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抗战主力？游击战凭什么能打赢？
在某些人看来，侵华日军过于强大，国军的武器装备比八路军、新四军好得多、人数也多得多，面对日军进攻时，即使集结数倍兵力，似乎也难求一胜，你们这帮缺枪少炮的土八路，又怎么可能算得上抗战的中流砥柱？于是乎，“抗战不是靠游击战、麻雀战打赢的，而是靠重兵集团、大型会战打赢的”、“没有国军扛线、你们都要说日语”之类的奇葩发言，就很能迷惑一些人，甚至一度还成为了互联网抗战圈的主流观点。
其实，这就是对真正的军事运作和战场形态都缺乏基本了解，因而被人忽悠了。《论持久战》之所以是千古神作，妙就妙在它通俗易懂的回答了“怎么打赢”和“谁在扛线”这两个问题。
确实，对于1937年中国的任何军政力量来说，侵华日军都是个庞然大物。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得早，又一直处心积虑的把中国作为侵略的目标，其军队的编制、装备和作战思路，都是针对中国战场量身定做的。抗战爆发时，日军的常设师团就有17个，卢沟桥事变后又新增了10个特设师团，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其中21个师团参加了侵华战争。不但兵力的投入很大，从它们的编制表也可以看出，这些师团是典型的骡马化“步兵加大炮”的编制，突出的就是一个“人多、马多、大炮多”。在当时的中国战场上，炮兵是战争的主宰，那么双方炮兵的差距有多大呢？
侵华日军每个师团都有64-48门75毫米以上的压制火炮，如果算上92步兵炮和各种口径的速射炮、平射炮，火炮的数量可以轻松突破100门，步兵分队手上还有三百多具掷弹筒提供支援火力。
除此之外，七七事变之前，日军编组了五个重炮旅团，每个旅团都装备了48门以上150毫米重炮，有的甚至是240毫米重加农炮和320毫米臼炮，其中的四个很早就投放到了中国战场，进一步加强了侵华日军的炮兵火力。而国军方面呢？最精锐的调整师，哪怕只是在编制表上，也只配备了1个缩水版的炮兵营、有12门75毫米火炮。
编制得本来就少，受限于约等于零的自主火炮生产能力，截至1937年，计划“调整”的20个中央军调整师，只有10个能按计划、真正编上这个丐版的炮兵营，有两个师只能编一个炮兵连，而关麟征、宋希濂等人的部队，只能满足于在每个步兵团里，编个小炮连凑凑数，黄维和霍揆彰这两个倒霉蛋，甚至连团属迫击炮连也没有。这也没办法，在20个调整师里，别说身管火炮了，小炮连也缺编51个。
这还是中央军精锐，像川军20军这种杂牌部队，一个军都没有一个正经的炮兵连，基本没有落实队属炮兵的编制。哪怕是到了1940年，被苏联武器奶了两年多，国军手上75 毫米以上火炮也仅有1168门，还不到侵华日军的1/4。
至于八路军、新四军呢？那就更不用说了。129师已经算是主力中的主力了吧？可参战时，连步枪都凑不齐，所谓的火炮就只是6门迫击炮而已，山、野、榴弹炮根本没有，至关重要的掷弹筒数量为零。更惨的是弹药，全师上下搜罗一空，也只有步马枪弹43012发、迫击炮弹67 发……也就是说，129师的八路们每支枪只有10发子弹，每门迫击炮只有11枚炮弹。别说和日军比，就是和国军比，也难以望其项背，如果以这样装备水平与日军进行阵地战，那就是“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
综合看来，当时中国军队中，唯一能和日军师团拼一下火力的，就只有教导总队，到淞沪会战前，教导总队有82迫击炮28门、战防炮18门、20毫米机关炮22门、75榴弹炮18门、75山炮12门，属于钻石级大佬，但是无论火炮的数量、还是口径、性能，和日军师团比起来，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
因此，在很多斗兽棋逻辑人的眼里，抗战的场景就是：双方互下战书，约好时间，同时排兵布阵，架势拉开后，一二三！开始输出。在这种逻辑下，国军天天打败仗自然也是理所当然、可以理解、还要崇敬的了。土八路即便是有点独特的本事，也只能算你闪避高，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打败鬼子的，所以，土八路们之所以还能再后扩大根据地、暴兵一百万，肯定就是游而不击，抗战肯定就是靠国军扛线了。
怎么说呢，眼睛只能在具体的武器上打转转的朋友，就最容易陷入这类陷阱，而毛先生在《论持久战》里对他们有个精准的定位：“唯武器论”的亡国论者。
说到游戏，在唯武器论者的眼里，战场大概就是个即时战略游戏，而且还得是上个世纪出品的。战场上的每个战斗单位就是个方块，只要把他们移动到位，在血条没空前，他们都能自己输出，只要把数量怼够，就一定能赢。
然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大到集团军，小到一个班、一个战斗组，一旦发起进攻，是一条连续不断的线，而不是一块到处飞舞的饼。
因为，战斗是一件很消耗物资的事情，军队自身能够携带的物资是远远不能满足作战行动中的消耗的，一发75毫米山炮的炮弹就重5-6公斤，两三百发就得一两吨重了，考虑到体积等问题，显然炮兵是没法自己扛着走的，任何军队都需要编制中的后勤运输部队，来携带作战需要弹药、燃料、食品，也需要一大堆医疗、工程、通讯部队的支持，才能正常的进行战斗，在日军师团的编制表中，有辎重兵联队、有后勤纵列，还有卫生、通信、工兵部队。这些后勤部队占用的人员和马匹，接近整个师团的一半。
