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上甘岭:黄豆“计炮法”与“一个苹果”
为粉碎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金化攻势”(敌代号为“摊牌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第15军和第12军,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仅有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地区,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一场英勇顽强的坚守防御作战。
此役以其惨烈而震撼世界,名扬天下。在43个日日夜夜的反复厮杀中,敌我阵地反复数次易手,你的炮火“盖”我一次,我的炮火反过来“盖”你一次。一战下来,“联合国军”伤亡2.5万余人,我志愿军伤亡1.156万人,涌现出以黄继光、邱少云、孙占元、胡修道、牛宝才等为代表的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一级战斗英雄”和“二级战斗英雄”44名。
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文整理几则鲜为人知的战场故事,以飨读者,缅怀先烈。
豆子“计炮法”
1952年10月14日凌晨4时30分,15军军长秦基伟突然被一阵猛烈的轰炸声震醒。他腾地坐起,伸手抓起电话,问值班参谋是怎么回事。值班参谋回答:“估计是五圣山方向的炮声……”
秦基伟立即披衣起床,迅速赶至15军作战室了解前沿动向。
“联合国军”攻势凶猛。战斗第一天,他们就向这两个仅有3.7平方公里的小山头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余枚。
第15军参谋长张蕴钰回忆,当时计算美军放炮总量,是用在碗里丢黄豆的办法统计,敌炮声响一下,统计员就往碗里丢一粒豆子。还有按响点做记录,作为补充判断。这个统计法,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准确,但基本上不会有大错。
五圣山前沿易守难攻,后方均为山地,敌人对这弹丸之地倾以全力,大举进攻。此时秦基伟并不完全明白敌人的战略意图,但他的反应是敏捷而果断的。这么大规模的进攻,肯定是主攻。
在军部作战室里,秦基伟对作战参谋说:“敌人拉开了大打的架势,我们要做好长打的准备。”
不一会儿,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车敏瞧都来了。
经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敌人经过长期准备而发动的一次军事行动。敌人进攻的目标,是易守难攻的五圣山前沿,企图打我一个措手不及,拿下五圣山,进而中间突破,长驱直入,夺取平壤,妄图得到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
秦基伟召集大家简短商量一下,迅速作出决定:1.立即向兵团、志司报告,调整第45师部署,停止对注子洞南山的反击,集中兵力、火力于五圣山前沿——上甘岭方向。2.各级指挥所前移:第45师指挥所前移至德山岘,第133团指挥所前移至上所里北山。3.由135团团长张信元负责指挥597.9高地战斗,由133团团长孙家贵负责指挥537.7高地北山战斗;第134团团长刘占华在师指挥所待命,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师炮兵群由第45师副师长唐万成及军炮兵室副主任靳钟统一指挥。
向守志率44师驻守在五圣山以西的西方山。此处是15军防守的战略重点,当天夜里平安无事。秦基伟打电话,叫向守志密切注意平康口子的情况:“只要你们那个口子不出事,上甘岭的仗就好打!”
“杂牌军”夺回被占领阵地
10月17日,正在第15兵团参加理论训练班的15军45师政委聂济峰和29师政委王新急匆匆赶至15军军部。
聂济峰回忆了战役爆发之初见到秦基伟的情形:“他眼睛有点发红,已经几晚没有睡了,见到我们很高兴。他说,他要休息一下,也叫我们休息一下。”
聂济峰等人没有睡,他们到作战室了解情况,并给所在部队打电话吹风。
秦基伟“迷糊”一阵后就出来了。聂济峰说:“秦基伟很乐观。他这个人作为高级指挥员的特点是,打仗历来不紧张,脑子又非常之清醒。他睡醒后跟我们谈话,不是先讲当下战况,而是先从国内、国际形势讲起。”
秦基伟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可不简单,对手是‘联合国军’,以美国为首的16个仆从国。其他国家不愿出兵,不愿拿钱,但因为9月联合国要开大会了。所以美国打这个仗,就是要压着仆从国出兵出钱。”
最后,他大声说:“你们45师、29师有仗打了,准备拼老命吧!现在两个山头都被敌人占了,但坑道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准备夜间反攻,整个抗美援朝战线就看我们这儿了。我们拼老命也要把这一仗打好啊!”
秦基伟告诉聂济峰,志司和兵团的意见是:“敌人要打多久,我们就跟他们拼多久!”
