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建设过程中，杨贵为何竟遭人诬告？

引言

1960年，有人向上反映，说群众都饿得啃树皮了，杨贵还要继续大搞建设，不顾百姓死活。

说他比秦始皇修皇陵、隋炀帝凿运河还要苛刻。

面对指责，杨贵在一次地委扩大化会议上，将林县和红旗渠的建设情况作了全面汇报，阐述林县群众修渠情绪高昂、县中存粮够吃等情况。

地委派人下去调查，发现情况真的属实，上级领导对杨贵不畏困难，坚定带领林县谋生路的革命意志大加赞赏。

杨贵一人顶在风口浪尖上，面对外界的种种批评和质疑，他丝毫没有动摇修渠的决心。

也正是这种“红旗渠”精神，才造就了堪称奇迹的红旗渠。

对历史有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60年代初正是我国3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都面临粮食不足的情况，为何杨贵带领的林县还能有余粮搞建设？

修建红旗渠不是全民同心同力吗，为何还会被人举报？

一、打井、挖渠、建水库

杨贵，1928年出生在河南卫辉市罗圈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他14岁就开始参加革命工作，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3年，林县县委书记病重，杨贵奉命带工作组前往林县协助工作。

在那时，他第一次与干旱贫瘠的林县会面。

对于杨贵来说，他幼年生活虽然穷苦，却也没见过像林县这样，土地贫瘠、水贵如油的地方。

次年，杨贵正式接任了林县县委书记一职，从此扎根于此，为这片土地奉献了几乎整个青春。

杨贵接任县委书记时，只有26岁，但他已经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精神坚毅无比，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杨贵（中）

林县地处河南北部的太行山山区，地少山多，资源匮乏，因地质原因蓄不住水，极易出现干旱。

从古至今，林县一直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

自明代以来，林县出现过5次人吃人的历史记载，都是因为干旱导致的饥荒。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解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林县人还普遍存在一家人合盖一床破棉被的情况。

由于地处太行山区，林县连一条公路也没有，有些崎岖的山路，只够独轮车通行。

路途不通，兴修水利更是想都不要想，全县90万多亩耕地，全部靠天吃饭，这也是林县极易遭受旱灾的一大原因。

在红旗渠修建之前，林县人真是将水看得比油还贵重。

他们取水要走几十里的山路，往往是早上出发，晚上才能回来。

那里的人，几乎全年都不洗澡，只有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舍得拿出一碗水，一家人轮流洗一次脸。

就连用完的洗脸水也不会浪费，还要拿来喂牲畜。

杨贵当了县委书记后，立志要改变这种状况，让林县人都能用上水，用上干净的水。

为了解决缺水难题，杨贵几经走访考察，主持起草《中共林县县委1954年山区工作意见》。

在《意见》中，杨贵分析了当时林县人民生活状况的主要困难，提出实现林县水利化的主张。

这份报告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杨贵接下来工作的开展，就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为了使群众早点用上水，他带领男女老少开始轰轰烈烈地打井蓄水工程建设。

经过全县群众两年多的努力，林县境内一共打井、修水窖、挖山泉7000多口。

但因为天不下雨，又没有活水，那些好不容易挖出来的井根本蓄不上水。

眼看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杨贵心急如焚。

但是，他还不能放弃，群众没有水喝，庄稼没有水灌溉，他不能看着林县一直贫苦下去。

为此，杨贵调整了政策方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召集县委班子进行调查研究。

1956年秋，杨贵组织全县的干部群众进行“山区前途大讨论”，并在众人面前立下铿锵有力的宣言：

“头可断、血可流，不建设好林县不罢休。”

次年，他又在全县人民面前提出5年和10年目标，林县群众都被他这种坚决的意志所感染，又燃起了重建林县的决心。

到1957年，淇河渠、淅河渠等水渠，还有黄华、曲山等水库相继建成，林县水浇地扩大到16万亩。

林县水利工程建设逐渐步入正轨，眼看就能实现全县灌溉体系了。

1957年11月上旬，杨贵前往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山区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作了相关报告。

他的发言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和重视，杨贵因此大受鼓舞。

然而，好景不长，厄运再一次降临这个困苦的小县城。

1959年夏天，一次特大干旱使得之前修建的水渠、水库都干了，不仅农作物无水灌溉，就连人、畜饮水都面临着难题。

命运再次给了林县人民一记重击。

望着地上一道道干涸的裂痕，杨贵意识到，要想彻底解决水源问题，只靠林县本身是不行的。

他们必须走出去，到别处引水过来，才不会发生断流的悲剧。

二、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1959年6月11日，杨贵召开县委书记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林县水利规划，以及派调查组到山西境内寻找水源。