即使这样，它们能携带的物资也不多，在那些对手比较顽强的战役中，后勤部队还必须不断的往返于前线和后方，把物资囤积点的弹药送到前线，把战斗中产生的伤员送到后方，所以，战争无法离开后方、军队也无法离开补给线而行动。
这个客观事实，决定了正面战斗力再强大的军队，也必须保护好自己的侧翼和后方，以免被人抄了老窝——这都二战时期了，再怎么把昭和超人吹上天，他们也不能真的全靠耍刺刀打仗吧？如果后勤运输线被切断，炮弹很快会打光，伤员无法运出去，军队的战斗力就会严重下降，等到步枪子弹和手榴弹也打光后，就只能束手就擒了。
然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任何侵略军想要保护好自己的侧翼和后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很明显，如果战场的空间很小，侵略军的数量又够多，侧翼就会比较安全。正如毛先生在《论持久战》里所说，如果我们的领土像埃塞俄比亚一样的小，日军又能出动1000万军队，同时还不执行野蛮的侵略政策，那谁也难以招架。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抗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它没有发生在任何架空世界，而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因此，日本人口较少，能够派到中国大陆的兵力有限，和我军相比，侵略者的军队虽然训练优良、武器装备和技术条件都很优越，但把他们那一两百万人撒到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不过是胡椒面撒进大海，连个泡都不会冒一下。而人民武装虽然装备比较差、武器相对少，训练也不如对手，但是架不住我们数量众多、又有广袤的国土可以运动，要说硬碰硬时，我们可能打不过日军的一线战斗部队，并不意味着我们捏不了辎重、后勤这些软柿子。
同样，当敌人发起进攻，兵力火力集中，锋头正锐，如果我军坚持要死守硬拼，反而是正中敌人的下怀，我军火力薄弱，训练较差，炮打得不如对方猛、枪打得不如对方准，还没有制空权，敌人可以试探、炮击、再试探、再炮击，时间一长，我军阵地被敌人炮火反复摧残，部队被压得抬不起头还击、指挥员也不敢调动兵力，最终就被对方钉死在了破碎的阵地上，丧失了军队赖以生存主动权。敌方完全掌握主动权后，可以自由的集中优势兵力，向我军阵线的薄弱位置实施突破或迂回，把我军包围起来，从而以较小的代价，消灭一支没有机动能力、没有还击能力、甚至连头都不敢抬的军队。
这也就是国军动辄损兵折将几万、十几万的原因所在。
因此，抗战的基本战术，应当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而不是死守拼命的阵地战。我方野战军应该充分利用国土广阔、兵力众多的优势，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情况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敌方集中了全力，在进攻发起前，要辛辛苦苦的运输、卸货，囤积了大量炮弹，打一轮就发现，自己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不得再次辛辛苦苦的装车、向前运输。
据彭雪枫记录，日军进攻山西北部时，八路军曾经在灵丘和日军打了一次阻击战，面对敌方两个团的优势兵力，八路两个连宽正面散开，每一两个人分散在一个山头上，轮流向敌人射击，让对手弄不清虚实，又不敢贸然前进，只能把所有轻重火器集中起来猛轰，还招来六架飞机轮番轰炸，消耗弹药无数，结果我军几乎没啥伤亡，就成功阻击了日军一整天。鬼子这个浪费弹药的打法，越前进后勤压力就越大，补给线就拉得越长，越需要派重兵保护，兵力就越分散，暴露出的弱点就越多，越利于我军捡小敌、弱敌，利用我方兵多的优势，用巨大的数量优势瞬间压倒敌人，快速歼灭。
纵观正面战场，如台儿庄战役、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只要脑子开窍，采用这个模式基本都能打得比较好。哪怕是敌后根据地处于被围困的态势下，日军发起多路围攻时，由于人民武装的主力军和民兵游击队在兵力、情报、运动速度上占优势，也能够迟滞几路，集中兵力打击其中一路，或者干脆直接从包围线中溜过去，杀到敌伪后方，搅它个天翻地覆，逼迫对方不得不仓促回防。
在反扫荡的战斗中，我军还可以经常分散武装，从多个方向打击日军，降低其推进速度，从而实现机动防御。1939年9月，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七连与晋冀鲁豫根据地六区基干队在襄恒县史北镇会和，由于情报泄露，突然遭遇日军1500余人的围攻。两个连对日军两个大队，看上去战斗的结果会毫无悬念，换到大多数人，大概就是赶紧构筑阵地拼一把，拼掉几个算几个，但特务团七连却根本不修什么工事，战斗刚打响，七连战士就迅速分散到各个山头，向日军猛烈射击。日军挨了揍，赶紧用一半兵力组成包围圈，集中七八百人向一座山头发起冲锋，吭哧吭哧的爬上山后，发现我军枪却不响了、人不见了！
