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弥群:父亲刘伯承在长征中

刘弥群 2023-01-24 浏览:

刘弥群:父亲刘伯承在长征中

193410月至193610月,父亲刘伯承先后参加过红一、红四、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在同李德、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斗争中,曾两次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职务,但他大义当先,荣辱不惊,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作为红军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他在强渡湘江中的殿后血战,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善战与智取,在巧渡金沙江中扮演主角的重复诈敌,在彝海结盟中与小叶丹的民族礼赞,在大渡河畔昭示“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的必胜信心,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斗争中的大义凛然……这一幕幕历史的活剧,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留下了千古的绝唱。今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也是父亲逝世20祭年。追忆历史,缅怀父亲,我尽我的所知,把父亲在长征途中的尘封往事,告诉读者,留给历史的后来人。

荣辱不惊:长征初期父亲的降职与复出

1934年起,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人的支持下,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红军的指挥大权,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我的父亲刘伯承虽然身为红军总参谋长,但由于李德的专横跋扈,既不能“参”也不能“谋”,在作战指挥上也无事可做,只好管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一类的事情。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李德先后五次到前线视察,由于父亲与他的意见相左,一次也没有陪同,因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他当面训斥父亲。翻译伍修权怕双方闹僵,只简单地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你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父亲听后纠正说:“你是个好人啊!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在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前不久,有一次,李德说有急事要到总参谋部去,路上有几个战士在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突然怒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父亲目睹这一幕,严重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感到李德对自己的训斥,有些是工作上的不同见解和争论,他可以做到荣辱不惊,但对我们的红军战士这样无理,实在是令他怒不可遏,便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指着李德,用俄语厉声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你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这种行为是无耻的,与帝国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两样,是对我们民族的不尊重!”李德面对愤怒的父亲和周围的红军战士,吓得未敢争辩便悻悻而去,跑到博古那里告了父亲一状,说父亲不尊重他,这样的总参谋长会妨碍他的工作,要求罢免父亲的职务。为此,博古找父亲谈话,告知他被降职,到第5军团任参谋长。

193410月初的一天,在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前,父亲由瑞金红军总部赴第5军团上任。军团部设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上的庙宇里,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等热烈欢迎父亲的到来。父亲到任后,积极履行参谋长的职责,为第5军团制定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他采取互相掩护、轮番转移的办法,让军团所辖第13师与第34师交替前进。又抽出第13师第37团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他还派遣军团侦察部队前出与敌人保持接触,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企图。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突破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第5军团从兴国城外到桃江,一路上不仅很好地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本身没有受到损失,也很少有人掉队。1025日,第5军团最后过桃江,忽然后面远方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侦察员报告说是敌军追上来了。父亲当机立断,命令供给、运输等有马匹的单位下水徒涉,浮桥让战斗部队和机关使用。当全军团人马过完桃江拆除浮桥后,敌人也追到了江边,但已无桥可过,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大队人马逶迤西去。

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终于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于是令何键以及粤、桂、黔境的部队进行“追剿”和堵截,以求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在向湘江前进途中,一天傍晚,父亲率司令部及部分战斗部队,在湘桂边界的文市附近被敌军截断了去路。在不明敌情和地形的情况下,有人建议乘敌人立足未稳打过去。父亲没有采纳,一面让部队隐蔽。一面观察敌人的动静。他看到敌人并未发现,立即命令部队继续隐蔽待命。天黑以后,他命令每人左臂扎一条白毛巾,一个接一个鱼贯而进,终于安全脱离了敌人。事后他对部属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部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不让中央纵队的后尾暴露给敌人。

1125日,中央红军决定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一部奋勇穿过湘江,并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抢渡湘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至121日才渡过湘江。28日,国民党军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红军各部队面对配备有飞机、大炮的优势敌军,浴血奋战,伤亡严重。第5军团作为全军后卫,打得尤其艰苦。第34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在激烈的战斗中,父亲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指挥。董振堂让他先撤过江去,他却坚定地说:“你们都先走,我来断后。”直到接到总部撤退的命令后,他才率领掩护部队抢渡湘江。当他回望大片倒下的烈士,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飘流的文件,不禁仰天长叹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中描述了他和广大指战员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沿西延山脉进入贵州东部,于1215日攻占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中革军委不顾李德的反对,再次任命父亲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23日,博古来到第5军团驻地洪州司,向父亲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革军委对他的任命。

