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德学：邓华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突出贡献

作者：齐德学来源：跨过鸭绿江 2022-12-01 2389

一、组建东北边防军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力举邓华任第13兵团司令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特别是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未雨绸缪，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于7月7日和10日两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组建东北边防军保卫国防问题。决定调已向中原地区集中整训的国防机动部队第13兵团等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开赴东北边防整训，以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第13兵团司令员是黄永胜。在7日的会议上，曾担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三人一致认为黄永胜全面素质不如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而主张调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据此，会议决定以第15兵团部与第13兵团部对调，由邓华任第13兵团司令员。13日以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了此事。东北边防军集中后，原确定的边防军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治委员萧华因病因事均不能到职。经周恩来、聂荣臻等建议，毛泽东批准，东北边防军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并统一供应。8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部队以第13兵团为统一训练机构。这样，整个东北边防军的整训工作都是由邓华为司令员的第13兵团领导机关负责完成的。

二、朝鲜战争僵持于洛东江一线时，预判美军可能在平壤或汉城地区登陆

1950年8月31日，邓华与洪学智、解方联名，就东北边防军出国作战准备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给林彪作了书面报告，报告了6个问题。对边防军出国作战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我们应做的准备，考虑得十分周全，并作了深入的分析，对边防军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建议。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边防军进行出动作战准备的指导性文件。在第四个问题，即“关于敌人的企图”问题中，明确指出“美帝企图是要侵占朝鲜全境，作为将来进攻中苏的前进基地。”鉴于当时朝鲜战争双方在大邱、釜山地区处于僵持状态，邓华在报告中分析了美军下一步的可能企图，指出：“估计敌人将来反攻的意图可能为：以一部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扰乱牵制，其主力则于现地由南而北沿主要铁道公路逐步推进；一为以小部兵力与我周旋，抓住人民军，其主力则在我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如此人民军的处境会很困难的。”

林彪于当年9月8日将邓华等的报告呈报毛泽东，并请军委解决报告中提出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于9月26日批示由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酌办。邓华等对边防军出动后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我军作战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困难，美军为扭转不利战局形势而可能发动大举登陆进攻，登陆地区可能在平壤或汉城，这些都是邓华等具有战略性的预见，这些预见，在接下来的朝鲜战局发展中和志愿军入朝后前期的作战中，全部得到了应验。

三、寻机歼敌，取得横城大捷（略）

四、第四次战役紧要关头受彭德怀委托全权指挥作战

志愿军参战后，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不但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而且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这在朝鲜、在中国内、在苏联都产生一种轻敌速胜的情绪，认为朝鲜战争可以迅速结束。而身为志愿军统帅的彭德怀对这种情绪十分担忧。前三次战役基本上是在美国军政当局轻视中国人民力量，对志愿军不知底细，遭到志愿军突然打击而败退的。而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本身固有的弱点已经显露。第三次战役即带有勉强性，第四次战役则更为勉强。彭德怀认为就志愿军现有的装备水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但是艰苦的，而且是长期的。为更有利于战争指导，有必要对这个问题统一认识。在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彭德怀决定回京，向毛泽东和中央面报各项，获得了同意。1951年2月19日，彭德怀对作战进行部署后，致电在前线的邓华、韩先楚两位副司令员和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及志愿军第19兵团首长，告知：“我拟明（廿）日黄昏动身去中央，十至十五天返部。志司拟日内移金化前线，请邓华指挥。待洪［学智］解［方］率司令部到金化时，请邓华回金化司令部主持。”

彭德怀于20日动身回京，3月9日返回志愿军总部，前后近20天的时间，由邓华全权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作战。而这期间恰是“联合国军”发动代号为“屠夫行动”的进攻，目的是将战线从三七线附近的原州、平昌、旌善一线向北推进到汉江南岸、杨平、横城至东海岸的江陵一线，并消灭汉江南岸的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进攻于2月21日开始。邓华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顽强灵活阻击“联合国军”进攻，“联合国军”在空军、坦克、炮兵猛烈火力支援下，连续攻击15天，至3月6日才到达这一线，并且在彭德怀动身回京前就将汉江南岸的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撤至汉江以北，因此，“联合国军”并未达到消灭汉江南岸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的目的。3月7日，“联合国军”又发动了代号为“撕裂者行动”的进攻，目的是夺取汉城和向三八线推进。为使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既能有效阻击敌人进攻，又能减少自身伤亡并更多杀伤敌军，3月8日邓华以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的名义致电第一线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发出了战术指示，提出了阻击的具体战术原则和要求。至3月9日彭德怀返回志愿军总部时，志愿军和人民军已按预定计划在第一防御地带坚持阻击20天，实现了预定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

