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特务是如何谋害王叶博邓黄等人的？

作者：佚名来源：民生文创 2023-04-10 1827

77年前的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失事，机上17人均遇难。这起空难一度迷雾重重，后终获得确凿证据，但目前真相仍鲜为人知事情要从事发的5年前说起……

1941年国民党反动势力不顾抗战大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兵包围和袭击，这便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大量曾浴血奋战本九死一生的抗战英雄儿女，竟然牺牲在蒋逆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或被俘关进集中营备受折磨摧残，叶挺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交涉时被敌人无耻扣押。

狱中，面对蒋逆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叶挺将军展现出作为革命者的高尚气节，不屈于反动派的淫威。

他在囹圄之中写下了题为《囚歌》的不朽诗作，慷慨地写下“在烈火与热血之中得到永生”的豪言壮语。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掩盖发动内战的野心、也为了给发动战争争取时间，蒋逆公然撒谎欺骗世人，故意向延安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也为了戳穿蒋介石的阴谋，毛主席在周总理、张治中和美国大使赫尔利等人陪同下，义薄云天、大义凛然前往重庆，勇赴“鸿门宴”。

这次谈判在我方真诚和谈又揭开蒋逆画皮之外，中共中央还就被关押的叶挺将军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严正交涉。

经过我方代表的坚持谈判，蒋介石同意了释放叶挺将军。

被关押了五年的叶挺将军终于得以重获自由，在获释的第二天，他便致电中共中央，希望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两天后，中共中央向其发来了回电，称赞了他曾经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做出的贡献并正式恢复了叶挺的党籍。

1946年4月6日晚上，叶挺将军接到了中央来电，让他前往延安参加会议。

当时重庆到延安的交通并不便利，如果坐车的话要几天时间才能到达，这样就赶不上会议了。于是，叶挺找到了留在重庆参与谈判的王若飞。

重庆谈判时的王若飞（右）

当时，重庆谈判已经结束，在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后，毛主席已回到延安，而王若飞作为中共代表留在重庆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接触，按照协定内容促进政协会议的召开。

在当年1月份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陪都各界人士为庆祝政协的顺利举行而在校场口广场召开了成功大会，不想却招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密谋破坏。

在会场上中统特务将包括李公朴、郭沫若在内的各界人士打伤，制造了“校场口惨案”。周恩来、冯玉祥等人赶到后，暴乱才得以被制止。

校场口事件使得原本就扑朔迷离的局势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险恶用心暴露无余。

国民党当局还公然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使得局势愈发严峻。

李公朴

在这样的情形下，王若飞、博古等人决定于4月8日乘飞机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而叶挺将军正好可以和他们一起回到延安，以赶上党中央的会议。

王若飞也欣然带着叶挺将军及其妻儿登上了美军的C－47运输机，一同前往延安。随行的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工运著名领袖邓发等人。

当时重庆到延安一带的天气状况并不太好，部分地区天气还很恶劣。但因为情况紧急，王若飞和叶挺一行人也不得不迎着这样的条件前行。

当时的飞机驾驶员是有着三千个小时飞行经验、曾是飞虎队员的美军飞行员兰奇上尉，同时还有三名他信赖的美军上士作为机组人员，在理论上众人的安全抵达还是有保障的。

然而，无论是飞机上的17人，还是在延安等待着他们到来的党中央都没想到，一场灾难即将到来。

叶挺一家

在飞机抵达西安后，稍停了一下进行加油，便继续开往延安。当时的延安乌云密布，阴雨绵绵，大风与浓雾交加。

在飞机飞到延安上空时，因为气流的影响开始剧烈抖动，兰奇上尉操纵着飞机在风雨中维持稳定，准备降落。

而在延安的东关机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于下午一时赶到，准备迎接叶挺将军的到来。

一同前往机场的还有飞机上乘客的亲属，包括博古的爱人张越霞及其侄儿等人，此外还有延安的不少百姓都纷纷赶来想要一睹被关押已久的叶挺将军的风采。

在蒙蒙细雨中，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大约一个时辰之后，远处传来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毛主席等人认为是叶挺将军所在的飞机快要抵达了，都露出了欣然的笑容。

然而，那轰鸣声没响多久，便由近而远地逐渐变小，直到消失不见了。

图|1946年5月3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迁来南京

疑虑与不安一时笼罩在机场的人们心中，但众人还怀抱期望地等待着。考虑到当时延安的天气状况，党中央领导人认为飞机有可能因气候原因而返回西安或重庆了。

不死心的人们在雨中一直等到下午四点，依然没能见到飞机的影子，才不得不散去。

毛主席派人向西安和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发电报询问叶挺一行人所在的飞机是否返航。回到王家坪后，毛主席与朱总司令充满焦虑地踱来踱去，思考着各种原因。

