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法，是黑法还是良法？

一

昨天看到群里转发了一篇评商鞅变法的文章，文辞生动，逻辑自洽，读起来十分畅快有趣，但是它表达的观点却让人十分惊异。

文章的核心观点就一个：商鞅这伙人太暗黑了，其所著之法的逻辑就是以残暴酷吏去统治愚民弱民。

说简单点就是一边扶植奸人酷吏，一边采取愚民弱民的政策，然后通过这些奸人酷吏用残暴之法，去统治像机器一样愚昧的农民，使农民没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耕田种地，这样国家就富有和强大了。

这一结论听上去可不就暗黑嘛，这种思路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邪派人物修炼速成武功一样，往往是通过自残自损的方式来快速释放潜力，但是邪派武功往往会埋下巨大隐患，且不可持续。

所以，照这个观点去看，商鞅之法自然是暗黑无疑了。

这一结论首先听上去是很反常，商鞅变法沿袭六世，把一个已经沦为诸国眼中的“戎狄之辈”，连诸侯会盟都不允许秦国参加的弱国，摇身一变变出了一个一统六国的大秦帝国，这显然不可能是简单地依靠残暴手段和愚民弱民的方式就能够实现的。

更何况后来汉承秦制，秦虽二世而亡，但是秦法却又被汉朝沿袭和继承了下来，并在西汉时期大放异彩，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部暗黑之法能完成的使命。

然后我上网找了很多商鞅变法的话题一看，这不得了，暗黑之法的观点简直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什么驭民五术：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什么奸法酷吏，什么涸泽而渔，统统指向这部商君之法就是一部黑法，好像非要将其按翻在地，跺上几脚才能解恨。

当然， 反常的东西并不代表就是错误的，商鞅之法到底是黑法还是良法，需要从体现商鞅变法的那部著名的《商君书》，以及当时的变法在秦国的实际运用中结合着去看才行。

大家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那部《商君书》，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发现那哪是什么暗黑之法，那简直就是一座思想宝库，全文非常短，现留存下来的有24篇，但是你不要看它短，里面却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即使放到今天，毫无不夸张的讲，里面很多思想依然处处散发着它的真理性。

而那些能从《商君书》里总结和提炼出驭民五术，即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的人只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只看了24篇里的弱民篇和说民篇的人，如果只看这两篇，确实容易得出驭民五术的结论，但是你只要把24篇通读之后，就会发现，商鞅所说的弱民和愚民根本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那么回事儿，这一点我们后面专门解释。

另一种，就是故意忽略全文，忽略秦法的实际变革史，然后从其中的说民篇和弱民篇里截取一部分，抹黑商法的人。

二

且不管商鞅之法暗不暗黑吧，我们先来看看商鞅变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这事还得从商鞅见秦孝公说起。

商鞅本来叫公孙鞅，是卫国公室后裔，也叫卫鞅，后来在秦国变法立功，又在军事上统率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所以被秦孝公赐予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因此得名“商鞅”。

商鞅在遇到秦孝公之前屡不得志，原本想在魏国干一番事业，但是人家魏王不吃他那一套，今天看来，商鞅那一套确实不太有国君敢买账，因为人家都是要改革，要变革，结果商鞅那一套完全不是变革，一上来就要革命，你说哪个国君敢轻易采纳。

那时正逢秦国弱势，处处被其他大国排挤和鄙视，要说秦国当初在秦穆公时期那也是春秋霸主之一，结果两百多年传下来，变得积贫积弱，人家几个大国开个会都不给你吱一声，军事上处处受欺压，所以到了秦孝公这里，他是深感“常痛于心”，想要重振秦穆公雄风大业之情不可谓不切。

于是即位当年，就下令国中：“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这是要把天下拿出来与能变法强国之人共享啊，当然能不能享得了，要做另说，但是孝公变法图强之心那是诚恳之致了。

