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和历史约会——体会一九四九

大变局的神韵

1949年的第一天，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属于什么阶层，都会明显地意识到，九州大地改换人间已成定局。

这一天，人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告全国军民同胞书》，署名为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他掌握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已经22年了。在这篇元旦文告里，他承认“戡乱”失败，并说自己愿意向已经解放北方大片领土的中国共产党“求和”，但条件是要保存现行的宪法，保存中华民国的法统，保存国民党的军队，否则，国民政府就要和共产党“周旋到底”。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也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辞，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这篇文告里很有信心地宣布：迎面而来的1949年，将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人民的解放战争将在这一年获得最后胜利，并且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还说，甚至连共产党的敌人也不怀疑共产党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果然，元月还没有结束，故都北平就变换了旗帜。国民政府华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率几十万部队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改编。2月3日，是中国旧历的大年初六。在春节的喜庆日子里，人民解放军在北平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入城部队分别从永定门和西直门进来，整整走了六个小时。沿途欢迎的人群挥动着小旗，喊哑了嗓子，一些青年人跟着坦克跑，往上面贴标语，有的干脆就跳到坦克上面欢呼。更多的人则扭起了秧歌，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那时候，如果你是生活在北方的农民，体会这场历史巨变的焦点，应该是土地。解放区多数地方进行的土地改革，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命根子，给了像土地一样纯朴的农民。农民们丈量着自家的土地，也丈量着希望，丈量着自己的选择。东北哈尔滨靠山屯的农民便给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这回我们都翻身啦，分了地，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这是我们翻身的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这封信至今还保存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里。

那时候，如果你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你谈论得最多的一句话，大概要算是那个口号：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势如破竹的气势。4月，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千里防线，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着，人民解放军先后向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大进军。大进军带来的是大解放。

大解放的含义，不光是从反动统治者手里解放了人民，也是从帝国主义列强手里解放了中国。在4月间的渡江战役中，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我三野部队立即还击，并击伤“紫石英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说：中国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从这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驻扎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外国武装力量被迫全部撤走，帝国主义列强原来享有的内河航行、自由经营、海关管理、领事裁判等各种特权都被一一取消。

席卷一切的大进军，是1949年大变局的军事神韵。

大变局的政治神韵，也在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普通而宁静的小山村里绽放出来。就在平津战役结束那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秘密接待了斯大林派来的使者米高扬。斯大林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米高扬的使命是来摸底。毛泽东对他说，胜利后的新政权，必须是包括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是其中的核心和骨干。

解放战争的炮声还没有停歇下来，中国共产党人已在自己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里着手构画新中国的蓝图了。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大食堂里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34个中央委员和19个中央候补委员坐的凳子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毛泽东在会上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决定：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是即将成立的新国家的发展方向。这个国家的首都定在北平。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便往北平进发了。

在一个新国家呼之欲出的时候，一名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特意去了一趟天安门，但他看到的是一派衰败景象。接管北平的共产党人组织群众清理天安门附近的垃圾。一群前来参加义务劳动的青年学生蹦蹦跳跳地登上了城楼，有人去拔随风摇摆的野草，却惊起一群野鸽扑棱棱冲向蓝天。接着，人们发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竟然有一堆一堆的鸽子粪，运走的时候，硬是装满了好几卡车。

这种景象，同时局演变一样，主题就是四个字——去旧迎新！

位于天安门和正阳门之间的那道中华门，在明清之际是真正的“国门”。明朝的时候，叫“大明门”，清王朝入关后，把刻着“大明门”的石匾翻过来，刻上“大清门”三个字又重新装了上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改称中华门时，有人想把石刻的“大清门”匾额拆下来翻过个儿，刻上“中华门”几个字再放上去。结果发现，背面已经刻有“大明门”几个字。

历史上的变局，曾经如此地浓缩在一方匾额之中。但是，当历史走到1949年的时候，人们的感悟和体会，绝不像把一个匾额翻过来、倒过去那样轻松。

一路悲欢

把“大清门”改为“中华门”那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发布宣言，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这天起，中国的历史改用中华民国纪元。1912年，也就成了民国元年。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说起他的性格，人们都十分感叹他的坚忍。在创建中华民国以前，他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几度亡命海外。创建中华民国以后，同样经历了好几次失败。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前一天，最担心的就是革命半途而废，他对围在身边的几位国民党要人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的处境也很危险，希望你们不要被敌人软化。汪精卫立刻回答说：要怕敌人，我就不革命了。恰恰是这个汪精卫，后来被日本人“软化”成了汉奸。

