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纪实

作者：康彦新来源：党史博采 2023-06-05 1174

1948年3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经历了一年多艰苦转战，挥戈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来到西柏坡，与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实现了五大书记撤离延安后的大团圆。从此，西柏坡走向历史前台，成为“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值此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75周年之际，我们回眸历史，从中共中央决定东渡说起，追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踏过的足迹，探寻和感受那段峥嵘岁月。

杨家沟：毛泽东审时度势，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决定东渡黄河向西柏坡转移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经过一年的艰苦征战，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48年3月，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发起了宜川战役，继而又挺进黄龙山区，连克10城，完成了对洛川、延安的战略包围，延安变成了一座孤城。在此形势下，党中央走出黄土高原，向华北转移走向全国的条件已经成熟。

据时任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回忆，中共中央前往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的事，党中央早在1947年12月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就已经决定。

为了顺利实现转移，中央后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前委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1948年1月4日，叶剑英、杨尚昆就中央机关向西柏坡转移的问题致电中央工委朱德、刘少奇、董必武：“三交机关经中央批准将于3月初出发，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为此，中央后委派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于1月10日前后前来工委请示，并布置通讯工作。

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接到电报后，立即于1月5日致电中共中央：“三交机关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甚好。陕北中央机关是否亦搬来，搬到平山后，是否应长期打算，请即复示，以便做各种准备。”1月20日，周恩来和任弼时正式通电中央后委叶剑英、杨尚昆，明确了中共中央核心向东转移的决定。同时指示后委的转移按照原定计划行动。

据汪东兴回忆，3月9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他和叶子龙说：“中央前委商议，准备东渡黄河。自从蒋介石指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中央前委在陕北转战一年了。目前全国各战区的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我们在大范围内由被动转为主动了。去年，蒋介石赶我们过黄河，我们偏不过，在陕北拉着你的队伍转圈子。一年后的今天，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把你们两位找来就是商量一下，咱们什么时候过黄河？准备怎么过法？具体由谁组织指挥？”

周恩来说：“现在黄河上游正在化冰，我的意见是不是3 月下旬东渡黄河较为适宜。”

任弼时说：“东渡黄河要准备船，要找有经验的船工，与他们商量看什么时间过黄河合适，一定要保证安全渡河。”

叶子龙说：争取用10天时间准备，我提议让汪东兴同志具体组织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毛泽东随即表示同意，并特别提醒大家说：“准备工作一定要注意保密，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侦察到我们的动向。要马上发报给陕甘宁边区的林伯渠，请他派得力的地方干部协助。同时也给贺龙发报，请他通知晋绥边区政府派人在黄河东岸接应。东渡时间暂定为3月下旬。”

周恩来对汪东兴说：“东兴同志，你明天召集有关同志开会布置，争取11日出发，中央前委东渡黄河是一次大的战略行动，任务很艰巨，就拜托给你了。”

汪东兴接受任务后，经过认真考虑，说：“东渡黄河的工作需要仔细策划，渡船、技术船工、木材，还有粮食、草料、当地治安工作等等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援。”

3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东渡黄河转移华北的决定。周恩来在杨家沟向中直机关做了形势报告和转移动员报告，指出：一年来，敌我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转移到华北。

黄河渡口：毛泽东望着滚滚的黄河慨叹：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究竟在哪个渡口渡黄河，中央经过了周密选择和部署。

3月11日，周恩来派中央前委第九支队司令部警卫科科长慕丰韵去选渡口。慕丰韵接受命令后，带领一个班的人马，跑遍了延安附近的几个渡口。返回后，把各个渡口的情况一一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仔细了解各渡口的情况后，经过综合考虑，最后决定从吴堡县川口渡河。

据慕丰韵回忆，中央确定川口后，他跑到川口了解有多少船工、多少船等问题。为确保安全，还组织人马进行了三四天的试渡。之后，又到对岸去了解群众基础。直到完完全全放下心来才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则要求更细，甚至考虑到渡河要多少分多少秒，敌人在黄河沿岸空袭怎么办等等。为预防万一，中央还决定，中央领导人不乘同一条船渡河。

一切万事俱备。

1948年3月21日早上，天气晴朗，毛泽东从有“小延安”之称的杨家沟出发。临走时，他嘱咐绥德专区和米脂县政府的干部领导人民渡过困难，保证中央机关住过的杨家沟以及梁家岔、王家湾等村庄不许饿死一个人。

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来到了川口，在这里毛泽东接见了20名民兵船手。民兵们介绍了船的性能、黄河的水性特点、乘船等知识。