于是就有了商鞅入秦，与秦孝公探讨变法强国的一幕。

一开始的时候，商鞅大抵也不确定秦孝公会不会吃他那一套，毕竟革命这事太激进，不是谁都一下子接受得了，所以他准备了三套方案，分别是“帝道”、“王道”、“霸道”。

这三套方案名字听上去都很威武霸气，但内涵所指却完全不同。

所谓”帝道“，是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主张君主应“无为”、“不争”，既然是“无为”和“不争”，那自然就要减少税收和刑罚、慎重出兵，消极对待政治竞争。

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今天西方主张的自由主义，国家别干预，少调控，减税减负，任由大家自由发展，少管少做，就是无为和不争。

秦孝公一听，这不扯犊子嘛，本来秦国现在就是贫弱无力，人家刀都指到我们鼻子上来了，然后你还让我减税减负，放任自由，那不是任人欺凌，越过越窝囊吗？

不行不行，你这套方案明显不适合我国国情。

于是商鞅又拿出第二套方案，就是“王道”。

这个“王道”指的是儒家的一派学说，主张君主要实施仁政，应“为政以德”，用德治治理国家，对人民以柔和的方式进行教化，通过规范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念重建社会秩序，从而实现天下一统井然有序的美好社会。

这一套方案一拿出来，秦孝公直接怀疑这个商鞅名不副实，也太水了。

现在是什么年代，纷国战乱之年，百姓贫困，吃不起饭，国家积弱，打不赢仗。诸侯国的铁蹄入秦而来，难道你还叫我去告诉我的子民，让他们温良恭俭让？

这玩意是能吃饱，还是能打仗？

不是说它没用，道德的教化放在和平年代，用来规范社会秩序，培养个人才学品质是很有用的，但是战争年代，秦国又处于弱者地位，这显然不能成为秦国的主要国策和方向。

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视角去看，这套孔子的儒家主张，在战国时期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他的许多话，都是些好话，就是拿到现在来看，许多话也都是好话。但是，面对现实社会中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它解决不了多少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些空话，废话。你回避承认和解决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过分强调个人修身养性，又有多大用呢？所以孔子当初周游列国，到处不受欢迎，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丧家之犬。

修身养性，个人品质的塑造，主要是和平年代的事情。就好像当初蒋介石搞那个新生活运动一样，军阀混战、帝国欺压的条件下，民众都吃不起饭，穿不起衣，看不起病了，你还去跟他说要勤洗手，爱健康，要讲礼貌，树文明，能起什么用？

就好像让今天的贫困者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开车去跑滴滴一样，太脱离群众了。

秦孝公一看，这又是一个不符合秦国国情的方案，比那个“帝道”还扯淡。又否决了这个方案。

这时候商鞅看出来了，这个秦孝公是识货的，搞不好他能接受我那套革命的方案，于是就把压箱底的第三套方案拿出来了，这就是后来把秦国推到一统六国的大秦帝国的商鞅变法。也就是当时的那套“霸道”的主张。

应该说，这个方案在此时应该还是个草案，但是它的思想和方向却完全吻合了秦孝公的意图。

这套商鞅变法是有哲学基础的，它的哲学思想可以用商君书里的一句话来概括：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篇》

这句话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所有的法令、制度、变革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实际条件去制定，而不是拘泥于古法旧制。

在当时，人们寻找治国之法，往往一定要从先人旧典里寻找点理论依据，必须从古人法典里去找答案和主张。这大抵是因为那时候尊古敬孝的文化风气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理论文化不发达，思想还很禁锢，所以只能从古人法典里去找办法。

而商鞅此时便提出了，变法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古典出发。这种思想像我们今天的什么思想？

是的，丝毫不用怀疑，它就是我们今天“实事求是”最早的原始版本，这一思想距离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认识理论，足足早了两千年。