从1912年到1949年，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在中国大陆叫了38年。在1928年之前的17年间，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军阀首领，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出任过总统或国家首脑的有7个人，当过总理的有26个人。政府内阁变动次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有47次，其中最长的存在17个月，最短的只有两天。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在围绕国民政府的首都应该设在哪里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出现了分歧。北方的人说，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是亡国之都，而北京是元明清以来传统的首都。南方的人则说：南京是孙中山先生生前指定的首都，总理遗训不能违背。南北的政治家和文人，都引经据典，打了好一阵子笔仗，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都想就近控制首都。这种争论早在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时就出现过，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担任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则坚决在北京就职。1928年这次争论的结果，同上次一样，谁有实力，谁说了算。控制中央大权的蒋介石，干脆把北京改成了北平，中华民国的首都便确定在了南京。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解放的伟大转折。蒋介石宣称中华民国已经跻身于四大国之列。当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和平建国目标，成为全国各政治党派的共同呼声。蒋介石在1946年5月回到阔别八年的南京总统府后，情势却急转直下。这年6月，国民党军队派出22万人向中国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有人说：“一觉醒来，和平就已经死了。”

全面内战的爆发，毁灭了人们和平建国的梦想。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所有进步人士都看清了一个事实：民主和自由之花不会在蒋介石国民党旧有体制的土壤上自动地生长。诗人、学者闻一多此时的感受，就像他在一首诗里曾经高唱的那样：“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1946年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在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再次“迸着血泪”喊出：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消灭！当天下午，他就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生前他曾经在诗里唱道：“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闻一多的倒下，只是国统区一连串血案的开始。更多的人，还在期待着，梦想着，进而猜测着国家的未来。两个月后，《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政论周刊《观察》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他预测中国的局势发展有三种去向：第一种去向是出现以江淮为界、国共分治的“南北朝”；第二种去向是爆发“十月革命”，不过王先生认为，“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因为他们的主观力量还没有那么大”，如果真出现了中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国家大乱”；第三种去向是“政协协议之路”，即在现有的国民政府框架内，组建联合政府，“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这是中国时局前途最好的一个去向”。

王先生对中国前途的预测，一个也没有猜对。经过1947年的大转折，1948年的大决战，1949年合乎逻辑地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49年，对生活在国统区的民众来说，普遍的情绪则早已不是希望破灭，而是痛苦、愤怒和抗争。2月间，上海的通货膨胀已达到最高峰，金圆券如同废纸。如果要买东西，就得用麻袋或网兜装钱，且还得一路狂奔，因为稍一迟缓，手里的钞票就要贬值更多。由此，要和平，要民主，反饥饿，反内战，成为了国统区民众的普遍呼声。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解放了上海，能不能管理上海，是不是站得住脚，国内外不少人还抱着明显的观望态度。一个美联社记者从香港向西方世界发出了一则电讯，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

的确，共产党接手的上海，是一副用什么语言描述都不过分的烂摊子。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走马上任时，他看到的早已不是昔日的“东方巴黎”。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炸沉的船只横在黄浦江上。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象征江南造船所，也成了一片废墟。全市的主要工厂四分之三已经停工。饥饿和失业成了家常便饭。对市民们来说，手里的钞票几乎成了废纸。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人们不再相信纸币的价值，市民们大量兑换黄金、银元和外币。国民党特务还说：“只要控制了两白（粮食、棉纱）一黑（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一些资本家也纷纷传言：“共产党打仗可以得100分，搞政治可以得80分，而搞经济却只能得0分。”

这时候，陈云来到了上海，指挥开国过程中经济战线上的第一场战役。在他的谋划下，大量的粮食悄悄地从东北等地运往上海，棉纱和煤的储备也在进行之中。当物价疯长到了市民难以忍受的顶点时，市场上忽然奇迹般地蹦出了人们期望已久的平价的“两白一黑”。此前囤积居奇并以为稳操胜券的投机商们再也吞不下了，一些投机商被迫倒闭。后来，毛泽东说，这场经济战役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在人们眼里，缺乏城市经济管理经验的共产党人初战告捷，对未来执政全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

观望的民众充满期待地稳定了下来。事实上，这种期待在5月27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就已出现。那天，一位年轻人打开自家大门，看到进城的人民解放军不扰百姓，睡在马路上面，不禁感叹道：“看来，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这个年轻人就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标志性人物荣毅仁。四十多年后，他成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人心挪移

对蒋介石来说，“再也回不来”的感觉，早在1949年1月21日就出现了。那天，他在南京宣告“引退”，理由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把总统权力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离开居住多年的南京总统府时，蒋介石特意让飞行员绕着南京古城飞了一圈。“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里非常清楚，政权的更迭即将发生。