23日早晨，毛泽东来到黄河岸边的渡口，此时大部队已经开始渡河，民兵渡船小分队也早已在这里待命。

毛泽东坐在一块灰白色的石头上，对船工说；“劳累你们了，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的小米吃了13年，实在不愿离开呀。”

临登船时，依照陕北的风俗习惯，工作人员拿出一瓶早已准备好的酒，让毛泽东喝酒御寒。毛泽东高兴地喝了两口又递给任弼时，他与其他中央领导谁也不肯喝，把酒递给了民兵，并吩咐每人一定要喝一口。

毛泽东大步走到黄河边上，看着混浊的黄河水，说：“我马上就要过黄河了，来不及向陕北老乡告别，请你们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谢谢他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告诉陕北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一片心意。”

与人们一一握手后，毛泽东登上了渡船。

第一条船上是毛泽东；第二条船上是周恩来；第三条船上是任弼时和陆定一。

三条船拉开距离，向对岸驶去。

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的一条母亲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古人留下了咏颂黄河的无数优美的诗句。而此刻，中共中央就要离开陕北渡黄河了，面对汹涌激荡的黄河，毛泽东想了很多，无限感慨。

望着渐渐远离的渡口和岸边聚集的人群，毛泽东双眼变得湿润了……忽然朝着叶子龙说：“脚踏黄河，背靠陕北。怎么样，子龙，给我照张相吧！”

叶子龙匆匆拿出了照相机。当镜头对准毛泽东的时候，他站稳了身体，敛去了笑容，脸上露出了一副严肃的神情。叶子龙抓准时机按下了快门。

当船行至河中心时，风越刮越猛，一块块大小不等的浮冰随着像粥一样浓稠的河水互相碰撞，发出巨大的声响。船随着洪流时而跃上波峰，时而被掼向涛谷，浊浪如墙似壁般地遮住了船上人们的视线。

为了安全，任弼时建议在河心停一下，但毛泽东却鼓励民兵们说：“不要紧，用力划，越快靠岸越安全。”民兵握紧手中的桨板，使足劲，凭着丰富的经验，乘风破浪飞速向对岸划去。

此时，毛泽东面对滔滔洪峰，望着那随漩而下的浮冰，望着那奔腾咆哮的浊浪，早已陷入了沉思。忽然，他回头对大家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黄河东岸，热情的人群早已翘首期盼！

登岸后毛泽东再次回望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整体规划和治理，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船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

双塔村：毛泽东纵论战局，决战的后30个月中国革命将“传檄而定”

3月23日中午，毛泽东等在山西临县高塔村的下滩里登岸，骑马沿黄河东岸而下，当晚住在寨则山村。

24日中午，又沿崎岖的山路，溯揪水河而上，到达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与住在这里的中央后委会合。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期赶往西柏坡，由副书记杨尚昆主持工作。

当天晚上，杨尚昆陪同毛泽东一行到三交看望后委的同志们。回到住处后，中央研究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等一行带一架电台和部分警卫人员共100多人，经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蔡家崖，走北线前往西柏坡；杨尚昆率领前委的其他人员和后委的最后一批人员徒步向西柏坡开进。据杨尚昆回忆，在这里给他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批评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搞得很“左”。这件事虽然是康生和陈伯达在那里搞的，但主席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另一件事是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对战争发展形势作了估计。他认为：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毛泽东一行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3月25日在向西柏坡转移的动员大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关于这次行动的路线和注意事项，并且分析了全国的形势。毛泽东也激情做了讲话：“到华北平山一带，那里的条件要好一些，对指导全国工作有利，所以行军是艰苦的，前途是光明的！翻过太行山这个最高的山坳，也将是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以后就越来越好了。全国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同志们，努力吧！”任弼时也指出：“大家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10多天路程不算什么。我们是跟毛主席一步步走向胜利，沿途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听了中央领导的讲话，大家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会场里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蔡家崖：毛泽东关注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完整提出土地改革总路线