而在下午五点，西安方面发来了回复，告知飞机并没有返航。这更加引发了毛主席的不安，因为飞机若是要返回重庆，也是要经过西安的。

叶挺

而在重庆那边，作为叶挺将军好友的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也感到了焦灼不安。周恩来曾与叶挺在革命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皖南事变叶挺被扣押之时，周恩来曾饱含悲愤地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题词来痛斥国民党反动派，为叶挺将军鸣冤。

周围的工作人员安慰周恩来说，也许飞机未到达延安，已经在其他地方迫降了。

事实上若叶挺将军未出事，这也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因为时间已过去了一两天，飞机已不可能还在天上飞行，否则的话早已燃料不足了。

然而，经过解放区附近居民的搜寻，最终还是传来了令所有人都不愿意听到的噩耗。

山西兴县的黑茶山地区的区委书记报告，在黑茶山发现了一架疑似C47的飞机残骸。党中央立即派人和美方人员一同前往黑茶山调查。

当年国民党装备的C-47

据当地群众反映，在4月8日当天下午两点过，黑茶山一带布满黑云，大雨滂沱，附近的村民先是听到一阵轰鸣声，然后又听到了似乎是爆炸的声音，便不再听到有任何响动。

当时的村民很惊慌，不敢上去查看，直到第二天才告知区委书记。区委书记随后便带着民兵上去查看，发现了那架被烧毁的飞机。

调查人员经过排查飞机上的遗物，发现了飞机乘员的名单，经确认这就是叶挺将军所在的C47飞机。

最终调查人员悲痛地在报告中指出，包括叶挺将军一家、王若飞、博古和邓发以及美军机组人员在内的17人全部不幸遇难。

消息一出，举国震惊。在延安，毛主席和众多同志们无不为之叹惋，这次事故令中共失去了数名好同志。

图|王若飞，叶挺，秦邦宪，邓发等同志罹难

而当周恩来收到延安方面传来的电报，获知这一不幸的消息时，顿时泣不成声，向来从容的他为这位逝去的战友留下了眼泪。

对于这起事故，国民党方面给出的解释是：“当日的天气条件恶劣，飞机又遇到了迷雾，因而导致飞过了延安，驶往了山西，并撞到了黑茶山的侧峰，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这一说法看似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的天气状况确实不好，不仅是延安，在黑茶山地区还下着雨夹雪，导致飞行能见度很低，因此撞上山峰也似乎说得通。

但是，对于国民党方面的说辞，周恩来却持怀疑态度。毕竟，叶挺将军才刚刚获释，重新入党就遇此事故，未免让人生疑。

而且当时机场的人明明都听到飞机的声音了，却一转眼在黑茶山发生了这一事故，同样让人怀疑。

失事的飞机

事实上，调查人员也在报告中指出了一些疑点。飞机本来是从西安向延安飞行的，应该是向北行进，结果在到达延安后却出现在了东北方向的黑茶山上。

黑茶山有2000公尺高，而C47飞机是可以飞到6000多公尺高的，拥有丰富经验、佩戴有飞虎臂章的兰奇上尉为何没能避开山峰呢？

根据调查，飞机所撞击的地方并非山顶，而是位于黑茶山东侧的一块巨石，上面可以看到清晰的撞击痕迹。

倘若飞机再飞高一两米，便能躲过撞击，只是当时的雨雾天气造成了很低的能见度，飞行员也无法看清周围情况。

尽管没有发现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但两个疑点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周恩来等党中央的同志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在飞机的仪表上动了手脚，以导致仪表失灵、通讯中断，最终迷失方向，在黑茶山坠毁。

1946年4月，毛主席为"四八"遇难烈士题词

尽管有着这样的怀疑，但当时由于机体已毁，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国共双方此时还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平处于谈判之中，所以党中央没有继续追究。

在当时的新华社报道中，将此次事故报道为“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

但“想系”二字表明了中共方面对此事持保留态度，并没有完全认同国民党的说法。

当年哀荣备至的悼念情况

“四八空难”发生以后，叶挺将军、王若飞等烈士被安葬在了延安东关机场西北角，中共中央与延安各界人士为遇难的人员举行了庄重的追悼会，各地群众们纷纷为烈士们哀悼。

毛主席为叶挺将军题词，称其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周恩来也题词道：

“黑茶山顶，延安河边。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运灵过程中沿途干部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烈士灵柩