善战与智取:父亲在遵义会议前后的用兵谋略

黎平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乌江,向遵义前进,分左、中、右三路直插乌江南岸。中路是由父亲统一指挥的中央纵队和红1军团第2师、干部团。父亲命令第2师第4团在猪场(珠藏)对岸开辟渡口。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附近有2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红4团以强渡结合偷渡的手段,从江界河突到乌江北岸,乘胜攻占猪场。方面军工兵连在父亲的指挥下以竹筐装石代替铁锚,以多层重叠的竹筏充当桥墩,中间再以竹筏连接起来,上铺木板作桥面,及时架起了一座5米宽的浮桥。193513日下午,中央纵队和第5军团等部顺利通过了浮桥。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后,父亲立即率部奔向团溪。在行军途中,他向红2师第6团政委王集成交代夺取遵义的任务:从团溪过新场、龙坪场,离遵义城30公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力争智取,秘密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之敌,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谈话间参谋送来一封紧急电报,是朱德总司令发给他和红3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的。电报命令第3军团渡江后以1个师截断遵义、贵阳间的交通,另1个师加入攻占遵义的行动,并暂归父亲统一指挥。父亲接到这份电报后高兴地说:“这下子更好了,3军团截断了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他们还派一个师来跟我们协同作战,可以更有把握地攻占遵义。”

当时下着大雨,红6团在父亲的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麻痹了敌人。午夜过后,红军突然打进了深溪水镇。毫无战斗准备的敌兵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红6团圆满地完成了偷袭深溪水的任务后,插到了遵义近郊。在向俘虏了解清楚遵义城的情况后,红6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根据父亲力争智取的指示,经研究后决定化装成敌人,并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父亲。父亲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象,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

很快,第1营第3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十几个俘虏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顺利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但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还是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潮水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没有进行抵抗,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遵义城被红6团顺利夺取。

父亲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德。1935172110分,中革军委通告全军:“我二师今2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父亲与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立即赶往第2师驻地。第2师进城后正在号房宿营。父亲与聂荣臻见到第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后下达命令说:“遵义之敌有3个团从北门逃娄山关,这是一股后患,必须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立即出发,夺取娄山关,攻占桐梓城。”并提出了“夺关要快,伤亡要少”的作战要求。耿飚、杨成武齐声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根据父亲和聂荣臻的指示,第4团领导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充分的准备,以大部兵力担任正面主攻,以侦察队和小部分兵力走小路迂回侧后。18日。第四团发起了攻关战斗。在红军前后夹击下,守关的黔军很快被摧垮,残存者慌乱地向北逃窜。第4团一路尾随猛追,于当天占领了桐梓城,打通了红军入川的通道。同一天,中革军委下令父亲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由干部团担任遵义警卫工作,并将各军团分别部署到遵义周围和乌江北岸,防备敌人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的可能进攻。

在遵义,红军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从1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父亲和聂荣臻建议红军应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他们提出,四川条件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有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做接应;二是那里人稠物丰,利于红军活动和发展;三是四川交通闭塞,当地军阀向来排外,蒋介石想往里大量调兵不易。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1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开始准备向川西转移。

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准备在泸州渡过长江向川西实行战略转移时,四川军阀刘湘极为惊慌,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并封锁长江,阻止中央红军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进至滇东北扎西(今威信)时,薛岳的“追剿军”8个师已从乌江南岸赶来。由于敌军云集,中革军委遂放弃在泸州渡江的企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

1935227日黄昏,中央红军重新占领遵义城,击溃黔军王家烈部3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历经5天的遵义战斗,共毙伤敌24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子弹约10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严重地打击了敌人,极大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3月初,中央红军自遵义再次西进,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展开入川姿态,调动敌人至川黔滇3省边界地区堵截后,却突然回兵,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经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督剿”,慌忙调滇军主力6个旅来毕节、大定(今大方)、黔西,以解贵阳之围。同时又令薛岳的“追剿军”返回余庆、石阡布防,防红军打回湘西与第2、第6军团会合。红1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红军主力穿过湘黔公路,一路往西,直指昆明,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东西对进,一天走120里,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渡北盘江,4月下旬,攻克沾益、马龙、寻旬,逼近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吓得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胆颤心惊,只好调集民团守城。

巧渡金沙:父亲扮演主角重复诈敌的一幕活剧

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调出滇军,为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29日,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52日,朱德命令左纵队第1军团从龙街方向渡江,右纵队第3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中央纵队和第5军团在皎平渡方向渡江。并命令父亲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提供准确情报,保证大军渡河。父亲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作战方案。根据父亲的指示,宋任穷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他说:“抢占渡口关系到北上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系到全军的前途命运。不管多么危险艰难,有刘总参谋长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能完成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纵队开路的任务。”

