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善举”改变不了刘文彩的恶霸本质

　　刘文彩是民国时期川西地区的大地主、大恶霸。他一生欺压群众、盘剥百姓、杀害共产党人，可谓无恶不作。1965年，以刘文彩为原型的现代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在刘氏庄园展出，生动反映了旧中国地主阶级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成为那个时代人们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之一。然而近30年来，一些人片面强调刘文彩兴办学校的“善举”，试图展现一个“不一样”的刘文彩，甚或借此为地主阶级“正名”。

　　旧中国剥削阶级的典型代表

　　刘文彩，1887年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1928年，其胞弟刘文辉升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彩被委任为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并成立护商大队。1930年，护商大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第十八团，刘文彩任团长。1931年，刘文彩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81个县征税大权的川南税捐总局总办。1932年，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成立，刘文彩任司令，下辖十八团、四十一团，号称“川南王”。1933年，刘文辉与刘湘“两刘争川”失败后，刘文彩返回老家大邑县安仁镇，但仍坐拥近万亩田土。

　　1941年，刘文彩建立所谓“公益协进社”，实为川西地区的袍哥组织。各地的土匪恶霸在其卵翼下为非作歹，号称“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在四川大邑、邛崃、浦江、崇庆、新津、雅安、宜宾、乐山、眉山等17个州县和所属乡镇设有分社和支社360多个。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刘文彩死于肺结核。

　　刘文彩残酷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十恶不赦。四川解放后，刘文彩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恶霸地主”。1958年，四川省文化局发文指出，“鉴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决定将该庄园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展陈他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历史罪证。陈毅元帅题写“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门牌。1961年，大邑县委、县人委、陈列馆发出征集文物的通知，号召曾经遭受过刘文彩压榨的人们捐出各种物证。陈列馆制作了刘文彩的《百罪图》，其中有“吊打农民”、“割耳”、“强奸”、“杀人”等100种罪行，目的是让后人铭记劳动人民曾经遭受的压榨与痛苦。

　　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描绘了地主向农民收租的场面，生动再现了旧中国封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图为展览场景之一 白皋/ 供图

　　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以刘文彩为原型，创作了现代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分为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7个部分，以连续情节展示大地主刘文彩收租全过程，集中再现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1965年12月，《收租院》在中国美术馆复制展出，参观人群络绎不绝，展出期间接待观众超过200 万人次。1966年初，北京电视台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收租院》播出，后被制成电影拷贝，在全国城市和农村连续放映8 年之久。1968年开始，《收租院》泥塑群像先后在阿尔巴尼亚、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国复制展出，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

　　刘文彩的所谓“善举”

　　近30年来，出现了一股为刘文彩“翻案”的风潮，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他当年创办“文彩中学”（当时已更名为安仁中学）的“善举”。1994年3月，大邑县安仁、元兴、苏家三镇联合举办“庆园鸽鸭会”，特邀刘氏家族的知名人士与会，请柬上直书“在文彩中学操场举行”。1995年3月，第二届“鸽鸭会”举行，仍旧盛邀刘文彩后裔与会，地点依然是“文彩中学操场”。同月，适逢大邑县安仁中学建校50周年，有些人以发展大邑经济、提高大邑知名度为借口，修葺了当年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纪念碑”，甚至要恢复“文彩中学”的旧名。在一些唯利是图之人的策划下，大邑县的某些企业公然推出“刘文彩系列产品”，有“刘文彩家酒”，还有刘文彩妻妾爱吃的“唐场豆腐乳”，四处招徕顾客，并鼓吹“刘文彩家酒即将进京”。一些店铺也争相以“文彩庄园”命名，美其名曰“庄园文化”。

　　1995年9月7日，县委书记梁恩玉了解情况后，召集安仁中学中层以上干部进行座谈。9月13日，大邑县委办公室发出通报，要求“切实纠正安仁中学校庆中出现的问题”，“坚决抵制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歪风”。通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确有少数人打着发展大邑经济、提高大邑知名度、提高安仁中学知名度的幌子，企图恢复文彩中学，但县委给予了坚决的抵制”，“为刘文彩翻案，是我党的宗旨所不允许的，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同年，《杂文报》发表了《要恢复什么》一文，质问要恢复“文彩中学”的旧校名是纪念刘文彩的什么？难道是纪念其剥削老百姓、屠杀共产党人？