空难发生后，中央决定将烈士遗体从黑茶山运往岚县机场，再转运延安。

遵照中央这一指示，根据晋绥分局的安排，兴县行署立即派人运送遇难者遗体。

抬运烈士灵柩的场面十分隆重，十分感人。在黑茶山到岚县机场的运灵过程中，沿途的群众纷纷祭奠并争相抬运烈士灵柩，以报答这些帮助穷人翻身的救命恩人。他们感慨地说：“和平停战，就是这些恩人给老百姓办的好事。”抬灵柩的队伍一程换一批人，许多群众都不愿让别人接换，队伍有时集结到500余人。沿途群众彻夜不眠，灵柩过处，成千上万的群众跪伏道上，拦路吊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

灵柩经过贺家湾时，已是深夜11点多了，运灵的人们遇到一位老婆婆，只见她偕同两个小女孩提着酒捧着供品，在寒风中伫立街头等待祭奠，为了等待烈士亡灵，她们一家已经在此等候一个时辰。

从黑茶山下的庄上村到岚县机场，在长达150多里且崎岖难走的山路上，沿途各村口都搭起了祭奠烈士的牌楼；运送17位殉难者的灵柩仅用了20个小时；沿村参加抬棺的群众多达6000余人。

4月17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岚县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

4月18日下午1點钟，由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等人护送，飞机载着王若飞等烈士及美籍机组人员的遗体抵达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朱宝诞、蔡畅、杨尚昆等率万余人肃立机场接灵。当飞机缓缓着陆、烈士的遗体从飞机上抬下来时，哭声、哀乐声汇成一片。

刘少奇等围着遗体边走边抽泣，一直跟到灵堂，看着遗体分别入殓。

朱德看到烈士遗体粉碎的惨状，放声痛哭，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缓缓走出灵堂。

当朱德知道叶挺没有将军服时，马上取出国民党发给他的一套将军服给叶挺穿上。

这天一整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单位党的负责人轮流坚持守灵。

延安悼念“四八”烈士以致万人空巷

得到王若飞等同志遇难的确实消息后，4月12日，由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人士共26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陈绍禹、林伯渠、徐特立、贺龙、张云逸、蔡畅、习仲勋、李鼎铭、续范亭、刘少白等。

边区参议会决定，休会一日，通令全边区降半旗三日，停止娱乐活动一月。

4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痛悼死者》的社论，社论说：“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者——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中国教育界的先驱者、人民真挚的朋友—— 黄齐生先生诸位，不幸于4月8日因飞机失事而殉难！这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极沉重的损失！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如我党公告所说的，都以最大的悲痛，哀悼这些伟大战士之死……”

该报还用一个整版刊登了王若飞等同志的传略。

4月15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四八”被难烈士。大会推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徐向前、蔡畅等15人为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动。

在延安的中共干部和非党干部2000余人以及秦邦宪的夫人张越霞、邓发的夫人陈慧清、黄齐生先生的孙女黄晓芬等烈士遗属参加了悼念活动。

朱德、刘少奇、康生、张云逸、李鼎铭、刘少白、刘文清等先后在悼念大会上讲话。会后，治丧委员会举行会议，研究治丧的有关事宜。经过认真研究，会议作出三项决定：

19日延安各界将举行公祭追悼大会和遗体安放仪式；烈士墓地选择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侧、清凉山下的飞机场旁，修建烈士陵园；延安《解放日报》编辑悼念“四八”被难烈士专刊。

4月19日上午10点，延安各界3万多人在东关飞机场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祭悼“四八”烈士，并公葬诸烈士。大会由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杨尚昆主持。

会场两边，悬挂着中共中央的醒目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为英灵。

在可容纳数万人的广场上，周边还悬挂着许多挽幛和挽联。延安周围数十里的群众，天不亮就起身参加追悼会。10时许，载运美军兰奇上尉等4位机师遗体离延飞渝的两架专机，在空中盘旋一周志哀后向南飞去，悼念公祭活动随即开始。

