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与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可以从多个角度陈述。我们既可以根据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叙述,也可以以建党百年纵向时间跨度为经度,以社会结构变迁的横断面为纬度,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四个角度出发进行叙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在1956年年底完成了“一化三改”,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并最终确立了现在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式。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在思想文化上对人民群众的严酷统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党领导人民实现独立自主并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为何取得如此重大成就?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了十条经验,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基于对党的领导的历史和现实方位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同时,党必须尽快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全党必须坚定地维护这个核心。

一、党的领导的历史和现实方位

政党是国家的产物。要弄清楚什么是政党,就要弄清楚什么是国家。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列宁同志也曾反复强调:“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正是这种从人类社会中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同时,国家对社会发展也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当进步的阶级建立了国家时,它就加速了社会发展。而政党本质上是国家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特定的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是由各阶级的政治中坚分子为了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的政治组织。

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觉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本条件。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是人民需要的产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那么,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那么,党与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排列顺序来看,党的领导是置于指导思想之前的,这是因为,政党与国家一样,都是政治的上层建筑,而指导思想则属于文化的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是变革和推进人类文明不断前进的现实的物质力量,是看得见、感受得到的集人类精神文明力量之大成的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特殊载体。而指导思想则是必须依附于特殊物质载体的看不见、感受得到的观念形态。如果没有党作为载体,指导思想再先进也没有依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共产党这种特殊的物质与组织形式,指导思想这一灵魂就无体可依。所以,毛泽东同志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放到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面。

以上就是党的领导的历史方位。从现实方位的角度来看,党的领导体现为党要领导一切。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7·26’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二十大的重要性:“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并强调了我国成功推进并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这里,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此外,总书记还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因此,“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其中,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缩写,千万不能把它理解成其他形式的现代化,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重要特征就是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二、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的历届领导人都特别强调党的全面领导。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也反复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我们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并且是全面领导?主要原因包括四个层面。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早在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指出:党“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1921年,列宁指出:“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1957年,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倘若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人民群众的必然选择。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直到1949年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中国革命的实践揭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真理: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无论是靠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还是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都不行;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了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执政的“合法性”即政治基础是与生俱来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除了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纲领是世界上政党中最先进的之外,还因为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制度性质决定在当今中国实行的必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和对人民的民主与对敌对势力的专政。

因此,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内部,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这一先锋队的领导,通过党内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族区域自治这些组织形式,把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民族高度团结统一起来,从而更好地代表和体现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要求。

第四,坚持党的领导的更根本原因还在于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即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已经开始的但远未完成的最深刻彻底、最系统完整、最伟大壮丽的一次变革。仅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这就是一项十分宏伟艰巨的事业;这项事业的核心内容,就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要完成这一宏伟事业,就必须继续在最无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政治眼光和组织性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这一历史阶段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特征所决定,中国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差别,各主要阶级阶层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利益和利益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集中代表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意志,才能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处理社会利益矛盾,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正确全面地反映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绝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也是我们党执政和长期执政的全部思想理论基础和全部合法性所在,是党最为深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准则。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肩负着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这也就是说,我们特别强调党的领导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而且主要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我们之所以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党在表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时,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了首位。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最根本、最重要和全部的合法性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然而,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时期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需要党的领导,在建设特别是改革时期,只要有一套健全的政治体制并依靠依法治国这一方略,人民就可以当家作主了,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的首要条件与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首要条件与普遍规律。

那么,在党与法之间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这实际上要具体分析,不能一言以蔽之。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有机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从党领导人民制定并修订宪法法律的意义上讲,可以说党比法大。这里所指的党,是党中央,并不是指地方党委。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从任何政党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角度来讲,法又比党大。这也就是说,在立法过程中,法为党领导人民所制定,因此法不是高于一切的,而是党和人民大于法律。法律制定出来以后,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任何政党和人民中的任何分子,又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因此法律又大于任何政党和个人。实际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根本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党和法不存在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应该高度统一,党与法一样大。

三、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党的三大作风

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自我革命,坚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要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紧抓不放,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党的三大作风是达到党自我革命和永不变质的根本方法和根本路径,舍此没有他途。

具体来看,第一个作风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里讲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

为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中国后来的历届领导人也多次谈到老祖宗不能忘,他们所谈的老祖宗是指我们党思想、理论、政治上的老祖宗,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而绝不是指血缘、血脉上各宗各系的老祖宗,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子、老庄、佛学等,更不是西方的文化和文明。1966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说:“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产党的共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的,是把这些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要勇于发展、勇于创新。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1958年7月,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一致的,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同,马列主义者要善于独立思考来运用马列主义。”由此可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坚持教条主义,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反对教条,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什么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当前都有哪些表现?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所以,我们要把“7·26”重要讲话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学懂弄通。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高度有机统一的。我们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个别具体结论。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因地也因时因势不同而灵活运用。要勇于得出新的结论,并且创造出新的理论以指导新的实践。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坚持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厚此薄彼。

第二个作风是密切联系群众。1945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在“7·26”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前进道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所以说,密切联系群众,既是唯物史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党的性质与宗旨决定的。它是外在和内在相统一的,是以共产党人为血肉、为载体的表现。

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必须始终牢记毛泽东同志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殷殷教导。要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样也要保持“两个务必”。“两个务必”是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内在与外在有机统一的鲜明标志。从一定意义上讲,普通群众看你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人,就是看你能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保持“两个务必”的作风。