45师打得异常艰苦。两个山头,双方反复争夺。10月15日至20日,45师与美军在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高地上进行了拉锯式的惨烈大战。
20日5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各以一个营的兵力,在30余架飞机和强大炮火掩护下,疯狂反扑。双方激战终日,反复争夺40余次。五圣山刚夺回的表面阵地又大部被敌人攻占。45师的参战连队大部分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
秦基伟闻知五圣山表面阵地被敌军占领,立即打电话给45师师长崔建功询问战况。
崔建功回忆,我们立即召集作战会议,下定决心:“打吧,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如果我牺牲了,我的第一代理人就是唐万成。”崔建功在电话中向秦基伟表态:“一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一次,597.9高地又失守了。134团团长刘占华已无机动部队可调,就把团部的勤杂人员,包括卫生员、司号员、通信员、宣传干事等全部组织起来,由他亲自带着上了阵地。崔建功拦不住,连忙打电话报告秦基伟。
秦基伟叫参谋打电话命令刘占华下阵地。刘占华正在火头上,根本不听。参谋又报告秦基伟。
秦基伟怕刘占华有闪失,亲自挂通了刘占华的电话:“刘占华呀,不要冲了。我命令你下来!”刘占华刚说了声“军长”,便突然痛哭起来,大喊:“军长,我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不久,秦基伟接到消息,刘占华指挥“杂牌军”向敌人冲去,硬是把丢失的597.9高地夺了回来。
崔建功回忆,当时秦基伟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讲了这样几段话:“现在整个朝鲜战场就是上甘岭在打,这是15军的光荣!”“告诉机关的同志们,15军官兵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伤亡再大,也要打下去。”
秦基伟还说:“部队打胜仗,就靠一口气,勇气。这就是为国舍命的精神。”又说:“我们要用三个‘主义’,打败一个‘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英雄主义,打败美帝国主义。”
秦基伟在日记里记下了前半个月许许多多的英雄事迹。当写到有的负伤战士还让护士转告军长,“赶快派队伍去将敌人打下去,阵地不能让美国强盗占去”时,他禁不住流泪了。
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有12人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共和国英雄”称号,其中有4人参加了上甘岭作战。他们是黄继光、孙占元、邱少云、胡修道,其中3人出自15军,1人出自12军。
几十年后,当秦基伟再次回忆上甘岭战役时,补写了在上甘岭日记中未能记录的英雄事迹:“我们这支军队是什么样的群体啊!烈火烧身而纹丝不动直至牺牲者有,用胸膛堵枪眼的有,抱着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有,用身体给战友‘当’枪架的有,用身体扑上电话线的有,把生的希望无私地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坦然地留给自己的也有。”
“一个也不要动!到了坑道里,就是救命果啊!”
1952年10月23日晚,45师组织了一次反击597.9高地作战。由于炮兵未能压制住敌人的火力,45师134团8连发起冲锋时,被敌人强大炮火覆盖,140名官兵全部阵亡。
从10月25日开始,45师上甘岭守备部队转入了艰苦卓绝的坑道作战。
转入坑道作战,对秦基伟来说是意志的考验。秦基伟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战斗越往后推,驻守坑道的指战员就越加艰苦。他们的处境是坐房子的人想象不到的。除在敌人包围中不能自由活动之外,更严重的是吃不好、喝不好、无休息的位置,甚至连坐的位置都没有。坑道内经过受伤的同志和牺牲在坑道内的烈士们的血,和战友们的大便、小便在坑道内结成一起,这种生活不要说已经几天,就是一个钟头都是难受的。”
有一次,从上甘岭下来的干部向秦基伟汇报坑道里的情况:数日喝不到水,吃不上饭,得不到主力的支援,独立地坚守阵地。秦基伟立即把放在行军床下的那筐苹果拉出来,叫司令部的同志送到上甘岭。警卫员说:“首长,这苹果又大又红,肯定甜,拿几个出来你留着吃吧!”秦基伟摆摆手说:“一个也不要动!到了坑道里,就是救命果啊!”
原45师宣传科科长李明天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上甘岭》电影中“一个苹果”的故事,并非虚构。但他一直坚持认为,坚守坑道的官兵在路上捡到的那个苹果,就是从秦基伟军长送的那筐苹果里漏出来的。他说:“因为那时前线送去的水果大部分是萝卜,很少有见到苹果。不是秦军长那筐苹果,那又是从哪儿来的苹果呢?”