当然，那个时候的“便国不必法古”的思想，还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实践提到主体地位的这一高度，但是就当时的历史条件，那已经是极大的思想解放了，到今天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啊。

三

在“便国不必法古”的实事求是原则下：商鞅根据秦国的国情，提出了重农、重战的革命方案。

所有的改革，都是围绕着重农、重战的思路展开的。

这时候我们马上就能明白，商鞅所说的愚民和弱民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先说说所谓的重农，就是要重视农业的生产，而所谓的重战，那就是要重视军事建设。

秦孝公这一听，立马来了兴致，这才是他迫切想要的改革方向嘛，重农可以发展生产，可以富民；而重战，可以加强军事建设，可以强国。

富民强国，这才是当时条件下秦国最迫切的愿望，道德教化和不争不言赶紧先放一边去。

可是重农重战，听上去很简单，要如何实现才是最重要也最关键的。

战国处于奴隶时代解体的历史阶段，常年战祸不止，这就导致了流民四散，土地和商业、手工业又都集中在老士族和官僚国戚手里，这些奴隶主就是死了还动不动就要拉人殉葬，这不严重损伤劳动力嘛。秦国子民生活水生火热，在有限的资源里挣扎，自然就会为了争夺屁大点东西常常大打出手，不是今天你挖了我家墙角，就是明天他偷了你家谷子，矛盾都被转移到了群众那里，搞得整天群众斗群众，越斗就越弱，越弱就越斗，陷入恶性循环。

那时候秦国境内民间私斗现象屡禁不止，大大破坏生产力，原因就是因为僧多粥少，那么多人抢那么点资源，能不打起来吗。

所以，要重农重战的核心关键在哪？在所有制。

那时候又没啥技术进步，唯一的进步就是简单地改进一下劳动工具，增产不了多少粮食，因而当时条件下的社会矛盾靠技术是没法解决的，只能靠改变所有制来解决。

改变所有制，那就是要革老士族的命，革官僚国戚的命，这怎么革？

太难了，这是要秦孝公刀口向内，触碰官僚士族的利益，触动利益可比触动灵魂难多了，弄不好革命没革成，却使秦国统治阶级内部先乱了起来，那不是更糟糕？

看上去简直毫无头绪和办法，这时候商鞅惊人的智慧就凸显出来了，这套办法看上去简单，但实际巧妙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商鞅是怎么做的呢？

核心是两步：第一步先把群众组织起来。

商鞅制定了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采取军事化的管理方式，颁布“令民为什伍”的法令，什伍即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五家相互监视，形成一个个的集体组织，将全国人民都编入户籍，“生者著，死者削”。

这样一来不仅仅是减少流民四散，而且有了被组织起来的群众监督，那些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的；坑蒙拐骗、偷抢淫掠的；私下逃到邻国的，自然就大为减少。

在这种集体组织下，社会不安定现象自然得到了一定缓解，保护了生产力，减少了民间私斗现象。

为了保障这种集体组织成立和规范，自然就要用到另外一个手段——那就是重刑。集体互相监督，如有叛逃、私斗、破坏生产力的人，一个逃跑，剩下五家就要被同样追究责任，这就是连坐。

后来的史学家们把连坐批得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但是回到当时的那个秦国条件下，如果不用重刑，这种组织根本不可能被短期建立起来，连坐的目的不是为了罚人，它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组织群众，而事实是果然被组织起来了。

这是符合商鞅变法要因地制宜的思想的，不同的历史条件和阶段下，用处理当时问题的法律而已，只是后来有人不知变通，只是单纯批判连坐，用后来的标准评价当时的制度，这就有些虚无主义了。

当然，后来秦孝公死了，商鞅遭到报复，想要逃出去，却恰恰又是因为这个户籍制度和群众监督，使得他最终没有逃出去，身受车裂，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变法的牺牲和代价，但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真的起到了管理群众的作用。

