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我”——30年前的一次毛泽东口述史料民间征集活动
“毛泽东与我”征文，是30年前民间开展的一次全国性的毛泽东口述史料征集活动。
关于毛泽东的口述史料，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出现的，最早结集出版的当属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后，推出的《毛泽东自传》和《红星照耀中国》。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提高和影响力的增大，以及社会各界了解毛泽东生平愿望的与日俱增，相关的回忆文章和出版物越来越多。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关于毛泽东的出版物一度鱼龙混杂，虽然客观记述和正面讴歌仍是主流，但有些则是从“左”的方面进行神化或从右的方面诋毁、诬蔑，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党和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源头上对相关出版物进行越来越细致的规范管理。
与此同时，在经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上苏东剧变之后，邓小平发表考察南方谈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四大上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力开拓前进，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无不经历了时代的洗礼和历史风云的锤炼，都在思索着中国的今天和憧憬着中国的未来。
由于毛泽东非同凡响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影响力，以及改革开放时代大潮对社会各界带来的冲击和阵痛，“毛泽东热”持续高涨，特别是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到来之际，人们期盼能够更多更全面地了解毛泽东，同时抒发他们对毛泽东及那个时代的眷恋和怀念之情。这是这次征文活动的背景。这次征文活动的直接起因，源自1990年为筹备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决定编辑出版《缅怀毛泽东》一书。文献研究室的前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中央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泽东全集》而成立的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毛办。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以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毛办于是在1980年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办公室，名称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范围也由研究、编辑和出版毛泽东一个人的著作，扩大为编辑出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和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著作，以及中共中央的文献汇编等。经过10多年的运行，文献研究室形成除为每一位研究对象出版选集（或文选，册数不等）和若干本专题文集外，再编写出版一本传记、一本年谱、若干本缅怀性文集和一本画册，以及组织拍摄一部电视文献片的工作流程，对每一位领袖人物的研究和宣传实现“立体化”。《缅怀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纳入文献研究室的工作计划，由毛泽东研究组承担。
毛泽东研究组（以下简称“毛组”）是文献研究室的一个局级单位，下设年谱小组（生平）和著作小组两个处级单位。毛组在行政上由时任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逄先知同志分管，具体课题（如《毛泽东选集》修订、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则分别由其主审、主编负责。我当时来文献研究室工作年限不长，只是一个助理研究员，作为最末位成员参加了毛泽东年谱、画册、缅怀文集的编辑工作，并协助吴正裕（毛组副组长）撰写毛泽东传略。《缅怀毛泽东》课题组由主编赵福亭（毛组老组长、离休返聘）、副主编刘益涛和蔡钊珍（分别是年谱小组正副组长）及我组成。我的主要工作是对外联络、整理采访录音、登记文稿，也参加部分文稿的编辑加工。《缅怀毛泽东》课题组根据室委会反复审定的约稿对象名单，向200多位省部军级以上老同志和少量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发出约稿函，最后从100多篇稿件中，精选出88篇95万字的文章，分上下册出版。该书所有撰稿者都与毛泽东交往密切，而且职位很高，他们撰写的文章对毛泽东的爱戴之情溢于言表，但全然没有过誉之词，非常客观朴实，许多情节和史实是第一次披露，史料价值很高，可读性也很强，弥足珍贵。1992年春，室领导决定先行出版《缅怀毛泽东》上册。我觉得《缅怀毛泽东》的书名不如周恩来研究组编辑出版的《我们的周总理》和《不尽的思念》那样生动，建议以“毛泽东与我”为书名出版，领导们最终还是决定用《缅怀毛泽东》为书名。于是，我想能否区别于《缅怀毛泽东》那样向经过审批的特定对象约稿的做法，在民间搞一次自发的全国性征文活动，尽可能广泛地征集，并原汁原味地保存史料，最后以“毛泽东与我”为书名结集出版。
我从报刊中搜集了多种征文、征曲、征徽标、征设计方案的广告，揣摩他人是以什么方式开展征集活动的；向富有经验的人物传记作家董保存、铁竹伟等请教采访等技巧；向新闻出版署阎晓宏、孔德龙等同志咨询相关政策规定；与《人物》杂志主编马连儒、《博览群书》主编韩嗣义、《中华老年报》主编邢雁、山西《发展导报》主编李丁和山西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水天生、杭海路等探讨连载征文和结集出版征文的可行性。当时得以推动这项工作的关键，是和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联系。