五、在谈判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提出“就地停战”的建议

朝鲜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26日进入第一项实质性议程即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谈判。早在停战谈判开始前的6月初，毛泽东和金日成在北京商谈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时，就考虑把争取实现以三八线为界停战撤军作为基本原则。5月底和6月初，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安排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以私人身份约见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雅格布.马立克时，向马立克透漏的美国意向，也是谋求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停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秘书处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对朝鲜战争双方提出的建议，还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在停战谈判进入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讨论一开始，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就阐述了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原则立场。然而，美方代表团不但坚决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而且狂妄地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人民军战线后方几十公里处，妄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以自相矛盾的理由要求在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上要给他们“补偿”。这些当然遭到朝中代表团的有力驳斥和坚决拒绝。双方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僵持不下，谈判20天没有任何进展。

当时双方的实际接触线，志愿军和人民军占有临津江以西三八线以南（包括开城）的部分地区，“联合国军”占有临津江以东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联合国军”占有的临津江以东三八线以北的地区，面积略大于志愿军和人民军占有的临津江以西三八线以南地区。为打破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谈判的僵局，8月17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李克农，明确提出了将三八线与现有战线联系起来考虑，将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联系起来考虑的具体设想，即“联合国军”从临津江以东三八线以北退至三八线，志愿军和人民军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志愿军和人民军从临津江以西三八线以南退至三八线，“联合国军”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双方的分界线还在三八线，但不叫三八线，只叫军事分界线，双方退出的地区作为非军事区。

8月18日，邓华以个人名义致电彭德怀并转毛泽东，对朝中方面关于军事分界线的立场提出几点考虑。邓华在电报中指出：“观察敌人底盘最低是现地停战，策略上拖到九月对日和会后，各方对他有利。据此，主席十七日所示之底盘，恐难成交。”主要困难是敌人坚拒对他现有有利阵地对换，他认为临津江以西三八线以南的地区无军事意义。“能争取和谈成功，是于全局有利的，而且是目前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战略方针”；“达成协议要以公平合理为原则，并要从实际出发。据目前各方情况，能争取主席十七日所示之底盘成交最好，否则，现地停战我方亦不吃亏，因临津江以西三八线以南面积虽较小，但人口财富俱较多，战略上敌阵地离元山近，登陆易，但我阵地离汉城更近，亦易抚敌侧背”；“此种方案，敌说是现地停战，我也可以说是三八线地区调整的停战，因东面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为敌所有，而西面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为我所有”；“总的方针既定，小的方面似不应过于斤斤计较”；我方虽考虑再经过两三个战役，将敌打过三八线，但一则根据我军现有装备状况能否打过去？二则即使打过去也要付出重大代价。因此，这次应尽可能谈好，除非敌人连现地停战也不接受，再坚决打下去。彭德怀同意邓华的意见，并于19日转报毛泽东。

8月22日，朝中代表团对谈判情况作了分析后，以代表团名义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指出：对方反对三八线方案和我方坚持三八线方案，主要原因均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我们既然放弃了以三八线为严格的军事分界线的方案之后，这样说那样说，实际上已经成一个说法问题了。其次，为了实现我们迅速争取停战的总方针，我们以为只有将就地停战加调整的就地方案才是切实可行的，并且能在政治上解除对方一味拖延的武装。……我们觉得可以考虑以就地停战加调整的就地方案，作为我们最后的方案，我们觉得这是符合我们总的利益的。……并力求尽可能主动地提出这一方案，以逼使对方不能再事拖延。”

邓华的建议和代表团的分析，得到了毛泽东和金日成的同意。后来，谈判双方就是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达成了关于军事分界线问题的协议。