秦基伟说:“坑道仗就是当敌人爬到我们的身体上时,我们却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钻进了敌人的心脏里打。”“坑道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厚盾坚甲。敌人把它看成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拔掉。现在,转入坑道的部队,将成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搅得她心烦意乱。”
坑道部队的顽强坚守,为决定性反击赢得了10天宝贵时间。经过精心准备,反击条件逐渐成熟。10月27日,志愿军第15军召开步炮指挥员作战会议,确定了作战方针。
上甘岭的大反击开始了!
三位将军抢吃一盘青菜
1952年11月7日,毛泽东亲拟了中央军委给志愿军司令部、第3兵团对五圣山作战部署的复电。这封解密后刊载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绝密电报,披露了毛泽东对上甘岭保卫战的重要评价以及当时第3兵团对597.9高地及537.7北山作战部署的核心内容:
此次五圣山附近的作战,已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已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胜利而奋斗。
为了便于指挥,决定组织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由12军副军长李德生同志负责统一指挥31师和34师的反击作战及29师的配合动作(31师、34师担任反击,29师担任防御),该指挥所归15军军长秦基伟直接指挥。
复电还明确部署:“为统一炮兵指挥,决定组成炮兵指挥所,由炮7师师长颜伏同志负责,统一指挥支援五圣山前沿作战的各配属炮兵。炮兵指挥所应与李德生指挥所靠近,以便协同。”
由毛泽东亲拟的这封电报,是上甘岭战斗由战术规模发展到战役规模的重要标志。
12军上来后,为保证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秦基伟清醒地向兵团提出了三个条件:“后备力量的保证,弹药供应上的保证,我们在战术指导上不犯错误。”他说,只要这三条具备,“打到什么时候都可取得胜利。这三条从现在来看完全具备着”。
秦基伟分析:“31师、34师投入战斗之后,估计不但可以对付南朝鲜第2师、第9师的进攻,还可持续到对付25师作战一两次,那时将15军44师抽出来投入反击,或45师主动再投入反击,这样我们的力量是够用了;弹药迄今还感到满意,今后会更好;战术上的问题,特别要提倡学习31师91团的战斗动作和指挥,加之前面有李德生同志,后面有兵团、志司掌握很紧,情况的掌握一般不慢并较可靠的。”
12军正是在15军力量不足以与敌继续作战的关键时刻,投入作战的。秦基伟认为,12军参战部队配属给15军后,识大体、明大局,毫无怨言,这使得15军在指挥上更加顺畅,显示了一支老部队的谦虚与成熟,而且在战役中同样有不凡的表现,为战役的最后胜利画上了圆满句号。
事实上,秦基伟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反复说:“我特别要强调的是,第12军的参战,是取得上甘岭作战最后胜利的保证。12军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投入战斗的呢?是在战斗最紧张、最艰苦的情况下赶来参战的。在597.9高地战斗发展到决战阶段,李德生同志的到来,31师投入战斗,使我们更增加了取得战役全胜的信心。可以说,没有12军的参战,当时的这个客观情况,要是只靠15军,很难把它打成最后这么个结局的。”
1952年11月1日,15军45师除炮兵、通信、观察、后勤机构原地不动,以保证12军部队作战外,坚守597.9高地和537.7北山高地的全部任务移交给12军31师,45师部队撤出上甘岭,前往兵马洞休整。当天深夜,第93团1营与第91团一起,全面接替597.9高地防务;第92团也接替了537.7北山高地阵地防务。
此时,经过20天与敌人较量的秦基伟,对打胜上甘岭这一仗已然胸有成竹,胜券在握。15军参谋长张蕴钰认为,第3兵团的这一新的部署,虽然把15军主力45师换下去,把12军主力拉上来,表面上来看是“调兵换将”,实际上是“增兵增将”。秦基伟从此开始指挥着15军和12军各2个师,以及志愿军炮兵第7师等参战部队,指挥权限上升了一个级别。
