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价鲁迅：他是第一圣人！

引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

次年10月，于延安举行的鲁迅先生周年祭上，毛主席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先生：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这个评价到了毛主席晚年的时候，又提升了一格，1971年他在会见武汉地区的同志时说：

鲁迅是中国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鲁迅先生生前对毛主席也十分欣赏，当红军胜利走完长征时，他通过一位中间人，向当时远在陕北的毛主席送去了金华火腿，以“千里送鹅毛”的理念，表达对中国“毛泽东们”的同情和信心。

可惜的是，这两位惺惺相惜的“战士”，互相之间从未见过面，距离最近的一次还是在1918年的北京。

一、被“围攻”的鲁迅

1918年，青年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介绍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

在这期间，认识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先生，经过他们的介绍，毛泽东结识了很多有名的学者，如胡适、周作人、蔡元培等人。

本来他也是要与鲁迅先生见面的，但阴差阳错下，两人并没有见过面。

鲁迅最初了解毛泽东，是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口中得知，这个在“五四运动”后一直没放弃新文化的“笔杆子”。

两人互相知道对方，却没有交集，甚至都没有过书信往来。

唯一算得上文字往来的，就是1936年长征胜利的时候，鲁迅重病时与茅盾先生联名，史沫特莱女士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的贺电。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虽然毛主席与鲁迅先生没见过面，也没有书信往来，但他们却通过一座“桥梁”，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

这座“桥梁”就是冯雪峰，也就是前文所说，代鲁迅先生给毛主席送火腿的“中间人”。

1925年，北大旁听生冯雪峰，在鲁迅担任编辑的《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了一首名为《菖蒲》的诗歌。

当时冯雪峰在北大旁听，曾多次旁听鲁迅先生的课，但他对鲁迅先生不是很喜欢。

一方面，是因为冯雪峰当时的偶像是李大钊先生，他称其为“真正革命的，有理想的人”；

另一方面，他觉得鲁迅先生“是个热情的人，但又冷的可怕”。

1926年，冯雪峰通过自学日语，翻译了日本的一篇短篇小说，在李霁野（作家、翻译家）的带领下，前往拜见鲁迅先生。

对于这一次见面，冯雪峰回忆说，见面时颇为冷淡，本来想请鲁迅先生代为介绍一个小刊物发表作品。

但得到的回应却是“李小峰（当时北新书局的老板，鲁迅的学生）大概不会再出刊物了吧”，冯雪峰只好告辞。

对于这次见面，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晚冯君来，不知其名”。

创造社成员，左起：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王独清

1928年，鲁迅先生被创造社、太阳社“围攻”。

关于这两个文学团体的成员，基本是倾向反帝反封建和积极的浪漫主义文人，许多人还有共产党员的身份。

当时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他们汇集在上海，以描写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来发展文化运动。

只是因为受到党内“左倾”的思绪影响，他们在理论和创作上带有过激偏向。

对我党历史了解的朋友，应当明白，当时就连毛主席都受到过不公正对待。

这些文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认知，还处于一种肤浅的阶段。

加上国际共产和“左倾”思潮的影响，他们引发了一场错误地、将矛头指向鲁迅的革命文学批判。

就连创造社的创始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也被他们批评过，只是批判程度不一。

因为鲁迅当时每月的工资高达360块大洋，尽管国民政府经常拖欠他的工资，但实际到手的也有200多左右。

同期上海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仅3-4块大洋，北京巡警每月也才7块大洋，鲁迅给家中保姆的工资每月只有2块大洋。

因此，他被人们认为是资产阶级作家，而且他的名气大、反抗程度最激烈，所以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众人的“目标”。

他们称鲁迅：

“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搂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是隐遁主义！”

还有人称鲁迅搞“趣味文学”，并责问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写的是“第几阶级的文学”。

为了反驳他们，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一文，标志着双方论争的开始。

也正因双方这场争论，鲁迅开始大量购置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结合人们批判的论点认真攻读。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实事求是、严于自我解剖的认真态度，以及不断追求真理与进步的崇高精神。

冯雪峰在鲁迅被“围攻”的这段时间，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声援鲁迅先生。

只是他因共产党员身份的原因，引起了鲁迅先生的误会，认为他“大概是创造社一派的人”。

到了1928年底，冯雪峰在柔石（鲁迅先生的学生）的引荐下，又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

这一次见面有些窘迫，因为柔石因故先行离开，本就有些芥蒂的两人，基本上都是一问一答，并没有过多的交流，冯雪峰后来的描述是“局促”。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次年3月茅盾先生去日本之后。

冯雪峰住进了景云里11号，这里原是茅盾住的房间，与鲁迅住的17号是斜对门。

他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做了许多翻译工作，如《流冰》、《作家论》、《艺术与社会生活》等等。

冯雪峰站在阳台上就能看到鲁迅的家，他没事就去找鲁迅聊天，往往是客人前脚走他后脚就到，让鲁迅无法拒绝，聊起兴致来，经常要到夜里两三点才离开。

1930年，潘汉年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其中有许多是“围攻”过鲁迅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不过他们公认的“主帅”则是鲁迅。

双方经过近两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不仅在民间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提高了这些革命作家自身的思想理论水平，经过冯雪峰的调和，他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在这些文人学者里，鲁迅先生与冯雪峰更为相熟，在当年的日记中，他提到冯雪峰的次数高达34次，如“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咖啡）”。