其实，不光是蒋介石心里清楚，他身边的不少人也失去了信心。就在蒋介石“引退”20天后，他的结拜兄弟、当了20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在广州吞食大量的安眠药告别了“党国”。在此之前，蒋介石的幕僚长、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即已先行一步。陈布雷和戴季陶，一个被称为“领袖文胆”和“国民党的第一枝笔”，一个被称为蒋介石的“第一谋士”和国民党内的大理论家。陈布雷自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些”。戴季陶得知陈自杀后曾痛哭道：“我的心已死了。”文人自有文人的毛病，但他们大多把“道”看得很重。陈、戴的自我弃世，多少也是自绝于他们追随多年的“道”。国民党的治国之“道”似乎不再能唤起他们的希望和信心。

蒋介石开始安排后路了。半个世纪后，台湾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一同走过从前》里是这样说的：“（民国）三十八年一月，蒋中正总统引退，他在引退前，急电派令陈诚将军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省党部主任委员，开始把台湾建设为复兴基地的准备工作。陈诚跟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联络好，趁黑夜，把120万两黄金运来台北，再加上蒋经国、徐伯元，也抢运了部分黄金来台。”国民党抢运黄金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确切的数字究竟有多少呢？仅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局1949年的一份机密卷宗里就记载：“此项移运之船只，……先将库存内之黄金200万两，妥为装箱，备运台北。”据统计，国民党先后从大陆运走了110吨黄金以及价值14000万美元的外汇和白银。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一个天文数字。

在安排政治和经济后路时，蒋介石还在南京宋子文的公馆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宴会，邀请大部分刚刚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来的院士，劝说他们一起到台湾去。谁都知道，比黄金更值钱的是人才。但是，人心可不像黄金那样容易被默然搬走。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数学家苏步青后来回忆说：“虽然对共产党没什么认识，对国民党是看透了的，再加上我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当然不会到台湾去。”结果，81名院士中，除了一些人选择了海外，只有9位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有60人。

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知识分子当然不只院士。在此之前，蒋介石还指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把北平的一批名教授接到南京来，结果，除了北大校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同礼、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等极少数人外，国民党“抢救”名单中的绝大部分教授都留在了北平。

虽然大势已去，国民党仍然不放弃争取人心的最后努力。194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趋赴福州，代表蒋介石劝说一位92岁的老人去台湾。这位老人叫萨镇冰，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亲历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就是他的船装着丁汝昌的遗体离开刘公岛的。作为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他的去留自然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李宗仁对他说：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请即决定行期，云云。萨镇冰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不久还在福州人民欢迎解放军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他知道北平在筹备成立新中国的事情后，又写诗云：“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萨镇冰拒绝去台湾不久，另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从上海到了北平。她就是被国民党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后，她便再也不愿意到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了。但是，即将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忘不了这位在革命危难时始终帮助自己的好朋友。毛泽东两次写信，邀请她北上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又派邓颖超专程南下相陪。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乘坐的火车到达北平前门车站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早已在那里等候，毛泽东还亲自上车迎她下车。

随着宋庆龄的到来，一个新的国家就要宣告诞生了。

民主演示

宋庆龄到北京时，汇聚北平的各界精英名流，还有1898年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张元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风云人物张澜，民国年间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企业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化人，更比比皆是。他们在各自的历史年代和领域都散发过光彩，在历史的轨迹上深深地刻下了自己的追求、抗争、迷惑和痛苦。为了一个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他们挟带近代历史上的各种音符，加入1949年大变局交响曲。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民族复兴。共产党则真诚地邀请他们，参加酝酿已久的各党派和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6月，在北平城中南海勤政殿开幕的政协筹备会议，有23个政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134名代表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名额，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组织条例，制订评选国名、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等等。总之，是要把所有新中国开国的大政方针草案准备好，拿到正式会议上去通过。为了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那次政协会议，当时的人们通常把1949年6月到9月的这次会议叫做新政协，后来叫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没有条件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新政协代行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

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人们开始琢磨为它取个什么名字。最初的国名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著名教授张奚若建议去掉“民主”二字。他说：“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对国家政体来说，“共和”同“专制”相对，本身就有民主的意思。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后，又一个问题冒了出来。考虑到不少民主人士对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还有感情，主持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建议，在新的国名后面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中华民国”，意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简称“中华民国”。为此，周恩来还专门邀请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征求意见。

从保存下来的新政协档案里，人们发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站起来发言，明确不同意括号里的“中华民国”几个字。他说自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十分敬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无好感，因为它与民无涉。老人很激动，他说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要改好，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他希望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这番话的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