如果你能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始终保持“两个务必”作风,老百姓就会最终认定你是真共产党和真共产党人,就会赴汤蹈火跟你走,披荆斩棘共奋斗。否则,老百姓就可能三心二意给你干,甚至消极怠工不出力。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最终还会毫不留情地抛弃这样的党。苏联这个有着93年历史、执政74年的大党最终消亡的历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党所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反腐败行动具有十分重大和特殊的意义,并且得到了全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拥护和热烈支持。

第三个作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早在1937年,毛泽东同志就在《矛盾论》中提出:“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194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1945年,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提倡大家讲话,无论是什么时候,你们凡是看到工作中间有缺点,有毛病,你们就讲。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也就是我上次在这里讲过的两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确的东西就是真理。”1955年,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邓小平同志也曾强调:“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威信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上。”

习近平总书记也十分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自我革命”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我们党就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反思。《决议》指出,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由于一度出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这‘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这就是我们党对自身作出的严肃的自我批评。

四、党必须尽快形成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全党又必须坚定地维护这个核心

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必备甚至先决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杰出领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为今年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以及舆论基础,而且对于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为什么说领袖重要呢?

第一,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非常重视代表大会和党章的权威,在其章程中明确规定“同盟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作为权力执行机关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是同盟的立法机关”。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提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同志也强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016年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明确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政治要求。

第二,必须坚定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经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壮丽而又无比艰难的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维护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是以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阶级统一行动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的必备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始终强调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党的指导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为实现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向前推进。1872年,恩格斯针对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并且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样的领导集体和列宁这样的领导核心。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坚持列宁为政治领袖,为布尔什维克党提供坚强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才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逝世之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党的民主集中制被抛弃了,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中央权威没有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我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哗啦啦轰然倒塌”也就是难以逃脱的命运了。当今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正是1991年苏联亡党亡国悲剧的深入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必然发生。

党的百年历史昭示,在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正确的领导集体,全党要坚决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威。“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9000多万名党员和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去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同时,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坚强正确的核心。时势造英雄,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当代国内外前所未有和世所罕见的机遇与挑战下,被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戴、确立的党、国家和人民的杰出领袖。

第三,要从思想理论上认清马克思主义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特别是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必然造就伟大的人物,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必然出真知,出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群众或人民群众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政治概念。一般而言,是指一切能够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根据时代背景和革命形势的变化,人民概念的内涵会发生相应变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开明绅包括地主都是人民,只要赞成抗日、参加抗日就是人民。马克思所说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这里的群众就是指全部人的集合。而政党就是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中,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进行斗争的政治组织。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伟大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一个成熟的政党总会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产生自己的领袖人物,以带领本党、本阶级更好地推动理论发展和实践变革。马克思主义绝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列宁提出:“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不逊色。”

在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中,最需要认清的是群众与领袖的关系。毫无疑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旗帜鲜明地坚持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充分相信群众,紧密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

英雄当然不是凭幻想、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正如列宁所说:“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中群众的意,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人民群众一旦认识和掌握了这些真理,就能最终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认识群众与领袖的关系时,一定要认识到群众与领袖作用的辩证统一。把视野放入历史的长河之中,当然是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绝不否定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起到的特殊作用。恩格斯谈到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时说:“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邓小平同志在评价毛泽东同志时提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因此,如果没有产生伟大人物,历史的总趋势、总方向虽不会改变,但可能会延缓。

在认识群众与领袖的关系时,还要认识到领袖并不是无所不能的。领袖是在千百万人民群众实践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诞生的杰出人物。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领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著名的“九评”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第四,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习近平先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这一宏观决策部门开阔视野,然后沉入基层,从县委副书记干起,一级一级历练多个岗位和多个区域,既坚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党的优良传统,又拓展世界眼光,不负党心、民心、军心,与一大批年轻人一起,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党的十八大诞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年来国内外各种风浪的考验和检验,进一步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是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成长起来的杰出的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是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当之无愧的革命领袖。

习近平总书记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既是历史的偶然,同时更是历史的必然。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和国家今后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的命脉所系,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赢得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所在。因此,“两个维护”是我们党的政治命脉,是最根本的政治要求、最重要的政治纪律、最严肃的政治规矩,我们要毫不动摇地践行“两个维护”、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而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年轻、最为进步、最为文明并且正在探索和成长的政权。这一政权直接执掌着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与运营机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是领袖人物,不仅需要出以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需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需要有长远战略的胸怀视野,需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等。党中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且在特定条件下起着决定性作用,往往还直接决定文化的上层建筑。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具体来看,当今世界仍然处于金融帝国主义时代,“尽管这一趋势在减弱,但仍然没有质的改变”,占世界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正在由垄断、腐朽阶段向垂死阶段过渡。党、国家和人民今后要紧紧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更加需要思想上、政治上正确路线的指引和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全党全国以及学术界,必须进一步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作者信息

李慎明,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国际问题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政治组成员。兼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中国中医药管理局改革发展专家委员会顾问。任中央统战部专家咨询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清华大学、郑州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兼职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大学名誉教授。1997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长期从事党史党建、民主政治、国际战略以及社会主义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仍然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已出版学术著作20多部。还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中央重要报刊发表300多篇文章,多部著作获得国家级奖项。此外,李慎明还担任过多部电视教育片的总撰稿,为党的理论的大众化、传播、宣传、教育等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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