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国民党编造的“中共游而不击”的谣言
中国共产党从敌、友、我三方面具体情况出发,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将其作为贯彻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途径,绝非所谓的“游而不击”。
“游而不击”是当年国民党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贡献,并掩盖其游击战失败而编造的不实之词。近年来,这一说法在网络和社会上仍有影响力,有必要对其正本清源。
“游而不击”说的形成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在舆论宣传上对共产党极力诋毁,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不抗日”、“强迫青年入党”、“对日妥协”、“新式封建”、“变相军阀”等。“游而不击”也是其中之一。
“游而不击”由汪精卫最先提出。1938年1月13日,他在《如何使用民力》一文中称,若没有精锐的部队和有生产能力的民众,游击战就必然会“游而不击,对于敌人,只知避实,不知击虚,只知避坚,不知击瑕,其结果且将更进一步所避的是敌人,所攻的是民众了”。汪精卫所谓的精锐部队,并不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所以他这句话就是暗指中共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
此后,国民党高层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说法。1939年,国民党中央慰问团自延安返回后称:“共产党口是心非,游而不击,扩充势力,封建割据,破坏统一。”1940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在韶关演讲时称:“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1940年春,蒋介石在“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污蔑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其他人根据蒋的授意,纷纷把矛头指向八路军,指责中共“游而不击”。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再次诬称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国民党还编出“八路军,不打仗,吃饱了肚子绕街逛”之类的谣言。
当时社会上一些报刊,基于其阶级立场,亦对中共“游而不击”的传播推波助澜,如《力报》就刊文指责中共“游而不击”。个别斥责国民党才是“游而不击”的报刊如《民声》,则迅速被勒令停刊。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动员其报纸和宣传机关,以“流寇”之名污蔑中共游击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依旧以这一说法攻击中共。1946年8月2日,《中央日报》登载文章称:“抗战时,共军游而不击,明令消灭国军。嗣以共党颁布游而不击、敌进我退、消除异己、毁灭中央部队之明令,惊愕万分,不知所从,然迫于时势,顾全抗日大局,未敢遽表异议。”1948年7月7日,四川军阀杨森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纪念“七七”十一周年》,称中共“在抗战时,则游而不击,击而非敌”。
游击战争的方针与战果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敌、友、我三方面具体情况出发,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将其作为贯彻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途径,绝非所谓的“游而不击”。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多篇重要文章,从战略高度论述游击战。他指出,中日双方“大而弱与小而强”的特殊性,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因而,为实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战略目的,抗日游击战“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他还提出“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等六个具体战略。
1938 年 6 月 21 日,《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向全党全国人民阐明了游击战的重大意义 资料图片
在具体实践中,中共特别防范“脱离群众,行动不积极”、“零星分散各自为政”等问题。1937年,刘伯承强调,“游击要主动灵活,出敌意外,万不要被敌吸引、死板、麻木,摆起挨打架子,或游而不击,怕扰敌人,或击而硬拼,徒丧实力”。1938年,朱德强调“如果谓因命令的灵活运用而达成所谓‘游而不击’等弊端,则我们可以说,革命军人既有正确的政治认识,既为争取祖国的生存而奋斗,是不容许有这种现象,也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对抗战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前线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沦陷区成为战略后方。游击战就是要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动普遍且灵活的战争,将敌之后方变成我之前线,使敌人在整个占领地区上都不能停止作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局来看,中国的敌后游击战争让日本深陷中国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统计,1937年9月至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和伪军1010593人,俘虏519146人,招降184378人,合计1714117人。据日本学者木东田博《军队日本史》一书,日军在全面侵华的8年中,死伤官兵133万余人。其中,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歼灭日军52万多人,占40%,歼灭伪军118万人,几乎占100%。1940年,中共党员人数发展到80万人,八路军正规部队发展到近50万人,根据地人口约达1亿人。
尽管因日寇扫荡,根据地数量及规模与之前相比有一定减少和缩小,但到抗战胜利时根据地面积仍然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这样的战果不是从国统区得来的,也绝不是“游而不击”可以取得的,只能是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从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取得的。
日军方面的材料,亦从侧面证明中共绝非“游而不击”。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报告称:“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和兵力的减少,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1944年1月,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华北军发表昭和18年(1943)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了。”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称,“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
污蔑中共难掩自身失败
国民党污蔑中共“游而不击”,还有掩盖自身游击战失败的目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力的巨大差距也让国民党意识到游击战争的重要性。1937年11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当以“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为重,各战区“发动游击战争”。同年1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定的《第三期作战计划》提出,“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南岳军事会议,确定“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颁布《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1938年底,国民党在敌后的各种武装力量总数约70万人,其中正规军30多万人。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相继在沦陷区设立冀察、鲁苏、晋绥战区,以及第三、五、九战区等游击区。
然而,国民党的游击战绩十分不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游击区大片丢失。1940年,国民党游击区遍及晋、鲁、浙、皖、鄂、冀、苏、赣、琼等省。中条山游击区是国民党在敌后最大的游击战区,东西长170公里,南北宽50公里,驻军最多时约20万人。但在1941年的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队被俘3.5万人、阵亡约4.2万人,日军只付出战死679人、负伤2292人的微弱代价。第一战区在黄河北岸的三个游击区,只剩下南太行一处。1943年4月,南太行游击区遭到日军扫荡,庞炳勋部及孙殿英部先后被俘投敌,第27军损失惨重,退出太行山。至此,国民党在黄河以北的游击区全部丢失。
二是国民党的游击队日渐萎缩。一方面,游击队员的伤亡造成人员减少;另一方面,投敌人数众多。1943年,南太行游击区庞炳勋率部投降,日伪媒体《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月刊》称,投降部队达7万余人。对这一现象,叶剑英称:“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10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国民党不得不大规模裁撤编制。1941年6月,国民党裁减各区游击队约14万人,此后未再增加游击力量。何应钦称:“此后即不再事增编,以节军费。”1943年6月和1944年4月,敌后游击队又先后被削减16万人和8万人。至此,国民党游击官兵相较初期减员70余万人,只剩约27万人。
国民党发动的游击战争之所以失败,首先在于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1939年5月,国民党军委会颁布《游击队调整办法》,严禁游击队擅自扩充。何应钦明确表示:“担负游击战之主要部队,仍为开入沦陷区之正规军,并非依赖民众组合之游击队。”对于国民党游击部队脱离群众,斯诺曾批评道:“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
其次在于国民党军队没有充分发挥游击战的灵活性。虽然国民党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但在作战中仍习惯以正规战的方式指挥游击战,限定作战方向、限期发动攻击。1941年10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表示,“步兵战,当然是现代战争的主干”,而游击战只是正规战的补充之一。这一方针极大干扰了国民党敌后游击的开展。
此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掣肘,也极大削弱了游击战的效果。1941年,国民党陆军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遭到日军袭击,时任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沈鸿烈竟不予任何实际支援,使国民党敌后游击力量遭到巨大损失。国民党发动的游击战争,在团结民众与队伍建设上全面失败。从根本上说,这是由国民党的性质决定的,是由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决定的,它畏惧人民力量的壮大,无法扎根于人民之中,也无法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一游击战争赖以广泛开展的基本条件,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梳理“游而不击”这一说法的生成过程,比较国共双方的游击战果,可以清晰看出,中国共产党绝非“游而不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重要战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极大发挥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实现了前方斗争与后方斗争的结合,极大牵制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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