通过相处，鲁迅先生关于我党的了解和认识更加全面，对工农红军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1年10月，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他还专门找冯雪峰询问红军和毛主席的情况，对红军的英勇作战十分钦佩。

1932年夏秋交际之时，陈赓将军因腿伤来到上海秘密就医。

治疗期间，陈赓时常向地下党员们谈起前线红军的事迹，大家都认为可以替红军创作一部小说，就像后来的苏联小说《铁流》一样，而鲁迅先生则是创作的第一人选。

由此，上海党组织决定，由冯雪峰将油印材料交给鲁迅，并向他提出写作请求。

拿到材料后，鲁迅先生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说了一句“看罢”。

过了几天，他嘱咐许广平多准备几个菜，特意邀请陈赓和冯雪峰到家中一叙。

陈赓将军回忆说：

“我们党也很希望鲁迅先生能把苏区的斗争反映出来，以他的才能、修养，一定可以写得好的，在政治上会起很大的宣传作用。党同意我去见鲁迅先生。”

根据陈赓将军的回忆，那天跟鲁迅先生相谈甚欢，直到深夜才离开，本来约好了再去谈一次，可陈赓将军不久在上海被捕，第二次会谈未能成行。

通过跟陈赓的交谈，鲁迅先生对毛主席、对中央苏区、对红军战士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但这部小说终因种种原因没能创作出来。

根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冯雪峰送来的材料“郑重其事的藏来藏去”，当时陈赓向他介绍战斗地形的草图，也在他的遗物中发现。

可见鲁迅先生对这部小说的创作，也是十分慎重和在意的。

根据后人的多方面考证，原因大概归结于，鲁迅并没有真实感受过苏区的战斗生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提到“根据中国的现状，不便写”的苦衷。

二、毛主席与鲁迅

1933年11月，冯雪峰在上海的处境越发危险，于是组织便将他调到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担任中央党校的副校长。

当时，毛主席因为和李德、博古的矛盾，处境不是很好，他担任的不少职务都被免去，人也就清闲了下来。

得知冯雪峰来到苏区后，他亲自登门拜访。

两人在谈起鲁迅先生时，毛主席还很感慨，当初在北京的时候，他见到了李大钊、陈独秀，就是无缘得见鲁迅先生。

冯雪峰向毛主席详细介绍了“左联”的工作情况，同时还提起一位日本友人的话：

“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了解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毛主席听后，缓缓说道：

“这个日本人说的对，鲁迅是了解中国的。”

之后，冯雪峰又谈起鲁迅对毛主席诗词的评价，说他的诗词有“山大王”的气概。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因为当初他决定上井冈山的时候，就发出过“上井冈山，当山大王”的口号。

一天晚上，主席再次约见冯雪峰：

“今天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三、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当晚毛主席的谈兴很高，从《狂人日记》、《阿Q正传》开始，谈到了中国民众的现状。

他认为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有着中国农民当时存在的种种缺点，但他要求革命的精神，是应该看到的。

可能是因为鲁迅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性估计不足，没有看到他们身上的全部力量，但他能够看到农民的要求，能够毫不留情地批评其缺点，是值得我们党内干部学习的。

当时，有人提议请鲁迅先生来苏区担任教育负责人，不过被毛主席反对了，他认为“鲁迅先生还是在外面作用大一些”。

冯雪峰也说，鲁迅先生曾拒绝到苏联去避险，先生认为人只要在岗位上，总能打上一枪两枪，先生说过“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

1935年10月，在得知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病中的鲁迅与茅盾一起，托史沫特莱给中央红军发来贺电，内称“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12月5日，他写下《亥年残秋偶作》一诗，诗中“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正是他对陕北红军的期望。

1936年4月，参加了整个长征的冯雪峰，奉命回到上海主持文艺工作，见到了阔别已久的鲁迅先生。

当时鲁迅的病情很严重，但他依然拉着冯雪峰，让他好好讲讲红军的情况。

冯雪峰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完完全全告诉了他，苏区生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等等。

当两人谈到毛主席时，鲁迅先生说：

“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政策是对的……”

鲁迅先生委托冯雪峰送火腿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个时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数万人送行，人们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民族魂”的旗帜。

次年，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悼念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演讲《论鲁迅》。

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评价鲁迅先生为“中国第一等的圣人”，并对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这三点也构成了我们熟知的“鲁迅精神”。

1938年4月，毛主席亲自参与创建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这所汇集了茅盾、冼星海等一大批文艺家的学院，培养出艾青、贺敬之等一大批优秀学员，为抗战的文艺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主席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就对鲁迅的作品十分喜爱，也曾在1949年访问苏联时说过，他在延安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

两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他们在对待“治文”的态度上，都追求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力求文章不空洞。

在文化革命上，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毛主席也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

在两人的文化作品中，都展现了对基层群众的关注。

有所不同的是，鲁迅笔下描写的人物，是对封建社会缩影的讽刺，写下了当时国民的“麻不不仁”，以唤起人民的斗志。

而毛主席的作品，大多是关注人民身上积极的一面，如勤劳朴实、勇于牺牲等。

不过，他们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更好地唤起人们的“斗争精神”。

周总理曾说过，鲁迅的许多思想和毛主席是一致的。

毛主席在1966年7月给江青的信中也写道：

“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在《自嘲》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为他“斗争”的一生，做了很好的诠释。

毛主席也曾说过：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这句话贯穿了毛主席一生。

1976年，尼克松再次访华时，看着说话十分困难的毛主席，十分感慨：

“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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