六、两次提出让职

志愿军司令部成立时，中共中央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实际是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邓华从自身资历、能力和身体状况考虑，曾先后两次建议，由资历能力都比自己高的军队将领担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或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第一次是在第五次战役前，随着第9、第19、第3兵团入朝参战，部队增多，比邓华资历高的兵团指挥员也增多。邓华在直接面报彭德怀之后，于1951年4月16日致电军委总干部部并转毛主席提出：除第一次战役第13兵团指挥的几个军外，“陆续来朝部队已有第九、第三、第十九兵团，由于战争的拖长，今后各区换班部队还会继续来，而来的部队首长中，有些同志在能力资望上都比较高，……如果志司仍维持现状很不合适，……特别志司工作范围广而复杂繁重，彭总亦需几个得力帮手（我因能力与身体关系对彭总的帮助实在太渺小），根据这种情况和长期打算，建议志司有改组和加强的必要，原则上志司辅助干部中每一战略区至少应有一个，便于联系各区轮番部队和吸取经验，……因此以陈赓同志专任志司第一副司令兼第一副政委帮助彭总，宋［时轮］为第二副司令兼九兵团，我为第三副司令兼十三兵团……如此措施不仅于工作有利，而且在团结上也是必需的。”但毛泽东、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相信邓华的能力和水平。同年5月27日，彭德怀司令员致电毛泽东主席，请示“惟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6月1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请示。

第二次是1952年。当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代理彭德怀职务主持志愿军全面工作的陈赓，也于6月中旬调回内主持筹建军事工程学院，邓华被任命为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7月上旬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当月22日，邓华为贯彻中央军委轮换志愿军部队的指示，在致彭德怀并请呈毛主席关于全部轮换在朝部队的请示中提出：“志司任务繁重，且关系全局，个人德才资体均很不够，实在费力挑不动。目前虽无大的战斗，但工作上是有损失的，为加强志司领导，彭总不能回时，粟裕同志来此很好，副总长职陈赓同志很可胜任。工程学院可另选人，我则到兵团去再锻炼一下能取得一点前线的经验是有益的，如仍需我留志司则只能搞一部分工作，请另派一人任党委书记，负责全面领导才不致贻误。”同样由于毛泽东、彭德怀和中央军委相信邓华的能力和水平，而仍由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主持志愿军全面工作，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邓华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期间，志愿军越战越强，越战越主动，“联合国军”地面部队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状态，直到朝鲜停战。也是巧合，邓华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期间，恰是“联合国军”第三任司令官马克.克拉克的在任期间。克拉克在其回忆录《从多瑙到鸭绿江》一书中写到：“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当我受命为联合国军统帅时，韩战与停战谈判是在一种完全停顿状态。宽一百五十五英里之正面，在六个月以前固定于一条歪曲的战线……除开在停战前一个月‘中共’军在他们最后一次挽救面子的攻势中稍有进展外，这条线一直保持没有变动。……这个冻结的战线是如此的一个悲剧：它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在人员死、伤与失踪方面所付出的代价，等于釜山周边防御、仁川登陆、一九五○年之向鸭绿江前进、以及从北韩严酷的冬季撤退各役的总伤亡人数的一半，而战果毫无。”

七、创造以打促谈的佳作

停战谈判四项实质性议程，到1952年5月初，有三项达成了协议，只有关于战俘的安排一项议程自1951年12月11日开始谈判以来，一直没有明显进展，美方提出并顽固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企图强迫扣留志愿军和人民军被俘人员，拒绝讨论其他任何原则。1952年10月8日，美方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体会。1953年3月，中朝苏领导人经过协商确定，为扫除战俘问题谈判的障碍，能早日实现停战，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同时采取策略的灵活性，即坚持按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停战后全部遣返战俘。但是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以促成朝鲜停战，在战俘遣返的步骤上采取灵活性，以便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3月30日，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名义，就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发表声明，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分步骤解决战俘遣返问题的建议。31日，金日成发表声明，完全支持周恩来提出的建议。4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发表声明，支持周恩来、金日成的声明。周恩来的建议，得到了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国际舆论的支持。美国也就此下了台阶。4月26日，由美方单方面中断了6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重新复会。

在此前的4月20日，邓华在西海岸指挥部致电杨得志、崔庸健、解方、李志民并报中央军委，对谈判恢复后战场形势的可能发展作了分析后提出，“我们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也只有胜利才能推进谈判，……如果敌人拖延讹诈，而五月又不登陆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举行像去秋那样战役性的反击，给敌人以更严重的打击。”经过反登陆战役准备，“我们有力量、有经验来举行夏季反击”战役，“现东西海防的准备已基本完成，正面可放手作战”。“反击时间预定六月初开始到七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须于五月底完成，尔后视情况动作。”邓华在电报中还提出了以打促谈的具体设想方案，请示军委并请杨得志、崔庸健、解方、李志民修正补充，发各兵团领导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尔后召开会议决定。邓华的设想获得了中央军委批准。