1949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新政协向全国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图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幅国旗图案，加起来有2992幅。这些图案中，有的是在车间的工具箱上描绘的，有的是在前方的战壕里绘制的，也有从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华人那里寄来的，其中从美洲寄来的就有23张图稿。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提供了一份图稿。开始的时候，毛泽东看中一张在红旗中间有一颗星一条黄河的图案。这年春天赴北平同中共谈判未果留下来的原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认为，中间表示黄河的那条杠把红旗劈成了两半，好像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几经选择，多数人看中了一张由上海一位叫曾联松的青年人设计的带有五星的图案。

新政协筹备会负责评选新中国国歌的小组一直没有征集到理想的方案。他们本打算放到以后再说，但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没有国歌怎么能行呢！画家徐悲鸿由此建议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并认为这首歌曲对中国的意义就像《马赛曲》之于法兰西。但有人认为敌人的炮火已经没有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合适，希望重新填词。徐悲鸿坚决不同意，教育家马叙伦也表示支持徐悲鸿。最后，周恩来解释说，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就是鼓舞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是九三学社的负责人许德珩教授。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都要在这部事实上的开国宪法里确定下来。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此前已经反复考虑过。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到：我们将来建立的政权，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这是死搬苏联的名词，议会制袁世凯和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在中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合适的，我们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词。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那可真叫字斟句酌。关于新中国的性质，开始有人提议直接提社会主义，多数人还是觉得提新民主主义的好，因为前途虽然已经肯定了，但还要让实践来证明，让全国人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更加郑重地对待社会主义。这个意见被会议采纳，于是《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新中国包括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基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的选举和政府人员的安排。新政协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高岗为副主席，副主席中三位共产党人，三位民主人士。在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后，他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阁”。为此，他两次登门拜访黄炎培，动员他出任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两次拒绝担任教育总长，在国民政府时期也拒绝了高官厚禄。筹备新政协时，他开始还是抱定初衷，不出来做官。周恩来对他说：现在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做官就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黄炎培反复考虑，终于答应。孩子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到了70岁还要出来做官，他说：过去不愿做官是不愿意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经过周密安排，四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人士，21位政务委员中有9位是民主人士，105个部长和副部长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

国名、国旗、国歌和开国“宪法”的诞生，政府领导成员的选举和安排，体现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和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场别开生面而又意义深远的民主演示。它告诉人们，什么是人民民主，什么是人民共和。其精髓所在，就是今天的中国还在实行的协商民主和票决民主的结合。

和历史约会

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了。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的一句“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最为经典地诠释了1949年大变局的主题。第三个发言的是宋庆龄，她说：今天是一个历史的跃进，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1949年9月30日下午六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结束后，筹建开国盛事的人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碑名，祭奠和告慰了三年以来和30年以来的人民英雄，同时也祭奠和告慰了1840年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这一句，绝非闲笔，它点出了这场大变局所蕴含的沉甸甸的历史内涵。

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历史，为中华民族提出了两大历史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第二个任务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两大历史任务，就是两大历史约会。

事非经过不知难。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最终把走向社会总崩溃边缘的中国，带出了死亡峡谷。从1840年以来伸出的约会之手，经历100年的坎坷奋斗，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有另一只手把它握住了。这当中一个生动的注脚是，中国近代海关自1859年成立到1949年，在整整90年的时间里一直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中国人没有管理权，直到1949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的成立，中国国门的钥匙，才真正放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口袋里。

走向和历史第二次约会的行程，则更为艰难。这段行程的起点之低，为世人共知。1949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的统计，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搞现代化建设，是一道前无古人、近无借鉴的现实难题，甚至比解放全中国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从1949年开始，中国人民踏上了第二次约会的行程，这个行程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也需要100年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探索奋斗。

握住第一次历史约会之手的人们，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的经典画面，后来反复在荧屏上出现，我们已不陌生。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一部电视纪录片配着这些画面有这样的解说：“九州方圆，华夏风云，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千载岁月，百年奋斗，才迎来了这个时刻。曾经沧海，大浪淘沙，历史的洪流选择了这些人物。”

那时候的中国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特别的举动。半个世纪前发起过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那天正在回国途中的一艘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海船上。他后来回忆说：“我因为是学无线电的，有一个比较好的收音机。那会儿已经知道，10月1号要宣布成立新中国，我就爬到比较高的地方，把天线接上，然后听新中国的广播。听到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啦！还听到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船上所有进步同学都欢欣鼓舞，就说应该开个庆祝会。当时只听到是五星红旗，到底五个星是怎么个放法谁也不知道，只好根据我们自己的想象，拿一块红布，然后剪了五颗星，也知道有一个大星，四个小星，结果把一个大星就放在中央，然后四个小星放在四个角，这就是我们当时心目中的五星红旗。当时的新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这些国外的游子。”

标志着新旧中国转变的历史大变局在1949年10月1日实现了，人们称之为新纪元。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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