此时,父亲想到了智取遵义城的经验,带领先遣分队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经小仓、龙海塘、施各拉、石板河、脚纳,来到离江边30公里的杉落树镇时,敌区长出来把父亲与宋任穷和几个警卫人员迎进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父亲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从抽屉里取出公文递上来。父亲边看文件边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还没有烧的原因:“刚刚接到公文,还没有来得及烧。”父亲听后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问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一一问明之后,父亲才厉声告诉他:“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地带着侦察人员来到金沙江边的皎平渡口。船夫见几个大兵和区长一起来了,以为区长要过江办事,打招呼说:“要过江吗?”一个侦察员随机应变地回答:“要的!”并立即登船,就这样把两条船控制起来了。

父亲和宋任穷带着前卫连连长赶到皎平渡口后,立即组织前卫连渡江,消灭了对岸厘金局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父亲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看到水深江宽,无法架桥,但在当地船民的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大船。父亲喜出望外,便在江边一个山洞里设立渡河司令部,昼夜不停地指挥人马渡江。同时,父亲向朱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这时第1军团在龙街,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第3军团正在洪门渡过江,但先头第13团渡过江后,浮桥被激流冲垮,也遇到了困难。于是,朱德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并要求第3军团“必须6号拂晓前赶到河边开始渡河,限6号夜渡完”,“78两日为第1、第5军团赶来渡河时间”。

父亲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的命令,为防敌军增援,立即命令宋任穷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并带第3营翻山急袭20公里抢占通安镇。第3营连夜出发,在翻过山头时在通安北面与敌人遭遇。来敌是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后,带了两个营赶来增援。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第3营居高临下,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垮了。刘元塘在惨败之后,不敢再战,便收容残部逃回会理去了。此仗打完后,指战员们纷纷议论:“刘总参谋长指挥真是英明,昨晚要是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的话,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啊?”

当父亲守候在皎平渡口,目睹后卫部队第5军团第37团最后渡江时,指战员们见到了一度曾直接指挥他们作战的总参谋长,格外亲热,纷纷打着招呼。父亲也很高兴,大声回答:“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仗打得很好,打退了孤军来追的万耀煌部,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这是个很大的胜利。”

54日至9日,军委纵队及第1、第2、第5军团,除第3军团第13团从洪门渡江,第1军团野战医院在鲁车渡江外,中央红军其他部队都从皎平渡顺利渡过了金沙江。第9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于云南东川渡过金沙江,在泸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是父亲戎马生涯中担任主角、重复诈敌的一幕活剧,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剿军”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是516日了,只好望江兴叹。

5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夺取西昌,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会议决定组建中央红军先遣队,父亲任先遣司令,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并运用父亲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516日,红军进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军第16旅旅长许剑霜所辖3个团,扼守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红军前进。许剑霜是当年顺泸起义时父亲手下的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父亲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剑霜见到父亲的亲笔信后,立即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剑霜认为是默许,于16日黄昏,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l军团第1师第1团于173时占领德昌。

彝海结盟:父亲与小叶丹在长征路上的民族礼赞

1935520日上午,父亲和聂荣臻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由德昌到达泸沽。第1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父亲和聂荣臻接朱德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20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

当晚,父亲与聂荣臻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了解到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刘文辉的第24军,其第4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5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另据传闻,刘湘部1个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父亲分析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说:“我们要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向西佯动,迷惑敌人。”

父亲立即起草了电报,交电台发出,但因中革军委正处于行军状态,没有及时联系上。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准备出发,“通司”(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还在呼叫。在未能得到中革军委指示的情况下,父亲与聂荣臻商量,决心先遣队第一团先开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联系。出发前,父亲对部队作了动员:“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因此,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他们会射箭打枪阻止我们通过,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说罢,队伍就出发了。

20日晚9时,父亲和聂荣臻率第1团进人冕宁,中共冕宁地下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街头上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居民门前红灯高悬。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父亲与聂荣臻率部入城后,将司令部设于天主教堂。父亲与聂荣臻召见神职人员,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几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21日上午,参谋人员高兴地向父亲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中革军委完全同意父亲与聂荣臻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由安顺场北进。同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了改道的命令,并指示父亲与聂荣臻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父亲与聂荣臻率先遣队由冕宁城经大桥镇、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彝族聚居区了。这里山势更加险要,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隐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早晨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式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用彝语大声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肖华和冯文彬带着前卫连和“通司”上去搭话。一个小头目说:“给点钱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200块。”冯马上给了他们200块银元,他们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冯又给他们200元。

正在交涉之际,一个高大的彝族汉子打着赤膊,腰围一块麻布,赤足散发,带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走来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头人讲和。”于是肖华先去向父亲与聂荣臻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随后跟来。

