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周恩来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起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先进科技的研发和应用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半导体产业作为全球的高端技术产业是中国重点发展的支柱型产业之一，虽然在我国起步晚，起点低，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恩来在领导制定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就将半导体技术和其他三项技术列入四项“紧急措施”。此后，半导体产业在我国开始发展起来。即使在动乱的年代，周恩来仍尽力维持和保护其发展，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半导体产业的艰难起步

新中国建立之初，当时发达国家电子工业已有50多年的历史，而我国却基本上还是空白。1949年全国总共只有十多个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的电讯厂。1950年4月28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成立了主管全国电信工业的电信工业管理局。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急需大量通信装备，许多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一起连续奋战，克服重重困难，自行设计和制造了短波、超短波战术电台，十余种固定式的短波发射机和接收机，以及大量磁石式电话机等通信装备，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周恩来在主持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把发展电子信息工业特别是半导体企业摆在重要位置。“一五”期间，开工建设的电子企业项目27个（包括8个属于156个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其中骨干企业如北京电子管厂、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北京有线电厂、成都宏明无线电器材厂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

为加快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向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了解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次日下午，他出席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等人的汇报，他提出一定要大力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会后，周恩来批准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胡济民、朱光亚等在北京大学创办技术物理系。不久，又批准在清华大学创办工程物理系。

当时中国科技人才奇缺，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被困海外无法回国。在半导体领域，被誉为“中国半导体材料之母”的林兰英和成众志等科学家们一直受到美方的密切监视，阻碍他们返回祖国。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7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提出，美国方面应采取相应的步骤，使中国侨民特别是中国的留学生有回到祖国的自由。经过周恩来的多方努力，1956年底到1957年初，半导体专家成众志、林兰英先后从美国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周恩来认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我们必须急起直追”。1956年初他要求国家计委牵头制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十人小组，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中国科学界最短缺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地快速建立补充起来。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为了响应当时国家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举办了半导体器件短期培训班，邀请从海外归来的成众志、黄昆等专家讲授半导体理论、晶体管制造等课程。并且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五所大学都开办了半导体物理专业。

1956年2月10日，周恩来致电苏联政府领导人布尔加宁，提出希望苏联的科学家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给予直接帮助。“我们拟邀请机械数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自动控制与远程操纵、无线电工学等十六门学科的苏联科学家来中国进行短期讲学，并且帮助我国制定科学发展长期规划。”周恩来还指出，“这十六门学科都是中国科学界的主要的空白点或薄弱环节”。当年3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通知周恩来，苏联政府同意派出十六位学者来中国。

1956年5月26日，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盛大的酒会，招待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三百多名科学家。周恩来出席并发表讲话，他勉励科学家们努力开展科学工作，学习其他国家的一切先进技术，争取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尽快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酒会上，周恩来还和聂荣臻一起同半导体专家成众志亲切交谈。6月14日，周恩来又和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参加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工作的科学家。此后，周恩来多次听取科学发展规划制定人员的汇报，指导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选定了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并将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计算机技术、电子学、自动化技术、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等12个项目作为科学研究重点。

◆1958年林兰英在实验室工作。

1956年8月，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努力下，《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终于修改完成，修正草案中确定了57项任务，616个科研课题，其中12个项目作为科学研究重点，选定了“计算机、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作为“发展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12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重要的科技发展规划。从此，我国半导体技术研发和半导体产业开始建立起来。

1956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成立了半导体物理研究室，负责人是半导体器件物理学家王守武。1956年底，中国派出以严济慈为团长的代表团赶赴苏联考察半导体技术，王守武、成众志等专家作为代表团成员随同出访。中国半导体技术代表团于1956年12月21日到达莫斯科，12月24日开始工作。对苏联科学院的六个研究所和一个实验室，乌克兰科学院以及五所高等院校，进行了历时2个多月的考察，着重学习了半导体表面性质的研究，硅的提纯和硅单晶的制备方法等，这对加快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1957年林兰英博士从美国回国后，王守武动员她加入半导体研制工作，担任半导体物理研究室材料研究组的组长。林兰英将自己冒险从美国带回来的锗单晶和硅单晶，无偿赠给中国科学院。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归国科学家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现代科技传授给国内青年人，他们自己编写教材、制备器械，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半导体领域的学生，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一五计划”时期，正是由于周恩来对科技事业和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亲自规划设计和领导，才推动了半导体产业在中国的起步。

二、周恩来积极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加快建设

“二五计划”时期和“三五计划”实施初期，周恩来积极推动中国电子工业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总结“一五计划”经验的基础上，周恩来在领导制定“二五计划”时特别强调：“要积极进行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建设。” 1958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家对电子工业投资7.77亿元，新开工项目35个。

