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的毛泽东

作者：李春发来源：党史博采 2022-06-07 564

毛泽东曾说：“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于法于情他泾渭分明，对朋友很讲义气，胆量宽广。这一点，仅从他对一些著名民主人士非常尊重且广纳其建言的交往故事上，即可略见一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虽日理万机却仍会抽空邀约知名人士，携手搭肩漫步，共话治国理政诸多事宜，充分体现了他作为领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深谋远虑和虚怀若谷，以及对朋友的真诚相待。

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议案时，毛泽东极为重视、认真采纳并立为一项有效政策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农民、工人、干部、战士和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说，他满腔热诚地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在他的号召下，参会者开动脑筋，争献抗日救国大计，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这其中，就有米脂县参议员李鼎铭。他原是当地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曾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和小学校长，晚年以行医务农为生。他为人正直，同情农工，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

李鼎铭的心被毛泽东那一番高瞻远瞩、诚挚精深的话打动了，根据自己了解掌握的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重的情况，经深思熟虑提出一个“精兵简政”方案：“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政府要彻底计划经济，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可议案一经提出即遭到一些人的质疑：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甚至怀疑李鼎铭提案的动机。

◆林伯渠与李鼎铭（左）。

而毛泽东对此议案十分重视，不仅将其抄到本上，还拿红笔圈起重点，并旁注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在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刚一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边鼓掌边走到台前，深刻、生动地阐述了在“鱼大水小”、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还对党内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他严肃指出：“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在毛泽东支持下，“精兵简政”议案顺利通过。

从此以后，党中央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先后3次实行精简整改，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关于精兵简政政策的广泛实施，对于减轻人民负担、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黄炎培关于党领导的政权及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问题，毛泽东自信作答“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迎接。翌日下午，毛泽东邀请他们到杨家岭交谈。时年67岁的黄炎培读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毛泽东自传》等书籍。二人心仪已久，这次一见如故。

当毛泽东同黄炎培握手时，笑言：“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头雾水，一问才知：1920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访华时，黄炎培曾请杜威在上海演讲，当时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黄炎培和冷遹到家做客，纵论历史与时政。他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数日有何感想？”黄炎培坦率答：“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1945年7月1日，毛泽东欢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来延安参观。

听完这席情真意切的耿耿诤言，毛泽东掷地有声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等人访问了5天，与毛泽东等人3次共十多个小时会谈，双方形成《延安会谈记录》，包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等内容。二人的这次谈话，黄炎培记载在《延安归来》小册子里。此书初版两万册，数日被抢购一空，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这一著名延安“窑洞对”一直传为佳话，至今对我党鞭策和警示意义甚大。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二人有了更多交往。1949年至1960年底11年里几乎年年都有书信往来，畅谈国是。黄炎培常在信中建言献策，坦诚说出关于国计民生的各种实际看法与相应思考对策；毛泽东则一如既往肝胆相照，及时适当地听取其中合理科学的建议与意见。

当时，中共中央和政务院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有黄炎培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参与。身为民建主要负责人的黄炎培虽高龄却仍多次深入全国各地躬身调研，只要发现问题，回京后都会主动向周恩来反映。对一些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重要问题，他还要直接畅所欲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问题，同时也提出些解决矛盾的合理化建议。如，1953年二人就私人工商业改造等问题，就不仅参加相关会议座谈讨论，而且还鸿雁传书数封。

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每天星夜披阅许多重要文件的毛泽东，对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寄来的信件和材料，一般都会给予格外关注和重视，尤其对黄炎培的来信，每次都抽空批阅且必复。

张元济提出关于下情上达与必须发展农业生产等建议时，毛泽东频频点头

在出席新政协会议的人中，著名出版家、82岁的张元济可谓资深元老。毛泽东对他极尽礼遇，曾两次召见面议国是。

1949年9月19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邀约张元济、程潜等同游天坛。他们兴致勃勃如约以赴。毛泽东在祈年殿外等候他们，见面后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毛泽东心情颇好，一路上谈笑风生，并同大家在祈年殿前合影留念。张元济、程潜等分站于毛泽东右边、左边，旁立刘伯承、陈毅等。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右八为张元济。

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善培到中南海吃晚餐，适时征询建国诸事意见。张元济当面进言，畅谈中开门见山：“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当局措施容有未当，报纸不敢倡言，宜酌登来稿。报馆应负职，必须有确实地址、姓名，方予录登，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农业，其次为工业。工业先轻工业，次重工业。国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三为缴粮之事，民间苦于负担甚重。此由有田者有匿报之户，于是实报者意有不平。同匿报者反而减轻，此必须由地方公正绅士出面相助。”