小叶丹等人来到彝家海子(湖)边时,父亲非常高兴地迎了上去。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士兵,知是红军部队的头人,连忙取下头上的帕子准备叩头行礼,父亲连忙上前扶住,不让他行此大礼。两人在海子边坐定,开始了亲切诚挚的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弟兄。”父亲说:“那些欺压彝人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接着进行结盟,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严:一位彝民拿来鸡。因为没带酒,就用碗在海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拉破鸡脖,鸡血滴在碗里,清水立即变成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父亲和小叶丹面前。父亲面色庄重,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父亲高高地举起大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端起大碗。同样起誓:“我小叶丹今日同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当晚,父亲请小叶丹等到大桥镇共赴晚宴。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里举行,这里驻着红军先遣队司令部,小叶丹带领一群彝民头领欣然前往。父亲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把大桥镇的酒全部拿来。席间,小叶丹对父亲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他这种义气是真心的,但父亲知道他们两个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红军的力量出气的意思,便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又伸出手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饭后。父亲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并当场写了委任状,小叶丹喜形于色,神采飞扬。父亲又给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汉子把父亲的教诲深深记在心头,当晚即住在先遣队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跟着前卫第6连走在前头。爬上头一个山垭时,见十几个沽基家的彝民拿着红旗,背着长枪,齐声欢呼着上了山顶,笑眯眯地表示欢迎。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接近红军指战员,双手比比划划,配合一些汉话的词句,说明他们的心意。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得到的人欢呼雀跃,民族团结的气氛非常热烈。父亲和聂荣臻来到时,小叶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诉父亲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4个人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选20个人到红军里来学习军事,学会了回来打刘文辉。”父亲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前,我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10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便把他骑坐的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了父亲。

父亲率先遣队继续前进,一路经过雀儿窝、拖乌、鲁坝、铁寨子等,在小叶丹的介绍下,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交接很有秩序。父亲走后,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父亲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经过77夜,红军大队一路畅行无阻,安全通过彝民区。

强渡大渡河:父亲说“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

父亲率先遣队第1团通过彝民区后,经岔罗奔安顺场渡口继续急行军。后面第2、第3团已在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更生的率领下跟上来了。524日晚上八九点钟,翻过一座山梁,就听见空隆空隆的响声,这就是令人生畏的大渡河了。从山腰向下望去,有一片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先遣队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父亲下令部队停下来隐蔽休息,让警卫员去找第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根据预定的计划,第1团第1营是主攻部队,第2营向大渡河下游佯动,第3营为预备队。

孙继先快步赶来,他刚想请示有什么任务,聂荣臻却先问他:“孙营长,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率领2万多人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也就是我们今天到的这个地方,可没有渡过去。在清兵的追击下全军覆没了。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孙继先这才明白聂荣臻为什么提起石达开,他听后幽默地说:“管他十达开还是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一定能胜利。”父亲听后接上话说:“是的,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但这就要看你们能否强渡大渡河了。”父亲继续说:“安顺场守敌有一个营,你们的任务就是抢占安顺场渡口,想法找到渡船,明白吗?”

“明白了!”孙继先立即高声回答,他知道这先头营任务的无尚光荣和无比艰巨,找船和渡河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他接受任务后立即返回组织全营行动。

晚上10点钟,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守在安顺场的是刘文辉第24军第5旅的韩槐阶营。这支民团武装毫无防备,满以为红军会从大树堡过河。因为在前一天,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第2师政委刘亚楼,奉命率第2师第5团攻占了离安顺场20余里的大树堡,造船扎筏。大造在那里渡河的声势,并扬言要打到雅安、成都,这就有力地掩护了红4团的行动。当第1营冲入街心的时候,敌哨所里还传出胡琴和唱戏声。第1营指战员顺利地解决了敌人的哨兵,包围了营部。敌人非死即逃。忽然河边响起了一阵枪声。第2连的一个战士跑到营部报告:“营长,找到了只船!”孙继先闻言连忙跟着向河边跑去,只见月光下一只渡船漂在水面上,几个战士正紧张地用手拉住它,船边有几个俘虏狼狈地站在水中。原来这是南岸唯一的一条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敌营长留下来的,准备风声一紧就乘着它逃到北岸,没想到此刻却成为红军的“救命船”。

父亲来到安顺场,就派参谋去找来一个有经验的船夫,先了解河宽、水深、流速、敌情等,又问全村有多少只船,有多少船夫,最后请他多串连一些船夫,帮助红军渡河。报酬是很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的后事都作了安排。第二天,旭日东升,一位40多岁的老船夫带着20多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受领任务。

早上7点多钟,1营在岸边集合了。营长孙继先跟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2连组织突击队并由连长点名,挑选了17个人作为强渡大渡河的突击队员。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在熊长林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父亲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看过来,又看过去。待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父亲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取出怀表看了看,正好9点整,便抬头对杨得志说:“发布命令,强渡开始!”