此前，吴正裕带领我撰写的毛泽东传略（约15万字）被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0卷出版，代替病逝的胡华老师主编第41—5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彭明老师称赞这个小传是中国人写的“第一个毛泽东传”，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还授予它“党史人物研究荣誉奖”。我因此结识了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陈志凌、王淇等许多师长，得到他们的关怀和指导。特别是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并兼任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的李力安同志，他是1935年就入党的老革命，极为关心年轻一代的进步与成长。1991年秋，我和好友张占斌、张树军、张民、刘敏等编辑的《（新版）毛泽东选集大辞典》就是蒙李力安老作序得以出版的。于是，我就大胆地到李老的居所当面汇报了我的想法，期盼能由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牵头组织这次征文活动。不承想，李老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首先肯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好事，同时指出这是件政治性很强的事情，要注意把宣传和纪念毛泽东与学习贯彻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把握好政治方向。他还很耐心地介绍了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作为一个群众性团体，既无固定的经费支持，也无办公场所等窘状。他强调所谓“牵头”，主要是政治上把关和学术上审稿等支持，并鼓励我们学习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解决必要的经费问题。告辞时，他又叮嘱我，先做好摸底筹备工作，拿出具体的工作方案，但正式启动要慎重。
李老的话给我极大的鼓舞，但作为一个来京不足4年、才30岁出头的年轻人，要组织这样一次活动谈何容易，即使是好友也有说是异想天开的。尽管如此，他们都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这件工作的筹划，在不同环节出谋出力，或是陪伴着我干着急。就这样，我们先后同京、晋、豫、湘、粤、赣、陕的23家单位探讨过合作开展这项活动的事宜，其中的甜酸苦辣不一而足。
令人振奋的是，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钦佩，出于对革命事业传承发展的殷切期望，老一辈革命家刘澜涛、杨得志、叶飞、孙毅等同志欣然出任征文活动顾问，张爱萍同志除赐稿参加活动外，还亲笔为征文组委会与北京电视台后来联合录制的电视专题片题写片名“情系毛泽东”。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92年12月，由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发起，连同中共井冈山市委、《博览群书》杂志、《人物》杂志、《中华老年报》、《发展导报》、山西人民出版社、北京手表厂、福建南靖水泥厂等单位作为主办单位成员，正式成立了“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组委会。李力安和王照华（时任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分别担任组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并组成由他们牵头的征文评审委员会，陈志凌、王淇、彭明、萧超然、马连儒、方孔木、李俊臣、阎景堂、赵福亭、黄允升、秦英军等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为评审委员会成员。
这次征文活动是由学会发起，有关单位参加的群众性社团活动。因此，它没有国家拨款，所需经费全靠自己筹措。坐落在革命老区的福建南靖水泥厂，厂长简天祥和全厂职工把老区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倾注到这项活动中，承担了主要经费10万元。《发展导报》提供了1万元经费。其他参办单位则用具体承办征文活动中某次会议、帮助联系新闻媒体等方式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比如《博览群书》主编韩嗣义主动承办了正式启动征文活动的新闻发布会。长期承担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工作的巨彩丽，当时是北京生活书店的经理，她把每天晚上打烊后的西绒线胡同生活书店作为征文办公室的活动场所，并代征文组委会收发登记征文稿件和管理账务。这样，开展征文活动的基本条件算是具备了。 二在毛泽东诞辰的前一天，1992年12月25日，“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在光明日报社举办新闻发布会，正式启动征文活动。李老在会上指出征文活动宗旨：“就是要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努力推进我们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李老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作为长期受党教育熏陶的职业革命家，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领悟和运用之熟稔，是纯粹的专业理论工作者不能比的。他在发布会上用简洁的语言阐明这次征文活动的意义，不仅紧扣主题，而且句句透映着唯物史观的光辉。