秦基伟在上甘岭战役危急和关键时刻,咬紧牙关,勇挑重担。12军的加入,使他第一次站在了指挥两个军部队的位置上。为了让12军部队尽快熟悉情况,他要求45师部队留下部分战斗骨干,为12军参战部队当顾问和助手,各自负责,直到阵地收复才算完成任务。各级司令部班底,不是完全撤走,而是不断地加强,得力的参谋都要留下。聂济峰回忆,秦基伟还明确要求,45师师长崔建功做12军副军长李德生的顾问,参谋长张蕴钰做李德生的前指助手。
“秦基伟这位上甘岭战役的总指挥更忙了。”张蕴钰也回忆说。12军部队上来后,秦基伟要求15军机关和各换防部队高度注意处理好与友邻部队的关系,解决好友邻部队在参战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此,秦基伟明确指示:
第一,军一级不能像对待本军所属部队那样,直截了当地严肃批评兄弟部队,出现问题由两个部队的同级领导沟通;第二,凡是来到15军工作,不管来自什么部队和机关,要做到让他们离开15军后对我们没有不满意的或其他反映;第三,凡是友邻部队出现问题,由15军负责,15军对友邻部队的缺点要采取“包干”的态度。
什么叫“包干”的态度?张蕴钰记得在一次作战会议上,秦基伟指示:凡是友邻部队作战中的缺点和教训,15军机关都要“包干”。见大家议论纷纷,他还强调说:“我负全责,不让任何其他干部分担。”
12军司令部参谋崔明礼,是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的堂侄。2001年5月2日,崔明礼在广州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上甘岭战役打响后,志司发的表彰通报,都是只提15军,那时候12军官兵一度有情绪。有一次,李德生副军长叫崔明礼向下发通报,崔明礼一看又是“15军某部”,老大不高兴,就对李德生说:“这是发给15军的,不是发给12军的。”不料,李德生竟哈哈笑了。他说:“现在上甘岭这一仗越打越大了,不是哪个军打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兵团打的问题。打15军的牌子,就是打志愿军的牌子,就是打中国人民的牌子。”多年后,崔明礼还感慨地说:“李德生站得高,他的水平,我们无法比啊!”
聂济峰晚年也由此感叹,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是在15军军长秦基伟、12军副军长李德生的指挥下,29师、31师、45师三支部队协同作战,团结拼搏的结果。
聂济峰回忆说,李德生到上甘岭前是12军31师师长,到上甘岭时才下的任副军长命令。为了便于李德生指挥作战,秦基伟专门派15军参谋长张蕴钰到前线协助李德生指挥。前线指挥所领导有李德生、张蕴钰、崔建功、张显扬、李长林、刘瑄等。
1952年10月26日,15军作战会议后,29师师长张显扬、政委王新,31师政委刘瑄、副师长李长林带着精干的机关人员,来到德山岘指挥所。45师特意让工兵连夜赶做了一个长条方桌和几把靠背椅子,安放在作战科,以便让师首长们商讨军机之用。
聂济峰回忆,12军与15军同为红四方面军的老底子,同在太行山上打过日本侵略军,后来又同在第二野战军序列内。12军前来参战,15军官兵都很高兴,普遍认为,来了一位副军长,带来的力量就大了。李德生作战主动性很强,为了把上甘岭这一仗打好,他还跟军领导打了招呼,后经兵团同意,又把92团也拉了上来,这等于31师全师都参战了。12军领导还根据李德生的建议,命令34师作预备队。
聂济峰认为,上甘岭战役中,15军和12军部队就是一个整体,我们打的都是志愿军的仗。他举例,有一次(11月3日晚),朝鲜群众送上来一些新鲜青菜,45师“大厨”招待前线指挥所领导。李德生、崔建功、聂济峰、张显扬、王新等同席共餐。开始是你称我是“老大哥,先吃”,我称你是“老大哥,先吃”。吃着吃着,都露出了“真面目”:每一双筷子都往绿油油的青菜上夹。李德生一看不好,端起青菜盘子说:“这一盘我来消灭吧,不用麻烦你们了!”见李德生钻进另一间房子“独吞”青菜,张显扬、崔建功连忙跟着去抢菜吃。张显扬说:“打上甘岭,我们要合着打,这青菜也要合着吃。”王新等望着他们为了一盘青菜你抢我夺,笑得前俯后仰。
1952年11月25日,持续鏖战43天的上甘岭战役结束。“联合国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损失了274架战机,付出了2.5万余人伤亡的代价。上甘岭战役以后,“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再没有一次像样的攻势,地面战场的主动权,从此稳操中朝军队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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