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渡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敌人的机枪弹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溅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阵紧似一阵。这时,父亲与聂荣臻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边,目送在激流弹雨中驶向对岸的渡船。红军6挺重机枪和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船只直抵彼岸,17名勇士飞身下船,利用渡口岸上石阶的死角隐蔽前进,竞没有伤亡,顺利登上石阶,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这时,一个敌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父亲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命令:“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使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迫使残敌向后溃退,渡口为我完全占领。

随后,大部队一船一船开始昼夜不停地抢渡,但船最多只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1个多小时,直至26日上午10点第1团才全部过河。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抵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对此,父亲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部队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但因水深流急,搞了几次都失败了。

中午时分,参谋报告:“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来了。”父亲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父亲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接着详细汇报了强渡大渡河和架桥失败的情况。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好吧,我们兵分两路。l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l军团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大家均无异议,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给各军团发出了相应的电报。

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父亲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于5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进。前方瓦坝有刘文辉部1个团,是先1天到的,派出1个营前出20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午后,邓华指挥先头第1师第2团与敌警戒营接触,由于沿途只有一条路可行,时而傍河,时而翻山,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抗击。我军先后攻占了富林、德绥、铁丝沟等关口要地。29日,父亲率右纵队沿大渡河而上,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仞的高山。敌第24军第4旅由旅长袁国瑞统领在龙八布驻防,这里离泸定城50里。袁国瑞派第38团扼守泸定桥,派第11团前出到铁丝沟向安顺场方面警戒。父亲命邓华率第2营绕至敌人翼侧,第1、第3营由肖华率领从正面攻击。敌只顾守住正面,后背一挨打就乱了套,争相向龙八布逃命。此时,左纵队的红4团已向泸定桥发起总攻,守桥之敌第38团团长李全山知道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便率残部向天全逃窜。红4团于2917时一举攻占泸定桥。

父亲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时,已是530日凌晨两点钟了,他们不顾连日征战的疲劳,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红4团政委杨成武便提着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父亲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凭栏俯视大渡河里咆哮翻滚的激流,用力地在桥板上连跺数脚,感慨地说:“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不会成为石达开了!”

拥抱与分裂:父亲与张国焘的斗争大义当先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6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2师第4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和父亲等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会晤。26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要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问题,父亲遂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此次会议。28日,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红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6日,中共中央派父亲、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并提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顺利歼灭敌人”。此时的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没有把两万多人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完全暴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但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于7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为了共同北上,中革军委于83日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在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以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在洮河以东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父亲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但在9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噶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还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5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98日,他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99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命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可是,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却下令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走上了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北上是行不通的,红四方面军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与父亲,并逼他们表态。朱德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父亲也从容不迫地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但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污蔑中央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并通过了“南下决议”。会后,张国焘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率部南下再过草地,9月下旬到达台塘、松冈、党坝一带。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10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张国焘为了支撑他的“中央”门面,强加给朱德与父亲许多头衔。但朱德与父亲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大义当先,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强烈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为此,张国焘对父亲怀恨在心,不久就将父亲的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任红军大学校长。这是父亲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

10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他集中川军80个团在名山及其以北的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与红军展开连续激战。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第53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也分别加紧封锁,并准备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此时,红四方面军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原来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由于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稀少,物产不丰,给养发生极大困难,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陕北传来了胜利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部在陕北与第15军团会合,并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指战员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

19361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1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

2月,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此时,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部队缩编后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父亲利用这一机会,大力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发展与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作对比,用红四方面军南下前后的情况作对比,耐心地做说服教育的工作,使许多干部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面前逐渐觉悟起来,感到再这样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要求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3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重新北上,再次翻越夹金山。父亲随第31军第93师第24团翻越雪山时对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第2、第6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分裂的错误了。”

6月初,朱德率第32军(原第9军团)到甘孜迎接第2、第6军团后,父亲再次任先遣队司令,与先遣队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两人骑马并肩而行,他对刘志坚说;“四方面军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是不对的,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

72日,第2、第6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来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2、第6军团和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第32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然被迫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在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和父亲等人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7月下旬,红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父亲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并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父亲也由此走完了他的长征之路。12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中革军委主席。父亲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并被中革军委第三次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

(本文原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杂志2006年第10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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