他指出：“革命先驱和领袖是在投身民族解放和民族富强的伟大事业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他们的光辉业绩珍藏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工作者需要到群众中进一步了解情况和挖掘材料才能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人民群众又是历史的最中肯的评价者，我们只有广泛听取群众对历史人物的评说，写出的东西才能站得住，才能在群众中产生共鸣；我们搞党史和党史人物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育后代，因此，需要全社会都广泛地关心和参与这项有益的工作。如果只把党史研究工作锁在书斋里，那么，就大大减弱了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作用。这次我们用‘毛泽东与我’这样一个题目向海内外发起征文，不论是与毛泽东有过直接交往的，还是没有直接接触的，无论年纪大的，还是年轻的，都可以参加，这样就扩大了这个活动的范围和影响。我们向老同志约稿，可以抢救一批珍贵史料，我们向年轻一些的同志征文，可以推动和繁荣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发布会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当晚新华社发出由著名记者刘思扬撰写的通稿，第二天央视的《午间新闻》播出了视频消息，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或是刊（播）发自己记者撰写的报道，或是转发了新华社的通稿。这等于是给这次民间的征文活动颁发了“准生证”，大大增加了这次征文活动的可信度。
为了最大范围和最大量地征集到有质量的征文，征文组委会又先后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每周文摘》等多家报刊24期次刊载征文启事。因为经费有限，选择哪家媒体刊登征文启事性价比最高，当时煞费心思。我们把离休干部作为主要的征文对象。因为了解到当时各级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给离休干部订阅报纸的“标配”是一份大报和一份小报，离休干部普遍喜欢订阅的是《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我们选择广告费相对较低的后者，花4000元刊登了征文启事；《光明日报》是由其下属单位《博览群书》主编韩嗣义同志推荐刊登的；《每周文摘》也是鉴于其发行量大，老同志喜欢看，广告费比较便宜而选择的。并且用广告形式刊发征文启事，也不是一下子推出的，记得当时斟酌了节点，拉开在不同报刊刊发广告的时间，讲求“技巧”。根据留存的工作总结，前后总共支出广告费34200元。
参加主办活动的《中华老年报》等报刊，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征文活动，并不止一次刊发征文启事。一些省级的党史刊物和一些地方针对老年读者的报刊，以及党史、老干部系统的内部读物也自发地转载了征文启事。征文组委会通过结合新闻媒介的宣传和有组织的约稿，责成征文办公室向同毛泽东有过较多直接接触的老同志和国际友人两次发出约稿信400多封，向革命老区的有关纪念馆、党史办发出请求帮助约稿的信件43件，向全国各综合性高等院校和文科院校的研究生会、学生会（团委）发出约稿信168件。征文办公室还应一些年老带病的革命老人之邀，为9位老人整理文章11篇。 三由于全国民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热爱，加上各参办单位的积极投入，以及组委会及其办公室的广泛宣传和认真组织，“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在全国造成了积极的影响，得到圆满的结果。
首先是应征稿件多，征文活动共收到1500多篇应征稿。应征稿件有相当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来自全国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也有稿件应征。投稿者中，年龄最大的是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农学家金善宝，时年98岁，年龄最小的是几位10岁左右的小学生。投稿者的经历和职业各不相同，应征稿件的体裁也多样、多彩。更重要的是应征稿件大多有充实的内容和相当的思想性。这些稿件，有的根据亲历亲闻深切怀念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业绩；有的真实记述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自己、对某一家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有的则用诗的语言热情讴歌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富强而牺牲一切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特别是张爱萍、陈士榘、李德生、赛福鼎、韩光、刘道生、孙毅、戴镜元、贺晋年、欧阳平、钱江、铁瑛、廖志高、袁宝华、方志纯、曾志、张承先、周里、李立、袁血卒、曾宪辉、焦红光等一大批长期追随毛泽东投身革命建设事业的老同志、老前辈，和臧克家、侯宝林、华君武、金善宝、颜一烟、杜蕙、柯蓝、纪希晨、余湛邦、曾碧漪、杜修经、董加耕、竹内实（日本毛泽东研究专家）等各界知名人士，以及从1936年10月到毛泽东逝世的40年间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朱正明、高富有、赵德芳、翟作军、蒋泽民、齐吉树、武象廷、高智（后文提及的名单这里没有赘述）等40多位同志，还有社会各界与毛泽东有过或多或少交往的人士，他们不顾年迈、体弱和工作繁忙，寄来了感人至深的稿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珍贵材料。
根据征文活动组委会的要求，征文办公室对这些稿件进行了分类编辑，陆续向《人物》《博览群书》《中华老年报》和《发展导报》等报刊供稿，择优发表。《作家文摘》《北京青年报》《中华英才画报》《北京广播电视报》《农民日报》等报刊也向征文办公室索稿或转载有关文章。据我们所知，截至l993年12月底，各类报刊共发表“毛泽东与我”征文94篇次。