会后，他自己亲自带着调查组，奔赴与林县交界的山西平顺县，在石松公社的地界，他们亲眼看到了浊漳河。

只见峡谷之中，浊漳河巨浪冲天，震耳欲聋。

杨贵两眼都放光了——要是能将这样的水源引入林县，还怕水渠和水库会断流吗？

事不宜迟，他立刻找到当地水利部门进一步了解。

当杨贵得知浊漳河水常年流量在每秒25立方米左右、水源充足时，立即拍板做了决定：

将浊漳河水引入林县。

不久后，“引漳入林”的工程计划摆在了杨贵的案前，他向安阳地委和河南省委做了汇报，上级予以同意的批示。

但是，由于当时大旱影响了全国大部分地方，政府和人民都过得比较艰难，杨贵要修这个跨省水渠，基本得不到钱款和物质上的支持。

要干，就只能倾全县之力去干，没有上级的支援。

杨贵坚定决心，一定要完成这项工程，彻底解决林县因缺水导致民不聊生的问题。

1960年2月11日，红旗渠工程宣布正式动工。

3.7万名来自林县各个乡镇、村子的民工，汇集到太行山，他们效仿“愚公移山”壮举，沿途刷着“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标语。

他们要在巍巍太行上，凿出一条救命水渠。

那时资源匮乏，民工们就地凿崖壁、搭席棚居住，垫地的芦席一时供不应求，从外地采购的又无法及时送达。

杨贵便带头，将自己床上的芦席抽了出来，送给民工使用，机关干部纷纷效仿，上千张芦席送到了太行山上。

没有工具，他们就从家里带；

没有石灰，他们就地取材炼制；

没有水泥，他们用土炉代替高炉生产；

……

林县上下齐心，势要将这道“天渠”修好，改变世世代代的苦难。

根据专家测算设计，从渠首到分水岭为主干渠，长度有70.6公里，这是整个“引漳入林”工程的重难点。

这70多公里的工程位于太行山山腰上，几乎全是悬崖峭壁，而且这里的岩石质地坚硬，极难开凿。

工程开工20多天后，杨贵从郑州参加完省委会议赶回来，立刻上了工地。

他从坟头岭沿着开渠的路线徒步行走，足足走了3天才到达渠首。

在这三天中，杨贵沿途观察了工程的进度，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37000多名民工分布在70公里长的开凿路线上，一个点上几乎看不到几个人，人力都分散了。

而且因为没有施工经验，大家东一榔头、西一棒追，炸得山腰上坑坑洼洼，不但浪费人力物力，还极易发生危险。

与此同时，坊间还隐隐传着一些流言，说什么这工程是“秦始皇修皇陵”、“县委背着干粮送远屎，屙了也肥不到林县田”。

这些流言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对民工情绪的影响很大。

同时，因为要开山建渠，沿线居住的群众意见很大，纷纷反映：

“白天黑夜炮声不断，碎石满天飞，毁了树，砸了瓦，牲口吓跑了，房也震裂了。”

杨贵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当机立断，立即调整政策。

在1960年3月召开的“盘阳会议”上，他宣布：

要彻底改变全线出击的被动局面，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首先拿下在山西境内的20公里。

因为山西段离家远，物资保障较为困难，在这里的民工心态容易失衡。

再加上，打通了这一段，可以进行首次试通水，既可以检验工程，又可以让心中不安的群众们放心、鼓舞士气。

“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源自于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杨贵灵活的将其运用到开渠工程中，化解了工程初期遇到的大难题。

也因此，这道跨省的水渠，被命名为“红旗渠”，尽显林县县委和群众不屈不挠，势要将其拿下的坚强决心。

在这70余公里的主渠之中，又有“难上加难”的工程段，其中之一就是鸻鹉（héng wǔ）崖。

鸻鹉崖位于林县与山西交界的山西一侧，地势艰险，壁立千仞。

当地人都说，那地方除了鸻鹉鸟之外，其他的鸟类都飞不上去，所以才被称为“鸻鹉崖”。

这块地段施工，要从山顶打下一组由三根钢钎组成的绳桩，再由民工腰系绳索，从崖顶下到渠线位置，倚着绝壁分层打出39个20米深的炮眼（开始不是很理解，看了纪录片后，才知道每个炮眼是可以让人进去的那种，一个炮眼里要放上千斤炸药）。