　　1998年底，有人在广州某报纸发表长文《刘文彩暮年办学及其是是非非》，宣扬刘文彩捐资创办“文彩中学”的“善举”。1999年4月，一份省级报纸用整版篇幅转载此文。同年11月，这篇长文的作者又公开出版了一本长达25万字的专著《刘文彩真相》，说刘文彩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种种“善举”，并非“传说中的面目狰狞的恶霸地主”；还说“办学是晚年刘文彩所有公益活动中最得意的一笔”，“给刘文彩带来无边的快乐和辉煌”，说明他有“尊师重教”的“家风”，“对文化教育”常存敬畏之心。紧接着，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写成《收租院是怎样编造出来的》《这样血腥的收租院能称为艺术品吗？》《我的爷爷刘文彩》等文章。他说：“佃户当年去刘家交公粮，桌子上都摆着两碗肥肥的肉，凑够8个人就吃饭，吃得一嘴都是油。”

　　对此，曾经亲历革命战争的老同志们气愤至极。为了昭示历史真相，原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原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和副政委李安澜、四川省政协原副主席周颐、原四川省顾委常委宋文彬、成都市委原书记宫韫书，于2000年5月18日联名致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出“为刘文彩‘翻案’的一事，是当前有些人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突出表现”。

　　恶霸罪行不容遮掩

　　刘文彩确曾出资办学，但这些“资”原本就是他从人民身上掠夺、盘剥而来，与“捐”字代表的善意绝对放不到一起。在川南税捐总局总办任上，刘文彩借助征税的权力，在川南地区横征暴敛，开征了150种以上的税捐。仅四川宜宾一地开征的项目就有44种之多，除了传统的田赋及其附加税外，还有“房捐”、“船捐”、“锄头捐”、“厕所捐”、“草鞋捐”、“红灯捐”等。他还发明了所谓的“懒捐”和“乐捐”。刘文彩强迫农民种植鸦片，若农民因为种种原因不种了，则须照原来的收成数额缴纳“懒捐”。他强征民众修马路，马路修好了，他的手下上街对群众说，“马路修好了，大家高兴”，于是要交“乐捐”。而田赋及其附加税被刘文彩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相较于鸦片战争之前提高了20多倍。这还不够，他还大搞“田赋预征”。今年的田赋征完，便预征明年、后年、大后年的田赋。有时农民一年就需缴纳12次田赋。1932年，刘文彩已经“预征”了1957年的田赋。他在川南税捐总局总办的任上，仅在宜宾一地每年就要征收近1200万银元的税捐。川南民众苦不堪言，以致有民谣讽刺道：“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刘文彩离开宜宾之前，对宜宾人民又进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大洗劫，对宜宾人民进行了三遍搜刮。第一遍是向全城分区摊派20万元军饷，如有违抗，就地枪决。第二遍是让手下入户抢劫。为此，刘文彩以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的名义发布“关门闭户者枪毙”的命令。第三遍是纵容士兵自由抢劫人民财物。刘文彩最后离开宜宾时，带走了近百万银元和20多船贵重物品。

　　刘文彩自宜宾返回老家大邑县安仁镇后，过起了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生活。其田产迅速增加到一万余亩，其中许多是通过“霸野田”、“买飞田”、“吃心心田”等手段，从农民手中抢夺而来。所谓“霸野田”，就是以某块地无田主的名义霸占民众田地。所谓“买飞田”，是跳过田地实际使用者，违背租佃契约，直接向田地“所有者”购买田地。所谓“吃心心田”，是刘文彩看中某块田地，想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但田主不乐意，他便将周围田地全部买下或霸占，截断水流，使田主无法耕种和灌溉，只能按刘文彩规定的价格出售。实际上，刘文彩霸占农民田地的方式远不止以上三种。

　　图为《收租院》中交不起租的盲人老农拿着孙子的卖身契的场景 魏德智/ 供图

　　除以上恶行外，刘文彩还大肆残害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1928年3 月，刘文彩派人杀害了中共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和叙府县委候补书记李家勋，并破坏了他们领导的抗捐暴动，共有4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1931年3月，他又制造了震惊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员苟良歌，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孔方新，县委委员蔡涛、沈玉琪、黄大舜等5名中共干部惨遭枪杀。由于沈玉琪烈士曾作为卧底打入刘文彩的“航务处”，刘文彩特命其手下将沈玉琪烈士的心肝剖出分食。1948年，刘文彩派人袭击中共川西南武装工作委员会驻地，杀害了从延安回来的原八路军连长朱英汉和川西南武装工作委员会主任肖汝霖等十余人。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依据其一生的全部活动为判定标准。纵观刘文彩的一生，盘剥百姓、欺压人民、残害革命志士等罪行罄竹难书。尽管他确曾出资办学，但那些钱来自他对人民的盘剥和压榨。所谓“善举”丝毫不能改变刘文彩的恶霸本质。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刘文彩的罪行铁证如山，早有公论。任何人要为刘文彩翻案，历史不会答应，人民不会答应，被刘文彩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更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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