主祭人为朱德、刘少奇，陪祭人为林伯渠、贺龙、张云逸、黎玉、薄一波、邓子恢、李鼎铭、刘少白等。与会者全体脱帽肃立，礼炮连发24响，山鸣谷应。

静默志哀时，哀乐声在肃穆的气氛中奏起，挽歌队唱着沉痛的挽歌。群众行列里，十班民间吹手，用唢呐和铜号吹奏着沉痛的哀乐。

林伯渠向悼念者报告了空难烈士生平事迹后，朱德、张云逸以及工人运动代表朱宝庭、劳动英雄吴满有分别致词，遗属代表张越霞发言。

12时05分，哀乐复起，裹覆着红色毡呢的灵柩缓缓移出灵堂，朱德、刘少奇亲随执绋。到场送灵的群众排队跟随灵后，整齐肃静，形成了长达五六里的队伍。

13时30分，灵柩徐徐落入墓穴，中央领导同志及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林伯渠、李鼎铭纷纷轮流为每一烈士奠土，葬仪极尽哀荣。坟头上，树起了墓碑、木栏，周围栽植了松柏，为“四八”烈士建起了陵园。仪式结束后，悼念群众仍依依不忍离去……

同日，延安《解放日报》特辟追悼“四八”被难烈士专刊，刊登了毛泽东的《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朱德的《完成死难者所遗下的事业》、刘少奇的《痛悼我们的伟大的死者》等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悼念文章，刊登了

毛泽东的手迹“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的手迹“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刘少奇的手迹“把给予我们伟大死者的悲痛，变为积极的力量，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

毛泽东主席在悼文中写道：“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的事业而死，虽死犹荣！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

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重庆的反响和各种悼念活动也是空前隆重

空难后，首先向大后方读者披露此事的是重庆《大公报》。该报11日在二版就刊有王若飞等人下落不明的消息：

“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8日乘美军专机由渝飞延。至陕西附近上空时，无线电忽失联络，迄昨晚尚无消息，下落不明。美军曾派机四处寻觅，亦未发现踪迹。”

这引起读者极大关注，人们纷纷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核实消息。

4月13日，重庆各报纷纷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了王若飞等人空难的消息。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的《讣告》，正式向社会各界报告王若飞等遇难的消息：

“本党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秦邦宪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同志……于本月8日乘美机由重庆因公赴延，不幸因气候变化，方向迷失，在当日下午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遇险机焚，与美军机师4人全体遇难。

若飞诸同志正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竭精殚思，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竟以飞机遇险，一时俱丧，不仅本党之重大损失，实亦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不幸。

哀痛之情，匪可言宣，除另择期举行追悼外，特此讣告，即祈，矜鉴。”

一时间，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成为山城关注的焦点，驻地周围的大街小巷车水马龙，中共代表团的同志轮流招待应接不暇的吊唁者。

前往吊唁的有国民党和各党派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孙科、张群、邵力子、谭平山、于右任、张澜、王云五、傅斯年、张西曼、郭沫若等数百人。

4月15日，陪都重庆各界追悼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先生大会筹备会组成，并发布“启事”，宣布4月19日举行追悼大会。筹备会发起人共有119人，其中有孙科、张澜、陈立夫、张群、王宠惠、于右任、邹鲁、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重庆《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均刊登了筹备会“启事”。

4月19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追悼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先生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一清早，各党派负责人和各界群众从市区或郊区如潮水般向青年馆涌来。青年馆门口的街道上，竖立着两块蒙着白布的牌坊，横书“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几个大字，在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张贴着无数的挽联和挽诗。

大会由李公朴先生主持，张澜主祭，孙科、邵力子、吴铁城、褚辅成、沈钧儒、陈铭枢、王云五、周恩来陪祭，孙科、周恩来、邵力子、罗隆基、王云五先后致悼词。

孙科说：“王若飞、秦邦宪两先生到重庆来是为了促进和平民主团结。我们的见解虽有不同，但和平民主的事业是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在这个共同事业尚未完成之前先离去了，这使我们悲痛。但同时也使我们觉得加重了负担，我们后死者必须完成这个工作，才能安慰死者。”最后，由董必武致答词，感谢社会各界对烈士的悼念。

在追悼會上，周恩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周恩来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奋笔疾书写出题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发表在4月1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

周恩来在文章中历数各位先烈为中国革命殚精竭虑、大公无私、前仆后继的伟大精神，动情地说：“抗战胜利后，若飞等同志为中国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事业，努力奋斗，奔走呼号，从未息止。

双十国共会谈纪要、政协五项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直至3月27日的东北停战协定，都有着若飞同志的共同筹划以及其他同志的后来参加，尤其近两月来，为保障人权，为保护政协五项决议，为坚持宪草修改原则，为反对破坏停战协定，若飞、博古两同志更站在斗争的前线，与一切破坏分子的反动阴谋做最坚强的搏斗。