最后填上炸弹引爆，将200米长，250米高的鸻鹉崖从上直劈而下。

民工往炮眼里放炸药

这项工程极难操作，还曾出过一桩较大的事故。

6月12日，一块巨石从崖上掉了下来，导致9名民工牺牲，还有3人身受重伤。

即便如此，林县人修渠的决心依旧坚定，不久后，在发生事故的工地上，多了一名来回搬运泥浆的少年。

这少年名叫张买江，只有13岁，是那场事故中遇难民工张运仁的儿子。

他的母亲埋葬丈夫后，擦干了眼泪，将孩子送上了工地。

指挥长王书才看孩子年龄不大，她家中又没有人支撑，说什么也不同意。

母亲坚定地说：

“让孩子留下来接着干吧，红旗渠不通，他爹在地下也合不上眼！”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正是因为无数林县儿女都有这样坚决无畏、敢于牺牲奉献的精神，才有了后来红旗渠的奇迹诞生。

三、立于风口浪尖，力保工程完成

在林县上下齐心干工程的同时，红旗渠的总设计师杨贵，除了操心工程之外，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承担着重重责任。

让我们将时间线拨回1958年。

1958年10月到11月期间，杨贵在新乡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

1号的晚上，杨贵刚刚吃过晚饭，地委书记匆匆忙忙地找到他，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毛主席要听他当面汇报林县修水利和防治疾病（杨贵在林县修渠挖井的同时，还解决了困扰林县群众多年的食道癌难题，此处不再赘述）的先进事迹。

杨贵万分激动，连忙跟着地委去专列见毛主席。

杨贵（左）

毛主席一见到杨贵，就亲切地握住他的手，用带着湖南口音的话对他说：

“你是河南林县治水的杨贵，我知道你，听说你治水很有一手嘛！”

紧接着，杨贵向毛主席汇报了林县的情况，将问题回答得很详尽。

不一会儿，毛主席突然问起了林县炼钢的情况，杨贵浑身一僵，冷汗都要下来了。

当时，全国正在搞大炼钢的运动，杨贵为了解决林县群众吃水难题，冒着“犯错误”的风险，指挥了一部分群众去修水利。

经过了短暂的思考，杨贵决定继续向毛主席如实禀报，他说明了将部分人手派去修渠的实情，并表明了林县群众面临的困境。

毛主席并没有生气，反而在听到杨贵说地里庄家无人收的情形时，对他和河南省委的领导说：

“林县人民好不容易有了水，种了庄稼，却没人收，多么可惜啊！你们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把炼钢的同志撤回来一些，让他们去收庄稼和修渠……”

杨贵听后，心中的巨石终于落了下来，激动得快要流泪。

有了毛主席发话，杨贵的修渠之路更加畅通，后面一系列决策也能顺利通过。

1960年，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全国都陷入粮食短缺和经济困难。

在红旗渠刚进入二期工程之时，中央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修整”，要求基建项目全面停工。

杨贵认同中央的政策，但从林县层面来讲，他觉得红旗渠可以不停工。

因为中央之所以搞“百日修整”，也是为了首先保证民生，不让人民饿肚子。

但是，林县情况有所不同——他们还储存着几千万斤余粮，足够供应修渠所需。

为什么在全国陷入饥荒的大环境下，林县还能有这么多储备粮呢？

那是因为，在早几年“大跃进”风气吹起来时，杨贵并没有跟风参与，而是实事求是地汇报了林县的粮食产量。

这样一来，交走的公粮就在合理范围之内，林县才能有余粮储蓄。

红旗渠工程不能停。

在响应“百日修整”的政策过程中，杨贵将大部分民工撤回来修整，只有几百名青壮年在险要地带“啃”硬骨头。

之后，随着红旗渠工程的延伸，杨贵顶住压力，将红旗渠建设的民工增加到6200人。

很快，杨贵就被有心之人“盯”上了。

故而出现开头他被人举报的情节，经过上级的调查，确认杨贵没有犯错，反而高举艰苦奋斗的旗帜，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

1968年，周总理在一次外事谈话中提到：

“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们来访，要让他们看看红旗渠是如何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

1969年7月，在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后，红旗渠全线工程告竣。

在这近10年时间里，英勇无畏、敢于开拓的林县儿女，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凿通了211个隧洞，架设了150座渡槽……

红旗渠将浊漳河水引入林县，全县灌溉面积增加到64万亩，50余万群众和3万余头牲畜的饮水问题得以解决。

贫苦了千年的林县，终于旧貌换新颜！

时至今日，红旗渠精神依然在被广大中国人民学习和发扬，它不单单是一项水利工程，而是已经成为了民族精神的象征。

参考资料：

《红旗渠总设计师杨贵的传奇人生》

《红旗渠故事背后的故事——访原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几经磨难的红旗渠设计师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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