在周恩来的积极推动和科技人员的努力攻关下，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在半导体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1956年11月第一支晶体三极管由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室研制成功，1958年1月1日我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数字计算机103机诞生。该机字长32位、每秒运算30次，采用磁鼓内部存储器，容量为1K字。103机十分精密，在它的机体内就存在着近四千个半导体锗二极管。1958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还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331型军用数字计算机、上海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和天河电化厂等几家工厂联合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当年我国还成立了第一家生产半导体晶体管的工厂——中国科学院109厂。1958年秋，在林兰英研究员的带领下，中科院的半导体研究室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根锗单晶，这是比锗更为优秀的材料。这批晶体管投产后，在我国第一台自行研制的晶体管大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上得到应用。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国半导体产业得到进一步发展。1960年9月6日，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物理研究室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正式成立，刘再生任研究所所长，王守武任研究所副所长。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科研人员的努力下，1961年中国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块锗集成电路。1962年7月，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制出国内第一块硅外延片，为原子弹的制造提供了材料基础。在随后的两年中，河北省半导体研究所制成了硅平面型晶体管和硅外延平面型晶体管。

◆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百万次的计算机。

为加强对国防尖端科技的领导，1962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专门负责筹划和领导我国“两弹一星”及核潜艇、核电站等一系列尖端科技项目的研制、试验工作。为了抓好这一重要工作，周恩来对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更加重视。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为了培养电子和半导体产业后备人才，我国先后成立了北京电真空研究所、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第十设计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以及北京、南京、成都、绵阳、西安、桂林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当时还把三机部十局所属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研究所，一机部的电缆研究所一部分、电气科学研究院的微电机研究室、通信兵部所属的电子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组成了军事无线电电子学研究院。1963年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集中和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科研单位、教育部门和工厂要有分工也要有合作，“比如上海就要集中力量突破半导体技术，别的地方如果有这方面的力量就可以调来。”

◆1957年，北京电子管厂通过还原氧化锗，拉出了锗单晶。

我国半导体科技的研发为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其中就使用了中国半导体科技人员研制出的硅外延材料。为了提升导弹的推力和速度，我国科技人员开始研发可以装载在导弹上的微型计算机，半导体技术所做的集成电路是其中的关键。1965年，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正式成立，许多半导体工程师加入研制团队，开始研发中国的集成电路。在遭到外国的封锁，没有精密器件，缺乏物资设备的艰苦条件下，中国科研人员用自己的双手打磨硅片，使其成为精密的半导体元件。到1966年底研制成了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这为后来国产计算机的发展打下基础。

周恩来主张并支持半导体技术不仅要用在国防建设中，也要为民用事业作出贡献。上世纪60年代，在电子产业科技人员和工人的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下，我国陆续建起了天津无线电厂、南京无线电厂、上海无线电厂、中原无线电厂、北京电子管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西南无线电器材厂、北京广播器材厂、上海广播器材厂、天津广播器材厂等民用半导体企业，可以生产收音机、扩音机、录音机等消费类电子产品，提高了人民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1962年9月，上海无线电厂与上海元件厂等合作，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元器件的便携式中短波晶体管收音机，建立起国内第一条晶体管收音机生产流水线，并在同年的10月进行批量生产。广大科技人员通过对材料的不断更新，使收音机继矿石、电子管收音机后，发展到第三代产品，即半导体收音机。这一新产品的问世和大量销售，促进了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到1965年底，我国半导体器件的产量已超过了电子管的产量，半导体收音机的产量也超过了电子管收音机的产量。

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已形成了初具规模、门类比较齐全、科研教育配套、地方分布比较合理的电子工业体系，半导体产业发展进入了自行设计的新阶段。在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电子设备方面，已能生产2000千瓦中波发射机、电子计算机、黑白电视中心设备、电视接收机、半导体收音机、电话交换机、小路数载波机，以及各种测向仪器和测风雷达等。特别是通过狠抓战术电台半导体化、小型化和大力发展半导体收音机，促进了半导体科技攻关和企业发展。到1965年12月，我国研究出代表当时最新技术水平的第一块集成电路。1966年春，周恩来指示要在全国广泛建立广播网，做到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相结合。因此，半导体收音机也由台式朝着简易和多功能的方向改变。“二五”时期和“三五”初期，在周恩来积极推动下，我国半导体技术有了较大提高，产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三、动乱中周恩来尽力维持和保护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给中国的各行各业带来巨大冲击，也影响了半导体产业的正常发展。在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竭尽全力地维护着国民经济和科研事业的发展。他多次呼吁“要立刻停止武斗，恢复生产”。要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停工停产对国防事业极为不利。他曾批示凡是属于国家专政工具部门，国防绝密和要害部门等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联，不要干涉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本身的生产和业务问题。他希望红卫兵们“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国防绝密工厂不得进行串联的决定”。