反从侧翼的山头上又来了一大波子弹，日军只好转过头来再爬一次山，好不容易再次爬到新山头上吧，嘿，你猜怎么着，人又不见了。一整天下来，鬼子一个大队，在史北镇周围十来里的大小山头来回挑战登山速度。与此同时，我军却逐次悄然撤出战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
由此可见，只要采取正确的战术，对手引以为傲的火力不但根本发挥不出来，还往往要当运输大队长。
而日军在敌后的汪洋大海之中，虽然没有正面战场那样激烈集中的视觉效果，但正如聂帅所说，晋察冀边区200个县，一个县每天之只要能打死一个鬼子，1个月就击毙6000多日军，相当于全歼1个旅团、一年就歼灭12个旅团，而且，在敌后孤立炮楼里的鬼子只要被打伤，大多只能以拖代治，死亡率会大大增加，可以设想，如果整个敌后根据地也如法炮制，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不出几年，宰掉鬼子一代人都不在话下，长期坚持下去，侵略者的老兵越打越少，武器损失越来越大，人民武装的老兵越打越多，装备越捡越多，民兵升级为地方武装，地方武装升级为主力部队，就可以在与日军的对抗中实现强弱的转换，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最终歼灭敌人的大兵团。
无数人民、无数不起眼的小战斗造就了胜利
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进行冒险的战争，是因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经济上搞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却维持着封建性，内部越来越矛盾激烈，试图以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来解决内部问题。因此，它以为自己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线，就等于向中国的肌体上插入了吸血管，确实，到1939年，日军控制了津浦线、平汉线、武汉到长江入海口的长江航道，以及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大城市，日本陆军省甚至提出要削减在华兵力，准备把侵华日军从85万人减少到40万人，每年节省9亿日元军费，当时，每年从沦陷区掠夺到日本的资源，价值2.85亿日元，从日本输入占领区的作战物资，价值为8.25亿日元，如果能节约9亿军费，侵华日军就是个每年净赚4.2亿日元高产奶牛，能够让实现以战养战，也能永远在中国维持他们的残暴统治。
所以，抗战的胜利在于如何阻止日军吸血，并让他们不断失血，能够胜利做到这一点的力量，才是真正的抗战主力。而在民国时代的中国经济体系中，城市是消费型的，需要从周边农村持续运进农产品和矿产品才能维持。由于人民武装的打击，到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小部队、铁路警护队和伪军，都被封锁在了巢穴之中，驻地附近就是人民武装的天下。到了年末，不仅日军的小队、中队无法独立生存，大队本部有时也会被八路军和新四军端掉。
1944年5月17日的清丰县之战就更典型，一夜之间，占领清丰县城的伪军4800余人、日军300多人，被冀鲁豫军区八分区七团和当地民兵游击队全部歼灭，最后只有8个鬼子和30伪军逃出生天，连收尸都要在日军两个大队的掩护下，才敢进行。到1944年秋季以后，我军不但能打运动之敌，对华北日军的大据点也能拔掉了。随着战局变化，日军兵力愈发捉襟见肘，据华北方面军的高级参谋回忆，与1941年底比，到1944年秋，日军在七七事变后一度占领的四百个县中，完全由日军控制的只有区区1.4%，双方拉锯争夺的县占到66.9%，所谓的拉锯，日军只不过能占个县城，最多集中兵力控制几个乡村，除此之外都是八路军的天下。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1943年之前，对日军的伤亡数字统计，都是采用日方的口径，而写到1943年伤亡情况时，却采用了我军的统计，确认全年双方作战共计2.48万次，日伪军伤亡13.6万人，日军有420人被俘，还有90多人主动投诚，这说明敌后战场的战绩，不但比正面战场好得多，甚至可以完全破坏日军的情报搜集和战果统计能力，让他们成为了彻底的瞎子聋子，只能坐以待毙，所以，日军虽然击溃了正面战场的国军，控制了大城市和交通线，但陷入敌后战场的汪洋大海中才发现，自己插入的吸血管，不但吸不到血，反而要大量输血才能维持存在，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敌后武装的巨大成功，不是正好雄辩的证明了，谁才是中国抗战的真正主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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