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教条主义者的斗争：敢于讲“列宁没有讲过”的话

作者：李伟来源：《毛泽东与中国社会改造》 2023-10-12 1337

讲“列宁没有讲过”的话

李伟

1938年9月到11月，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抗日政策，进一步巩固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全会即将结束时，这12位主席团成员聚集在一起，拍摄了这张合影。前排从左到右分别是康生、毛主席、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依次是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

延安整风期间，在统一战线里如何团结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王明和毛泽东有一番争论。毛泽东提出，“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而王明则认为，这种说法“列宁没有讲过”，因而“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提法。好一个“列宁没有讲过”！这句很有些自以为是的话，典型而生动地暴露出教条主义者的面目，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毛泽东认为，“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①而教条主义者是在更多地重复别人的或书本上的话，没有多少自己独立的东西。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里，在中国社会里，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前，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的思想表现和工作表现，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曾描述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些有本本主义倾向的同志，虽然也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有的甚至喝过“洋墨水”，但是往往“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但是消化不了”；在这些同志的思维和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积极、主动、灵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②虽然他们大多是好同志，但是在指导革命和实际工作中，往往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前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一到实践中，总是碰壁。这样的人不要说指导偌大的中国革命，就是领导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也难以做好工作。无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正如毛泽东所言，“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③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教条主义倾向的同志往往还有这样一个毛病，常常犯急性病。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全面分析和把握十月革命的经验，只看十月革命的结果，没有认真思考形成结果的长期曲折的过程，以为在城市里组织一两次武装起义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犯有这种急性病的同志把十月革命的形式绝对化，就难以再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看不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他们眼里，“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④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是从城市到农村，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否认了革命的多样性。因此就发生了王明说的那句话，“列宁没有讲过”！

毛泽东特别指出王明说的这句话，恰恰表明了毛泽东深入地思考了中国革命已经做过的许多事情，正在做的许多事情，甚至将要做的许多事情，大多都是“列宁没有讲过”的！

毛泽东做过的和讲过的“列宁没有讲过”的事和话是很多的，我们这本书主要写的就是毛泽东做过的“列宁没有讲过”的事。这里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么讲解持久战与中国革命道路的关系的。

1938年3月，陕北公学的一部分青年学生要毕业了，他们请毛泽东来讲一讲。毛泽东欣然从命，为他们做了一篇幽默风趣的临别赠言，其中有这样的话：“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学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他小块，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据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发展民运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我们举出聂荣臻的例子，就会不怕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不脱离生产的还不算）。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⑤看，毛泽东讲得多么通俗易懂，无需作任何解释。毛泽东用一篇大白话，把一个原本是深奥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化解成了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的革命的工作和生活，把原本觉得很复杂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问题，梳理成人人都可以明白和掌握的革命方法或工作方法，讲得那么的具体、形象、生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被中国化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为人们做了示范。

几天后，延安军民召开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将士阵亡大会，毛泽东发表了讲演，其中特别谈到，“将来的形势，双方血战的结果，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半，中国只剩下完整的小半作为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中枢根据地，但在那大半地方，实际上日本仍然只能占领其中的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地，只要我们能够在每个省中组织大多数乡村中的人民一致武装起来打日本，建立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如像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的五台山根据地一样，我们就包围了日本军。我们的这个外线的战争，配合着内线的战争，又从各方努力，把我们全国范围内的党政军民各项紧要工作办得大大进步起来，有朝一日，就可互相配合，内外夹击，打大反攻，那时还一定会配合着世界革命的援助，同日本国内人民革命的援助，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中国的！”⑥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战》的讲演。这次讲演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克服和纠正党内党外流行着一股轻视日本侵略者的速胜论情绪。那时，王明是中共长江局的书记，在武汉不切实际地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搞什么“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相信和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把长江局工作的主要力量放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里，严重忽视在华中敌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忽视发展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更谈不上去农村建立根据地。

怎样纠正社会上速胜论的思想情绪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讲演里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中国革命——目前的抗日战争是一场“犬牙交错的战争”的理论概念，认为这样的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并清晰地描述了这场战争的一系列特点：

——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

——有后方和无后方。“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

——包围和反包围。“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

——大块和小块。敌人“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在上述几次公开的讲话里，在《论持久战》的文章里，人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剖析中日战争的具体情况，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特点，实际上也揭示出了中国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若干基本特征。

9月，武汉失守了。但是，同样是面对抗日战争以来一系列城市失守的情况，并没有引起王明作深入的思考，却引起了毛泽东更深入细致地思考。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其中第三部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第14节的题目是“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做了这样的论述：

“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不但由于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又复占据我之城市，我则退至乡村以抗敌，因而造成了长期性，速胜论在此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困难。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的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在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其次是敌人退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已临到衰老的境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与造成着把他自己送进坟墓的条件。又其次是国际形势变化了，旧的世界接近死灭，新的世界已见曙光。这些道理，我在《论持久战》中已详说过了。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⑦

但是，王明在后来的发言和讨论中，对毛泽东的报告流露出了“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态度”。⑧

于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最后所作的结论里，对这个问题再次作了更明确的陈述，即我们现在在《毛泽东选集》第2卷《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里看到的文字；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⑨

1939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理论著作中，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又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而：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结论就是，“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⑩

毛泽东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道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党内外一批反面教员，没有他们的启发和帮助，不会那么快、那么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规律。对这一点毛泽东一再地、如实地向外国友人做了陈述：“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⑪“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王明“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⑫显然，并不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主观上非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首先是蒋介石逼着你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其次，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自觉或不自觉的模仿十月革命的具体方式，一次次的失败教育了毛泽东那样做是走不通的。为了回答王明等人在理论上的挑战，就要研究王明等人的文章讲话，促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和更透彻的分析、论证。——生活的经历，革命的经验，一再地启发了人们，“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⑬是立不起来的。

那么王明的问题在哪儿呢？远的不谈，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毛泽东才陆续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和讲话。可是为什么王明就是认识不到其中阐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思想呢？笔者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王明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城市问题出发考虑中国革命。他为什么总也认识不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王明在苏联，在共产国际生活和工作了多年，把这段经历当成了炫耀和提高个人地位的资本，高人一等，身上老是“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因而“对农村事物、农民心理不大了解，解决农民问题总是不那么恰当”，而农民也看不惯这样的知识分子。⑭而毛泽东一直在农村生活，在农村革命，了解农村，适应了农村，逐渐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革命前进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不把农民发动起来，不依靠农民，还能依靠谁解决呢？既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那么解决农民问题不到农村去，还去哪里呢？既然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到农村去才能解决农民问题和得到农民支持，那么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进而一步一步解决全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的问题。可是在王明那里，对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逻辑觉得不可思议，才说出了“列宁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注释：

①《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943年10月）《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②《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毛泽东远集》第3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8页。

③《（农村调查）的序言和》（1941年3月、4月），《毛泽东选集》第3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④《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

⑤《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193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2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08页。

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2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巷的编者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写的题注有这样的话，“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即第七部分。本文所引用的第三部分没有公开发表，出自互联网。——笔者。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8页。

⑨《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2页。

⑩《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4-636页。《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56年4月）⑪《毛译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5页。

⑫《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