◆周总理向《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

在周恩来的悉心维护下，中国国防尖端科技的研发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制在困境中艰难发展，半导体技术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进行了空投氢弹的试验，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用于计算的109乙计算机正是由中科院研制的我国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元器件的大型晶体管通用数字计算机。1965年，中央正式决定启动卫星研制计划，由中国科学院承担卫星的总体设计与研发工作。1967年在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时，星载跟踪系统中包含的微波信标机作为用于卫星测轨和定轨，技术要求非常严苛。由于中科院半导体所在这方面的研究基础深厚，研制微波信标机的任务就落到了半导体研究所身上。这是中央下达的保密度极高的任务，本应由当时的研究所主任成众志牵头进行技术攻关。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成众志所长因为有海外留学的背景，被排除在了研制组之外，研究任务由他培养的科研团队成员负责。由于微波信标机是卫星本体的关键部件之一，研究人员对于信标机的试制过程历时3年多，进行了多次环境模拟试验。到1968年7月，研究人员一共研制了7台初步样机，又在1969年研制出了6台合格的样机。其中的5台用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任务，1台由半导体所自行保存。

周恩来对卫星的研制工作十分重视。1969年7月17日至8月9日，他数次接见七机部有关人员，对该部两派长期闹派性，严重影响科技尖端工作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严肃地警告说：“如再继续闹下去，最后只好实行纪律，宣布两派组织解散。对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不痛击不行，还有资产阶级派性，这两者是七机部的致命伤。”当他听说发生了两派组织互相抢夺材料的事件，立即决定派北京卫戍部队前去，追回了被抢的材料。

周恩来的明确态度、果断措施维护了国防尖端工业和半导体产业的继续发展。为了保证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常进行，此后负责卫星研制的研究所和工厂实行了军管。1970年4月，周恩来几次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仔细听取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他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他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科技人员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由半导体所研制的用于播送《东方红》乐曲的无线信标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在当时特殊的形势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其他工业都受到了一定的干扰。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提出“尖端工程一定要列入国家的计划，带动其他工业发展”。1972年他在听取上海研制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准备情况汇报时指出：“如果元件的质量差，比如电子管，其中的百分之七八十都不能用。大批生产时怎么行。每次开会我都讲，现在是试验阶段，不要急躁，不要骄傲。”不严格不行，“要经过几百个工厂，几百个环节，都要准，都要严格。”

在大动荡的年代，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尽力保护和支持，使得我国的半导体工业产业没有停顿下来，中科院半导体所的信标机研制工作得以继续开展，并在人力物力设备方面有了一定的保障。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完成了国防尖端科研任务的需要，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创新，研制出了新的元件。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在招待出席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代表的酒会上，同科学家们亲切交谈。

“文革”中后期，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打开了外交新局面，加强了国际交往，也使得半导体等工业部门有了与外国交流和学习的机会。1972年8月10日，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上批准通过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再次强调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同年10月5日，中国派出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赴美考察，周恩来在接见全体团员时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要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两周后，周恩来在会见华裔美籍科学家李政道时，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中国当时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周恩来认为当时中国 “无论生产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有待提高，要把研究工作活跃起来，把科技资料交流工作恢复起来”。1973年1月2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3月22日，国务院原则同意了这个报告，这是“文革”以来中国首次大规模进口国外先进设备，促进了中国科技事业和工业的发展。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努力下，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正常化，这大大有利于中日科技的交流。1973年9月，正值中日恢复邦交一周年之际，中国半导体技术人员首次组团赴日本进行考察，由时任半导体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守武亲自带队，考察了日本半导体企业的设备和技术工艺。这一次中国半导体技术人员的赴日考察，收获颇丰，日本的NEC公司同意将全套先进的3英寸芯片生产线转让给中国内地，这是一次引进集成电路先进生产线的绝好机会。但当时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技术研发面临着资金紧缺的难题，这套集成电路先进工艺和设备的引进至少需要3000万美元以上，而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最多只能拿出1500万美元。加上当时政治上正批判所谓“洋奴主义”，因此中国最终未能完成对这套先进生产线的引进。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周恩来的精心领导和推动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艰难起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中快速推进，在大动荡的年代虽然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与西方的发展拉开差距。但在周恩来的悉心维护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得以继续发展，为日后中国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奠定了基础。这20多年来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饱含了周恩来的心血。当今，我国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我们回顾周恩来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重温周恩来领导中国科技事业中的谆谆教诲，对今后不断创新和发展新科技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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