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余秋里：少年时期家境的比较
又一个丰收的秋天到了，两位民国少年的心情却完全迥异。
安徽绩溪（今属江西）地主家的少爷胡适回忆说：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完全是田园牧歌，老爷善良仁义且公平，佃户彷佛占了极大的便宜。
可实际上呢？
距离绩溪600多公里外的江西吉安，佃户儿子余秋里的感触就完全不同了：
“家中只有田二亩五分，滩地两亩，另租种地主的田二十三亩。当时债务利息重，地租很高。我记得地租的租率为五成至六成。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打下的粮食，一多半要交给地主。我父母和我三人参加劳动，即便收成好，也只能勉强糊口，若遇天旱或水灾，生活就非常艰难。
这一年我村遭了水灾，收成很不好。秋收时，我们全家在稻田里打谷，地主派来的收租人就在田头等着，刚一打完，稻谷就作为地租被全部抢走。父母看着一年汗水换来的粮食被全部抢走，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场。
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很多疑问——
贫苦农民为什么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
地主不劳动，为什么能过着奢侈的生活？
地主家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为什么还要从农民口中抢粮食？
我深深感受到人世间的不平等，内心激起了对收租逼债的地主的强烈仇恨。”
我遇到过很多“知识分子”，比如我在某大学遇到过一位研究胡适的老师，就是一屁股坐在胡适的位置上来思考问题，最后的结论自然是这样的生活，是人家花钱买来的，合情合理，你妒忌什么？
你得了病，没钱治，人家有专家会诊；
你吃不上蔬菜，人家却有龙虾、牛排……
你这是“仇富心理”！
同样的问题，也特别存在于我们的宋史研究者中，你觉得满眼风花雪月满眼，可你想过那些穷苦农民的感触吗？
这里就有一个阶级站位的问题来了，革命不是无缘无故的，农民起来革地主阶级和给地主阶级站台的反动政府的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革命是要杀头的，反革命为了保卫江山永固是要把革命者杀得人头滚滚，还要砍了脑壳挂在城头威胁后来者不许革命，甚至还要株连九族让革命者掂量掂量革命的代价。
可是呢？
革命是吓不到的，土地革命时期，闽东苏区的畲族乡亲们有首山歌调唱得好：
“敢做木头不怕钉，敢做笊篱不怕淋。火烧黄茅心不死，杀头也要干革命！”
说闽东，我想从闽西谈起，提供一个参照点。
朱毛红军到闽西，毛委员先搞调研，发现这里妇女同志革命性特别强烈，参加革命工作不说，甚至有“花木兰”，女扮男装参加红军到战斗单位，牺牲后才被发现。
闽西为什么如此革命呢？
简单说就是地主压迫太甚，劳动力必须全部用起来，否则就有饿死全家的风险。
调查发现：
“每年股谷价的产额不够，闽西全部人口的需要，除专以劳力营生者外，大多农家正要靠经销商及各种手工业技术为副业，以补齐生活之不够，所以闽西妇女都要劳动，与男子一样，担负生产的责任。如以龙岩的小脚女人，除极少数的富家妇女外，没有一个不为穷困所驱逐出来，与男子同样劳动。”
可是尽管她们如此辛苦，却难以过上好日子，因为闽西地租，六成是起步价，八成都不少见，而妇女的工酬，一半是“恩典”，三分之一更常见。
因此贫农占总人口的75%，他们参加红军的积极性也最高，因为真的会活不下去！
福建的农业条件不好，叫“七山二水一分田”，平原面积很少，不利农耕，那么换到中华农耕文化之始的“老家河南”，这样平原面积极大，南宋使臣从南方来都要感慨万分的“陆海”，农民和地主，还有地主背后的反动政府的矛盾，会不会小很多呢？
民国时代，河南的田租形式主要分为“定额谷租”与“分租”两种形态。
所谓“定额谷租”，即在佃农向地主租地时，需要有熟人居中介绍，然后签订租地契约。佃农大约要缴纳亩产的一半，不管年景好坏，好了你赚了，灾年赔了你借钱，卖房子卖妻子儿女，也得给我交。问题是那时候的河南农村，各种自然灾害，加上兵燹、匪祸，你觉得你能赚吗？今年赚，明年还能赚吗？你赚的能收到自己手里，还是会被拿枪拿刀的劫走？
租期，在豫北一般为三到五年，如田租缴清，到期后即可继续耕种；在豫南则一般不定期限，根据每季的缴租情况，决定是否续租。
所谓“分租”，则是地主和佃户根据一定比例，负担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物的租佃制度，在河南最为盛行，一般为五五分。
不过能做到五五的，都已经是天大的善人，在辉县、新乡、修武、许昌、郾城、临颍等县通行四六分，好地地主得六成，坏地佃户得六成。在南阳、镇平一带通行三七分和二八分，当地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农具，甚至农舍均由地主供给，收获的粮食，小麦二八分，秋粮三七分，地主占大头。