当张元济提以上建议时，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对于第一条，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专辟一栏，先做一样子。”

关于第二条，毛泽东说：“现在铁路需要铁轨，鞍山矿产不能停顿，纺织亦有数十万亦亟于进行。”张元济的看法是“现有者无中辍之理，需新创中宜斟酌”。

对于第三条，陈毅先解释：“河北、山东负担较江浙为重。江浙并未微失。又无锡有某姓有田七万亩，缴数甚微，且不肯缴，不能不予以惩儆。”毛泽东补充：“现有大军数十万移向江西、福建，分别南下。以下可以减少若干。”

仇鳌投书直言反腐，毛泽东立即回信说“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仇鳌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曾资助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49年3月底，毛泽东亲自电邀仇鳌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四人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策。时仇鳌已居故乡汩罗山村，他给毛泽东回电辞谢说：“亦山半肺残躯，老迈无为，愿居林泉，以度余年……”

10月，毛泽东又亲笔去函邀请：“纵先生无意职位，亦请来京欢叙。”并请湖南省军区派人去汩罗乡下寻访。情意拳拳，使仇鳌深为感动，不便再辞，乃携秘书陈曼若、奠钧一等赴京。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为仇鳌一行洗尘。

◆仇鳌

1950年2月，毛泽东请仇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老人又托辞老病以谢。毛泽东风趣地说：“你去挂个名嘛！人常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只开开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仇鳌给毛泽东写去一封洋洋数千言信，在历叙旧谊后恳切直言：

“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万头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但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即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难艰皆可克服。”

此信有两特点：一是见事早。远在新中国建立伊始，仇螯就预见指出，共产党在执政后一定要注意保持清醒头脑以正确对待工作的失误。二是语言直。全信没有颂词、谀词和八面玲珑“政协话”，只有苦口良药般的警戒良言。如此诚挚中肯意见，足见其胸中有真知灼见，韬略不凡；而且针砭时弊，箴言相规，真正做到了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毛泽东看信后，慨叹颇多，感同身受，深为佩服和赞同，立即回信说：“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董其武提出关于起义人员待遇问题，毛泽东果断表态解决

1949年初，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华北剿总”驻归绥部队指挥所主任的董其武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协议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震动很大，想效仿。不久，便传来毛泽东接见傅作义时的指示：“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不变，告诉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

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天津、北平、绥远三种不同解决方式”，并对“绥远方式”作了明确阐述。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保持中立，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全包下来，不遣散，起义前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等条件成熟了再按人民解放军制度将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得知后激动万分：“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领衔在绥远起义通电上签名。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策略方针，董其武经过精心准备，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绥远起义后，董其武任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4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董其武。在座的有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林伯渠和傅作义。下午6点钟，毛泽东来后笑容满面握住董其武的手说：“董其武将军好吗？”董其武回答：“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宴会之后，毛泽东同大家一起观看了怀仁堂的文艺演出。

4月27日晚，董其武和傅作义、高克林一起去中南海见毛泽东。他向毛泽东恭敬行了礼握了手。落座后毛泽东询问了绥远情况并称赞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接着他指着傅对董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他，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泽东这时问董：“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董答：“不是。”毛泽东又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不为无因，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毛泽东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最后对董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1956年，董其武到北京参加“五一”节活动。而此次并非单纯为了参加活动。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些起义人员受了委屈，给他写信表示对起义有怀疑。

5月13日，董其武带着起义人员的许多信件来到中南海面见毛泽东。他说：“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儿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

毛泽东坦然微笑说：“甭客气嘛，有什么事哩，尽管说！”

闻听此言，董其武直截了当地说：“过去说对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训的、有劳动改造的。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信都转到国务院了，问题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听了董其武的汇报后，沉吟一下，说：“咱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他拍着桌子大声说：“改！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非常兴奋，带去的信原本要给毛泽东留下看的，但他马上决定一封也不留了。

当冒广生坦陈“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时，毛泽东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1957年初春，著名老知识分子冒广生来京探儿冒舒湮并致书陈毅以叙旧情。陈毅得信后即派秘书持亲笔信到访，诚邀其参观故宫博物院，并在御花园品茗。同行者有其多年好友程潜和谢无量。６月，应陈毅之请冒广生撰写《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文章发《人民日报》后，记者来访并写《八五老人一席话——访冒广生先生》登该报，两文后被海内外多报转载。

转眼夏季的一天，从陈毅处得讯的周恩来探望冒广生。二人亲切叙谈两小时。临别，周恩来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果然数日后一个晚上，毛泽东派车来接他去中南海一叙。毛泽东早早候于门前，见车来忙趋前迎接，与他握手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