群众的眼睛，就是当时最先进的监控设备。

但是说到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大家一定发现了，如果光光只是有这一条，其实治标不治本，它仅仅可以监督秦国子民不逃走，不斗殴，不破坏生产力，能保障一时的社会治安。

可是最关键的革命问题，还没有触及到，僧多粥少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所有制的问题没有解决，群众还是在屁大点资源里互相争夺，矛盾迟早还是要爆发，甚至可能会爆发的更加猛烈。

于是另一项能够彻底扭转秦国国运，改变秦国命运，奠定帝国基础的变法制度出来了，这就是军功爵制。

这就是第二步：实行军功爵制和军功赐田制，奖励公战，严禁私斗，鼓励人们为国家作战。

这个军功爵制原理非常简单：就是谁打仗打得厉害，战功多，就给谁相应的爵位、土地、荣誉。

有军功就可以受爵，并获得与所受爵位相应的特权待遇，即**“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

商鞅在秦国建立起严格的二十等级爵制，得爵一级就可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能获得军功。受爵一级就可以在原有土地基础上增加授田一倾，爵至六级以上就可以按等级食邑食税，爵至七级就能与县令同等待遇，爵至九级则可以“税邑三百家”。

当然，这里面得一甲者，未必是得对方一个首级，应该是有专门的计量方法。

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以前靠出生，生在什么家族，就是什么命运的局面被打破了，现在是谁能立战功，谁打仗勇敢，谁就能翻身，谁就能改变命运。

在军功爵制下原来的宗族等级制度被破除，“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军功即使是宗室贵族也不能超越规定标准占有田宅、资源和爵位。

那时候秦国正处于贫弱边缘，受人欺辱，商鞅提出来按照军功受爵的变法方案，那些老士族虽然心里不满，但是嘴上可不敢说，对吧，人家都快打上门来了，鼓励军功的制度，谁还敢说反对？

这就为当时军功制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虽然还是要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还是要触碰倒老士族的利益，但是起码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既不生内乱，又可以改变所有制。

这样一来，回到上一个改革措施，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制度简直完美衔接了起来。

农民可以通过打仗分到土地，这一方面使得军事立刻变强了，农民踊跃参军，勇敢作战，军事大大加强。而士兵打了好仗，又可以分到土地，分到爵位，还可以享有社会的荣誉，这就使得原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资源，开始通过军功爵制向农民手里转移，农民可以获得更多土地。这样资源的所有制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资源集中在贵族手里的所有制问题解决了，农民手里有了土地，资源，甚至爵位，那么群众的组织和互相监督制度就能稳定下来，那么自然就可以保护生产力，维持社会秩序，使农民能够更好地发展生产。

这样一套循环操作下来，立刻就把原来群众斗群众的恶性局面打破了，这简直是天才操作，所以为啥我说《商君书》里充满了智慧。

四

以上就是重农、重战的核心关键，也是商鞅变法的根本原理，而重农和重战又是相互连接，相互促进的，这就是最早的矛盾统一法则的运用啊。

所以要说起辩证法的运用，商鞅绝对是最早而且最首屈一指的。

而重农重战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是什么？就是所有制的问题，要使集中在少数奴隶主、贵族、老士族手里的资源，通过军功分配给农民，这样就能发展生产力，能富民强国。

而回到最初我们说起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商君书》里的弱民篇和说民篇里，会有要愚民，弱民的说法呢？

这与秦国的实际变法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都知道，一切变法的核心关键都是所有制问题，而其他的相关配套的变法手段都是围绕着所有制展开的。

这个我们上一篇文章刚好说明过，改革的尽头是所有制，所有制的方向是公有制。

商鞅变法也不会有例外，所有制的问题是经济基础的问题，随之与其相辅相成的是上层建筑问题。

军事作为上层建筑里的国家机器，暴力组织，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也通过军功制度得到了解决。

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以及军事斗争的需要，必然就要有一套保护经济基础的法律上层建筑，于是倒逼法律层面的改革，这样我们就看到了重刑、连坐、以及种种法制的改革。