4月8日飞回延安，也正是为保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正原则而向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的，不幸竟遭大难。你们是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你们的功绩，在人民历史中，将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群众、党员跟随你们的奋斗目标，补上你们的岗位前进！”

在重庆的各种悼念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在重庆《新华日报》、《中央日报》上刊登《鸣谢启事》：

“此次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暨黄齐生先生等，因公返延，同机遇难。于消息未证实前，即承各界人士函电纷驰，关怀备至；迄凶耗传来以后，或辱临吊问，或文字赐唁；19日陪都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复蒙恭亲致祭，并赐哀诔挽词花圈等物，以慰为国牺牲者之英灵，高谊隆情，不胜哀感！恩来等谨当承王秦诸同志之遗志，继续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到底，以答诸先生之盛意。祈以猬务羁身，不克踵谢，特此登报，藉伸谢悃。”

历史铁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对于这一有些蹊跷、疑团重重的空难，中共有关方面及人员一直以来都未曾放过追查事情真相的努力。

195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时就曾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说是飞机遇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

叶将军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可他一出狱就给党中央写信要重新入党。蒋介石是很生气的，老蒋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时间很长，了解他的个性。他为排除异己，利用特务做手脚很容易的。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在机场迎接的人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飞机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了，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作为叶挺长子的叶正大将军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之一，参与过多种型号的飞机设计。

他当年被告知父母弟妹飞机失事后，受到极大的刺激！

叶正大当时便立志要制造出安全性更好的飞机，后前往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航空专家，为新中国航空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叶正大

在听了周总理的一番话后，通过自身对航空系统的研究和周总理的分析，他也对当年的事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叶正大将军认为，“四八空难”前飞机从重庆到西安加油后再前往延安，这期间飞机与地面的无线电通讯都一切正常，而且中途是有人登机检查过的，在延安机场的人们甚至都能听到飞机的声音。

而问题就出在飞机着陆前，此时国民党特务所做的手脚起作用了，飞机没能降落到延安，反而飞往了东北方向的黑茶山。

叶正大也认为国民党特务借着检查飞机的机会在罗盘与高度仪上做了手脚令其失灵，这才使得原本能飞6000公尺高的飞机撞上了2000多公尺的黑茶山山峰。

而且，在机体残骸找到的遗物中，有一份关于迷失方向的电报稿，可以知道当时的机组人员已意识到飞机的迷航，可以判断就是国民党特务在西安时破坏了飞机的仪表设备，以致惨剧发生。

叶正大

不过因为当时条件太有限，未能找到“四八空难”中特务谋害的罪证，这也是周总理的一大遗憾。

但是工夫不负有心人，苍天不负死难者。水落石出的一天终究会有的。

事发42年后的1998年4月18日，香港的《大公报》刊登了作者为顾逸之的一篇文章—— 《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

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的领导下工作，1946年暮春突发“四八”空难期间，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四八空难”发生之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

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

“其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其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

其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其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后，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接下来，顾逸之结合实地调查的真实情况进行合理分析说，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很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而操作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

各方面的考察推断表明，必定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再重复一次叶正大将军，根据以上这一切事实的分析，凭他多年对导航系统的研究与周恩来的分析，作出的判断：

“第一，飞机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飞延安，这中间有人登机检查，直到距延安30公里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都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而‘竟飞到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

第二，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却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而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如果再飞的高一点，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却在2000多公尺高度撞山，显然是国民党特务利用检查飞机时，在高度仪与罗盘上做了手脚，飞机的高度表和罗盘失灵了。

第三，在遗物中有一份关于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当时飞机已意识到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迷航。根据这三点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将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了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使飞机迷失了航向的高度。”

那么，“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的

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良心有所发现，鼓起勇气道明了真相，给自己这个知情者也是历史的罪人一个“死能瞑目”的灵魂慰藉，也给半个多世纪前深受其害而莫名其妙的遇难者以英灵的告慰，使他们可以真正瞑目了。

在1945年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国共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

1946年4月，中共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

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空军的通知之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便马上电话通知了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

军统的头目得知这一情报后，便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的特工队队长杜吉堂。

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得既漂亮利落又不容易被察觉。

其中有一位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出主意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这个妙招立即赢得了这帮特务的一致赞赏。

于是，这帮伸向中共要员的罪恶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担任这次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

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懂得机修业务的特务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上午，载有博古、叶挺等一些中共重要人物的飞机准时飞离了重庆。该飞机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往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

在西安休息加油之后，飞机继续按照正常路线向延安方向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