3月26日上午，中央机关离开双塔村，取道白文、康宁，当天下午到达晋绥军区司令部的驻地兴县蔡家崖。

军区首长们都早已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了，全部让给中央领导居住。毛泽东等在蔡家崖停留的一周时间里，连续三天听取了贺龙等晋绥分局和军区负责人关于晋绥解放区战争情况及土改整党、工农业生产、工商业政策、农民互助合作、支前等情况的汇报。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给到会的晋绥分局和军区党政军干部200多人作了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土地改革总路线和总政策，并强调指出：“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是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摇右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在这里，晋绥的有关领导还提出想请毛泽东去《晋绥日报》讲讲如何办报纸的请求，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社的编辑人员，了解了《晋绥日报》的工作情况，系统地对办报等问题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讲话。讲话中，毛泽东以黄河船上的老艄公为比喻来说明报纸要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说：“你们注意了吗？黄河渡船上掌舵的老艄公，在急流险滩、惊涛骇浪中，眼睛总是盯着对岸，端正航向，把舵掌稳当。如果老艄公只看脚下的浪花，就会手忙脚乱，把船弄翻了。”在讲到团结问题的时候，说：“你们看过《三打祝家庄》的戏吧！头两次打败了，后来研究了为什么失败，大家心一齐，采用里应外合的方法，结果第三次打胜了。”他很赞赏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报纸上发表的材料作批注，说：“金圣叹批注《三国志》，有人说不好，我看是好的，这样做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得不完全对。”谈到宣传经验中要选择能说明问题的典型素材时，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性质相同的，只要研究一个典型材料，能说明问题就够了。你硬要分出大乌鸦、小乌鸦、肥乌鸦、瘦乌鸦、中国乌鸦、外国乌鸦，把一铺摊材料都搞上，被材料埋住，还是总结不出经验。”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刊登，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认识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标，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毛主席的讲话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讲话后，毛泽东为《晋绥日报》写了两幅题词。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神池：毛泽东看到“为人民服务”，露出满意的微笑

1948年4月4日，毛泽东一行离开蔡家崖，经岢岚、五寨，于4月5日下午到达神池，住进了当时的县委大院。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是一位瑞士传教士早年间在神池县修建的。据神池县文史资料的记载，当年迎送党中央的是中共雁门区党委宣传部长、神池县土改工作团团长郑林。据郑林回忆：前一天，他接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通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要在神池宿营。于是，他把自己居住的房子腾了出来，木地板被擦拭一新，新糊了窗户纸，在长条几案上摆好纸墨笔砚，正墙上特意挂上一个木边玻璃镜框，框内是毛体“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

毛泽东刚下了车，屋还没进，烟还没抽一支，茶没喝一口，连身上的尘土还没扫净，就关心地询问群众生活情况。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心中，只有人民群众。迈进温暖的小屋，毛泽东抬头看到了“为人民服务”5个字时，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当天，郑林向毛泽东、任弼时汇报了神池土改、整党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情况，毛泽东听后要求神池县一定要结合土改工作，努力发展生产，组织好群众生产自救。

傍晚时分，郑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县委门口来回踱步，心中充满了几分渴望、几分期待。深夜，郑林看到毛泽东的屋里还亮着灯光，想到患病感冒后的主席一定是在阅读报告或是起草文件，他的心头一热，定定地站在寒冷的春夜里守候着。那夜的灯光一直点亮了曙光。

4月6日，毛泽东一行从神池出发，沿途所经村庄，几乎看不到强壮的男人，只有赤身裸体的孩子，甚至连十六七岁的姑娘也衣不遮体。中午到达宁武，看到这座历史名城重镇已是残垣断壁、弹痕累累，人烟稀少，空空荡荡了。毛泽东感慨地对身边人员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车过古雁门关，已是黄昏时分，毛泽东招呼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一起登上长城去看雁门关。毛泽东手拄着柳木棍，站在雁门关上，放眼长城内外，远处群山迷雾，霞走云飞；近处重峦叠嶂，峭壑阴森。两座大山对峙，形状犹如天造的两扇大门，护卫着山间一条盘旋幽曲的穿城之路。毛泽东慨叹到：“这里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有三关之首之称。”任弼时说：“雁门关、宁武、偏关合称三关，相传是宋代著名将领杨六郎镇守。”周恩来说：“相传杨六郎镇守的三关在河北徐水、唐县一带，不是这里。”毛泽东笑着说：“历史上的许多事情，如果没有史书记载，经后人七传八传，时间久了，也就说不清楚了。但是可以确信，这里是李牧大败匈奴的地方。”周恩来应道：“三关要冲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毛泽东若有所思，将手中的木棍向长城远处指一指说：“中国这么大，长城万里长，凡有关的地方，人们都说自己这里是第一关。”

五台山：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撞响千年万斤古钟

过了雁门关继续南下，很快就到了代县。代县是晋绥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的交界处，晋察冀军区已派保卫部长许建国前来迎接。