4月30日至5月4日，邓华主持召开志愿军党委会议，对举行夏季反击战役进行了专题研究。5月5日，邓华等为志愿军和人民军各部下达了补充指示，对战役的目的和方针，攻击目标的选择和不同目标的不同打法，兵力的部署调整，战役发起前各部的小打，战术问题和炮弹的使用问题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因美军是停战谈判的主要对手，美军在谈判中的态度决定谈判的发展趋势，因此确定战役重点打击目标为美军。

5月13日，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第一阶段进攻，至5月25日结束，对“联合国军”连以下兵力防守的20个目标攻击29次，歼敌4100余人。

经过志愿军作战的打击，美方代表于5月25日在谈判中接受了朝中代表团于5月7日所提方案，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阻挠、破坏停战谈判活动加剧，并指使其谈判代表退出谈判。鉴于此，6月1日，邓华等致电各部并报中央军委，指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为使此次战役打得更策略一些，决定调整作战部署和调整作战打击的重点对象，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就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志愿军于5月27日开始的夏季反击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则重点打击了南朝鲜军并扩大了作战规模，战至6月16日结束，对南朝鲜军的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阵地攻击65次，歼其4.1万余人，予南朝鲜军第5、第8两师以歼灭性打击，扩展阵地58平方公里。

6月8日，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问题达成协议，至此，停战谈判四项实质性议程全部达成协议，至16日，校订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在即。然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从17日深夜起，破坏谈判刚刚达成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000万余人。为严惩李承晚集团，经彭德怀请示毛泽东批准，指示邓华部署夏季反击战役第三阶段作战，狠狠打击南朝鲜军。邓华等于20日晚23时半给第一线各部下达了指示，指出：“为给敌以更大压力，配合板门店谈判，并经彭总同意，决在军事上继续予李伪军以狠狠地打击。……对美军及外国帮凶军，仍不作主动攻击，但对任何向我进犯之敌，均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志愿军遂发起了以金城战役为主的夏季反击战役第三阶段进攻。仅金城战役即予南朝鲜军4个师以歼灭性打击，歼其5.3万余人，至7月27日朝鲜停战止，整个第三阶段作战，共歼敌7.8万余人，扩展阵地192.6平方公里。李承晚集团不得不乖乖接受停战，美方代表团在谈判中也一改以往狂傲无理的表现，对朝鲜停战后李承晚在遵守停战协定问题上乖乖地作出了保证。

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军事服从政治，作战与谈判紧密配合，以打促谈的典型杰作。打是为了谈，打服从谈，打促进谈。同时，谈为打规定任务，谈为打提出要求，打击重点目标的选择，打的时机的确定和打的规模大小，均根据谈判的需要而定。志愿军作战和谈判的主要对手是美军，因此谈判能否有所进展，关键决定于美国的态度。因此，志愿军确定以打促谈，首先决定以美军为重点打击目标；待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有所好转，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不愿停战时，则将打击的重点目标改为南朝鲜军，并扩大了打击的规模，而对早已主张停战的英、法等国军队不作主动攻击，对美军也只选择连以下兵力防守的目标进行攻击；待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李承晚集团破坏协议时，则将作战目标改为专打南朝鲜军，并更加扩大了打击的规模，直至打得李承晚集团也不得不同意停战。整个作战显得有理、有力、有节。

八、在志愿军领导人中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最多

邓华在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有儒将之称，善于总结作战经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司令员时，就多次总结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经验教训，解放战争中指挥海南岛渡海登陆战役过程中，先后总结了《渡海作战几点经验》、《偷渡与强行登陆作战经验》、《帆船对军舰作战经验》等。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和朝鲜停战后，邓华是所有志愿军领导人中，总结的抗美援朝战争及作战的经验最多的人，总结得也最为全面系统。这些总结有《对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1951年1月8日）、《论朝鲜战场之持久战》（1951年年6月下旬）、《关于积极防御作战的若干战术问题》（1952年年11月30日）、《反登陆作战战术问题的研究》（1953年2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三年来的胜利》（1953年10月31日）、《抗美援朝战争经验的介绍》（1954年1月）等。1954年至1956年志愿军抽调人员编写《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也是由邓华主持完成的。此外，在他代理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期间，关于进行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1953年反登陆作战准备、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的决定和指示中等，也有许多作战经验总结。邓华总结的抗美援朝战争及作战经验，既有运动战的经验，也有阵地战的经验，特别是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进行攻防作战的经验，既有战略层次的，也有战役和战术层次的。他总结的经验实际、深刻、具体，便于操作运用，为志愿军各级指挥员在战场上指挥作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也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后来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指导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