顺便说，别以为你租了地主的地，只要缴地租就可以了，这是你交给地主老爷的，政府附加在土地上的各种正常不正常的税收，也是你的，不是老爷出。此外，无论何种分租，佃户都要到地主家服役若干天，只管膳食，没有工钱，完全白干。
这样算下来，佃农一年辛苦所得能有几何？
河南当时长葛农村，有个民谣顺口溜唱得好：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吃的是窝窝，喝的是糊涂。一年忙到头，不够交地租。”
一旦濒临破产，农民要保住土地和家庭，就得借债，当时农村地主放贷的利息极高，月利大都在30%左右，驴打滚利滚利，印子钱换不起，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根据美国学者黄宗智的分析，在当时的华北一户维持生计，最起码的要求是15亩土地。那些家有耕地20亩以下，甚至30亩以下的农民，在当时仅能糊口，经不起任何天灾人祸，稍有外来因素的打击，就可能破产。
国民党方面，当过河南的专员、县长的赵质宸，在1930年代对舞阳农村的调查也发现，农民每年每人收入平均不过十元左右。
这么下去，怎么有个好？农民、农业怎么可能有出路，革命怎么可能不在农村爆发？
当然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他不可能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于是河南这样的农业和农民大省，就只能更苦，更没出路。
说完地租，我还想再从田赋，也就是农业税（也包括各种苛捐杂税）的角度，从河南看民国田赋的征收难题。
不但农民难，给地主站台的反动政府也难，大家的难，都作难在地主身上。
清朝完蛋之后，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蒋记国民政府，民国政府先天孱弱，地方层面，出了县城，广大农村基本交给“乡贤”自治，一个特点就是后者都成了包税人，必然勾结胥吏，上下其手。几千年的田赋征收，都成了问题，政府和老百姓都没有得利，得利的就是这些中间的包税人。政府被逼无奈，只好枪杆子下乡，不管农民的实际能力而横征暴敛，包税人也能随之再发一笔横财，反正倒霉的，永远是农民。
正常状态下，包税人的花活儿也不少。
比如“死亡逃户”，即县级政府里主办钱粮的胥吏，对土地买卖和转移，从不进行过户。年深日久，真正的粮户无处查找，粮银查对苦难，于是就以死亡逃户上报。死无查证，你省级政府又不能一竿子插到地方，只能不追究，默认了。
实际上这些胥吏，要么是大地主的亲戚或走狗，要么本身就是大地主，土地反正收到他们手里了，他们不上报更新情况，却不妨碍他们从佃户手里收取地租，这部分自然中饱私囊了。
可是您想啊，人死户逃，土地能逃吗？土地兼并之后，去了哪儿呢？
还有“买地不买粮”，就是有钱有势的土地占有者，简单说就是城关镇五巨头们，他们买地时，往往勾通县政府的经办人，所有部门，不管是土地测绘、税务稽查，还是粮食部门，和前者都是一伙的。
然后向卖地者明说，你不是等着用钱吗，我可以多给你几块钱，但我只买地不带粮，你拿了钱逃往外乡就好了，政府那边也不会追究你我，等于好处全让地主老爷收下了，占有土地却不纳田赋；失地农民没了土地，还得缴纳田赋，如果你留恋故土，就得这么办，你去县政府告状试试？
再就是所谓“飞户”，就是大地主们想多种地少纳粮，勾结官府，贿赂官吏，把地主的一部分粮银，分散在穷苦的粮户或插花地带的粮户身上，时间长了，即无法查对。
从国民党方面负责田赋事务官员的回忆来看，当时豫东南和豫西北各县粮银和地亩的比例悬殊之大，今天看来简直惊人！
豫东南的平原地带，说白了好种地的地方，今天也是河南这个中国大粮仓的粮食主产区，一两粮银，少则能管40亩，多则能管70亩；而豫西，传统上河南老百姓自己就说，称为“土薄地瘠”之地，也就是丘陵、山区居多的地方，一两银粮却只管一二亩，至多四五亩。
等于你种地越多，越贫困化，承担政府的田赋越多。
由此可见，民国这个社会，老百姓不造反行不行？
我党不搞土地革命，老百姓还有没有活路？
被公知吹破天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起码的执政基础和能力都不具备，别说现代化、近代化的政府了，连明清封建社会都不如，蜕化至此，它不完蛋，谁完蛋？群众不造反，不革命，难道等死？等着老爷发善心？
明初文人的黄溥，在其《闲中今古录》中，曾记录了元末农民起义的一首《树旗谣》：
“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曰：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由是谋叛者各处起。”
又：这还没说土豪劣绅的问题，有机会我会再讲讲这些“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的民国版本。
当然我讲这些，某些人就不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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