里路（7月1日张国焘与中央慰问团同宿于九军二十七师驻地大秋地，距杂谷垴尚有百里之遥[24]）。或者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徐、陈首长当时在杂谷垴，张国焘是在杂谷垴与徐、陈见面并商定相关作战部署后联名发出此电的——不过如此一来，徐、陈次日不留在杂谷垴迎接中央慰问团却直接返回了东门外，也就显得十分不合情理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7月2日晚，张国焘是在杂谷垴或理番县城（今薛城镇）用电话与在东门外的徐、陈就作战问题进行了商量，在取得了一致意见后，由张国焘签发了这份联署电。3日或4日，张国焘又继续赶往东门外与徐、陈相见。据陈昌浩回忆，张国焘与其见面后，“中央好的东西一点也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央特别是攻击毛主席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25]。

盛仁学所著《张国焘年谱及其言论》称：7月5日，张国焘即在杂谷垴召开会议，散播对中央不满和对中央路线怀疑的情绪，挑拔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26]——这里的“在杂谷垴召开会议”似不确，因为据《林伯渠日记》称，张国焘、李富春、林伯渠一起从东门外回到杂谷垴的时间是7月7日晚[27]。如果7月5日张国焘召开过这个会议，那就只能是在东门外而不可能是在杂谷垴召开的。

而且很难想象：徐、陈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或者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李富春于7月6日凌晨1时签发的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可资佐证——这份电报就是在东门外发出的，在这份电报中，李富春转达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关于“统一组织问题”的“具体意见”：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六日一时[28]

“大家意见”——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

张国焘哩？没明说，当然只能是“更高”！高到哪里去？党中央自己去想。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称：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先经杂谷垴与徐会面后回到茂县[29]，7月6日再从茂县赶往杂谷垴迎接中央代表团，而当日他与陈昌浩已分别率队出发，对此间或此后“要官”之事“蒙在鼓里”且“一概不知”[30]。笔者认为此说似不确。李富春1935年7月6日1时致中央电言明的信息可印证张国焘与徐、陈见会见的时间以及7月5日在东门外开会的大体内容，同时也说明：会议的内容，徐向前、陈昌浩是知道的……

而且，张国焘是先于中央慰问团与徐、陈见面的。

7月6日，徐、陈“由理返茂”[31]；7月7日，张国焘与李富春、刘伯承一起返回杂谷垴。[32]

当然，张徐陈的“具体要求”是经李富春“转致”中央的，尚不失委婉、节制与含蓄。

注释：

[15]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499～第500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6]张闻天《在两河口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35牟6月26日）》，《张闻天选集》第550～第55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17]《刘伯承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同志的谈话（从张国焘看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问题）（1961年1月2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8]《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关于作战部署意见致中革军委电（1935年7月2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9]《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4～第5页及相关注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0]汶川县地名领导小组编：《汶川县地名录》第29页：“东门口，又名东门外，原牛山寨和罗山寨踏平霸州后，该村建霸州城东门处而得名”。该地现为汶川县“羌人谷”旅游区。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3～第305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2]《张国焘关于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的战略行动问题致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电（1935年6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3]理县地方志办室编撰：《红军长征过理县》，《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第18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佳山寨是位于东门外西南数十里高山上的一个山寨，徐住过的房屋现在仍然保留。房主龙志兴是当地羌族首领，建国后与徐有过联系。龙志兴之子龙昇云尚健在，笔者对他进行过采访。

[24]《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4～第5页及相关注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5]《陈昌浩介绍情况记录（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1961年5月10日）》，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26]盛仁学《张国焘年谱及其言论》第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27]《林伯渠日记（1935年5～1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4辑》（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第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28]《李富春关于张国焘等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事致朱德等电（1935年7月6日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9]从行程上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从杂谷垴——东门外——茂县——东门外，7月3～7月4日两天时间是根本不够的——由此也可见地名辩析和行程考察在历史考据中的重要性！

[30]《历史的回顾》第284～第2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31]徐向前是与陈昌浩并没有“分别率队出发”，而是“一起”返回了茂县，随进攻松潘右路部队行动。而按松潘战役部署，他本应返回杂谷垴，去指挥进攻松潘的中路部队。

[32]《朱德关于消灭胡宗南部及筹粮等部署致李先念等电（1935年7月7日23时）》，《后勤工作·文献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48～第4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徐、陈一起（不是“分别”）去了茂县。而根据松潘战役部署，徐本应与张等人一起返回杂谷垴，担负起指挥战役中路部队的责任。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