这些可以说都是围绕着所有制的问题展开的，是为了保护和适应改革了的所有制关系的，比如上面说的你要组织农民，就自然出现了连坐之法。再比如：你给有军功的农民授了爵位，给了封地，那么就自然出现了一种通过军功诞生的新的行政组织，这时候老贵族的那种分封制就要瓦解，于是新的郡县制就会被普及起来。

当然，郡县制并不是商鞅时期出现的，但是却是通过商鞅变法，所有制改革以后，才被普及出来的，而随着郡县制的普及，中央集权的一系列制度又重塑了起来，以便适应郡县制。

这就是我们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是这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没有这个改革，已经改变了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不会巩固的，这个改革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上层建筑改革。

什么意思，就是要把重农、重战的思想深入农民心里，把贵族用“古典”、“礼乐”、“奴化”等思想宣传麻痹农民的民间文化给扫除出去。

但是在贵族阶级、奴隶主阶级看来，他们可不会说古典教化、礼乐文化、奴化思想是麻醉剂，他们会说这是对农民的教育和提升，是对农民的文化教养，是对道德的普及。

在贵族阶级的眼里，只有通过他们的思想教化过的农民才是“智民”，才是“强民”，才是“好民”。

这就跟今天的资本家一样，在他们眼里，只有经过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服从主义驯化过的群众，才是他们眼里的好群众，不服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群众，那就是愚民，弱民，次民。

所以后来，有人提到这个时候，就批判商鞅，说他不让秦国的农民听音乐，不让秦国的农民享受教育，不让秦国的农民学文化，所以他愚民，弱民。

这些大哥些是真不知道中国的义务教育是哪年才开始的普及的吧，秦国的时候，你让普通农民听音乐，学文化，受教育，你这是跟我开玩笑呢吧。

所以商鞅的愚民，弱民说的是什么？？

他说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没有被奴隶主阶级的文化和思想所驯化的农民。

农民的脑子里装的应该是老秦人艰苦奋斗，朴素踏实，勇于作战的思想和意识，而这样的农民，却是老贵族口中的愚民和弱民。

既然如此，那么商鞅认为，我们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愚民”、“弱民”。

所以，商鞅要把原来那些意识形态里的旧文化，旧礼乐统统废除和抛弃，尤其是那些专属贵族阶级的享乐文化，诗情画意，剥削愚弄，麻痹群众的文化。

这就是商鞅弱民和愚民的真实含义，结果这一招被后来的统治阶级抨击为不让农民思考，不让农民学习，最搞笑的是说不让秦国的农民听音乐。

你们咋不说不让秦国的农民看电影呢？？

关于这一点，即使是在《商君书》的说民篇里，也就很好的阐述。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商君书•说民篇》

简单翻译下吧，一个国家，农民贫困，那么国家就弱，而富人却又骄奢淫逸，骄奢淫逸就生出祸害，祸害一生，国家就弱。所以要通过变法，通过制度使贫者富，富者贫（这里的富者当指贵族阶级，否则不符合军功制的变法实际），治国之举，就是要让贫的人富裕起来，让富裕的人能贫下去（自然也是指贵族阶级）。贫民富裕了，国家就强了，贵族阶级贫了，骄奢淫逸就少了。国家持续强下去，又没有骄奢淫逸那些东西，必然就要称王。

果然，商法六世之后，大秦帝国诞生了。

这哪里是什么所谓驭民之术的弱民，愚民、贫民？？？

要说这思想，妥妥的就是今天的共同富裕思想，商鞅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来了。难怪毛泽东评价商鞅：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所以我说大家有时间绝对值得读一读《商君书》，里面有宝藏。

回到文章提出的那个问题，商法到底是黑法还是良法？

我看这个问题没什么难的，就是看你是秦国的农民，还是秦国的贵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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