4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及陆定一、胡乔木、汪东兴等一行人乘车向著名佛教圣地五台山进发。原计划当天晚上赶到五台山，不料山路崎岖难行，车开得较慢，行至五台山北麓山区时天已渐黑。天不凑巧，又下起大雪，毛泽东一行只好夜宿在繁峙县伯强村。拂晓时分，天上仍飘着雪花，毛泽东来到院子里，对身边警卫员说：“昨天，晋察冀军区已经派部队清扫了山路上的积雪，这一下又要有多少战士为我们的行军清扫道路呀，战士们又得受累受苦了。”

为探明路况，周恩来一大早便和许建国上山了。毛主席则利用这段时间，召集村干部和群众代表进行座谈。毛泽东了解了五台山的情况后，风趣地说：“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佛爷！我们不要迷信佛爷，要团结起来，做天下的主人。”

午后，周恩来等人从山上回来，说：“主席，今天不能走了，现在部队正在二次清扫道路。今晚不下雪，明天天气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恰在这一天，前线传来我军攻克洛阳的喜讯，毛泽东就在这个小山村写下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提出了我党城市工作的政策和原则。

4月9日，瑞雪初霁，旭日东升。五台山群峰银妆素裹，分外妖娆。当到达五台山区海拔2800多米的鸿门岩时，风大雪厚，坡陡路滑，行车十分危险。为保证安全，周恩来迎着刺骨的寒风，站在冰天雪地里，一直等候毛泽东的汽车到达后，才一起相互搀扶着越过高峰雪坡。一直抱病行军的任弼时也以顽强的毅力，拉着马尾巴，一点点攀过了鸿门岩。傍晚时分毛泽东一行抵达台怀镇，就宿于塔院寺方丈院。次日，毛泽东等在地方干部的陪同下游览了台怀镇寺庙。

在寺门口，毛泽东看到一副对联“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颇为赏识，便说：“是呀，大家要知道自然界中的三春鸟捕捉害虫，是保护农作物和树木的益鸟。”

在显通寺有一座上万斤重的铜钟。毛泽东风趣的告诉周恩来，“今日我们不当和尚，也要去撞撞钟去。”在代县县长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战友一起动手，用力撞响了铜钟。浑厚的钟声传出寺外，传遍了整个五台山。

当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鉴赏了康熙御衣、吴道子绘画真迹等珍贵文物，并作了“很有价值，好好保存”的指示。

之后，离开五台山继续东进，走射虎川，过铁铺、石咀，登上长城岭，后经龙泉关终于进入河北省阜平县境内，当晚居住在下不落水村。

城南庄：毛泽东面对轰炸说“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

4月11日，毛泽东从阜平县不落水村出发，当晚到达西下关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刘澜涛早已在此迎候。12日下午，毛泽东的车队随着聂荣臻、刘澜涛乘坐的汽车离开西下关，沿着胭脂河经阜平镇的东化村、阜平村，于傍晚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

任弼时在城南庄主持召开了有阜平、定县、曲阳三县县委书记和部分区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探讨土改和整党工作试点的经验和问题。毛泽东将他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草稿发给大家征求意见。

正在阜平参加土改和整党试点的邓颖超出席了座谈会，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你坚持在第一线工作，取得了成绩，又有了经验，很好啊。可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也没有啊。可苦了恩来呀。”邓颖超笑着说：“恩来的身体很好，又有警卫员照顾，又有主席的关心，我不去也很放心呀。”毛泽东开玩笑说：“那可不行。我们都代替不了你这个后勤部长啊。”周恩来也笑着说：“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了。”

4月23日，根据在西下关村的决定，周恩来、任弼时先去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会合，毛泽东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

在城南庄，毛泽东一如既往，抽出一切可能抽出的时间，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有一次毛泽东对聂荣臻说，一进入河北，车一下子就被群众包围了，使他对河北的群众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就好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

4月30日到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了扩大会议，除中央5位书记外，出席会议的还有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张际春等。会议主要研究了怎样促使中国革命全面胜利的到来和怎样迎接这一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后方发展生产、反对无政府状态等三点战略性意见。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后来被归纳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16字行动方针。在军事方面，会议还研究了采纳粟裕提出的暂不渡江南下进攻的战略部署。

5月16日，国民党特务上演了一幕惊险轰炸的闹剧。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叙述：

“那天早晨，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我想，不能再延迟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刚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毛泽东居住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城南庄被轰炸后，毛泽东离开住了35天的城南庄，移居花山村。5月26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经灵寿于当天午夜到达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完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转移，西柏坡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