在此基础上，征文办公室按照征文组委会制定的标准和要求，从1500多篇应征文章中初选出260万字的文稿进行初步编辑加工，后在征文评审委员会专家们的指导下，又从中精选出306篇文章共140万字，编辑为《毛泽东与我》丛书，分6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1月出版。时任山西省出版局局长贾宏鸣同志，把这套丛书列为山西省1993年度重点书目的第一位。这6册书分别是：《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在毛泽东身边》、《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是曾经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或在当地参与接待毛泽东的同志写的文章）、《我见到了毛主席》（记述的是普通群众偶然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时的场景和感受）、《毛泽东人际交往侧记》（是第三者记录他的亲友、领导等与毛泽东交往的情况）和《毛主席的光辉》（收录的是和毛泽东没有直接交往的同志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影响下的感受与成长经历）。
这套丛书印刷5000套，不到两个月即被订购一空。由于这套书是由北京生活书店自办发行的，征文活动结束后，因没有人继续跟踪其市场销售情况，也就没有再加印。201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曾经将此书列入修订再版计划，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再版。2019年，我获批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研究”（19ZDA013），遂将此次征文资料的整理和此套书的修订再版列入课题工作计划。这里特别要感谢田蓓和李小泗夫妇，当年开展征文活动时，时为一所大学思政课骨干教师的田蓓是征文办公室的副主任，承担了大量登记、复印、编辑和会务等工作，征文结束后，他们夫妇把所有的征文稿件和资料整理收藏在7个大纸箱中，完好保存了30年。最近我请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重新分类整理这批资料，发现许多当年的疏漏和未被重视的文稿。我和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商定，待课题完成后，将这批征文文稿赠送他们收藏。
征文组委会还和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电视专题片《情系毛泽东》（范建导演、我撰稿），该片9集，分别是：洒向人间都是情、风雨沧桑故园情、别梦依稀烈士情、万里征途同志情、红墙内外卫士情、永难忘怀手足情、荡气回肠舐犊情、浩浩正气人民情、神州共忆领袖情，从亲情、乡情、友情和人民情等9个方面展示了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和全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思念。该片除在北京电视台黄金时间两次播映外，全国有21家省级电视台购置了播映权，中央电化教育馆音像出版社还向全国出版发行该片的录像带。在拍摄电视专题片《情系毛泽东》的过程中，征文办公室人员带领摄制组除采访了前文提及的一些老革命家之外，还采访了刘英、朱仲丽、徐运北等革命前辈，毛泽东的后代李讷和王景清、刘思齐和杨茂之、邵华，以及徐肖冰和侯波、徐涛和吴旭君、李银桥和韩桂馨、李琦和冯真（画家）、张瑞岐（老红军，自转战陕北到进北京时任毛泽东警卫班班长，后回乡务农，我们采访后的第二年病逝）、林克、沈同、陈长江、周福明、张玉凤、吴凤君等共60多位毛泽东的密切交往者，整理录音48盒。这些采访录音虽然没有作为征文编入《毛泽东与我》丛书，但对电视专题片《情系毛泽东》的摄制起了重要作用，并且保存下一批珍贵的关于毛泽东的音像口述史料。
此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分10次选播优秀征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则邀请征文办公室同志参加“我们向毛泽东学什么”百人热线大讨论。 四 1993年10月30日，征文组委会在毛主席纪念堂举办征文颁奖暨《毛泽东与我》丛书首发式和电视专题片《情系毛泽东》首映式。与会者首先向毛泽东坐像敬献花篮；陈锡联、余秋里、马文瑞、赛福鼎等同志出席并为侯宝林、张爱萍、孙毅等获奖征文的作者及其代表颁奖。原拟出席征文活动颁奖仪式的胡锦涛同志，因临时有事不能参加，当天早晨他特地打电话要李力安同志转达他对征文活动圆满成功的热烈祝贺和对活动参加者与组织者的亲切问候。征文活动圆满结束。
这次征文活动的成功，首先是基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次“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是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又是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举行的。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老中青干部、群众，都深深地爱戴和怀念着毛泽东同志，这次征文活动，给他们提供了抒发感情的机会。来自全国的1500多位作者积极响应投稿，有的同志撰写了几篇稿件，在李银桥之后长期担任毛泽东警卫中队队长的陈长江，投了7篇稿件。许多同志一直挂念着征文活动的进展情况，写信咨询，甚至在来信中附上邮票要我们回复，征文办公室回复来信达200多封。不仅参与发起征文活动的各单位全力支持活动的开展，征文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们也认真评议审阅应征文章（每人至少40万字），甚至是不相干的部门和同志，在我们遇到困难时都积极地出手帮助。例如征文活动颁奖活动前，向毛主席纪念堂运送颁奖纪念品和书籍，因为不方便借用车辆且出租车按规定不能进入天安门广场，我们就用板车运送，北京市交通局特勤处执勤的民警得知情况后不仅破例允许，还帮助我们推车、卸车；北京手表厂厂长刘冀虎组织职工精心特制了“毛泽东与我”征文纪念手表，无偿作为给获奖征文作者的奖品，征文组委会特意把001号纪念手表送交毛主席纪念堂收藏。
中共中央关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努力推进我们当前的各项事业”的1993年2号文件给我们指明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总方针；张爱萍、杨得志、陈锡联、叶飞、李德生、余秋里、马文瑞、赛福鼎、韩光等9位副国级中央领导同志和陈士榘等14位开国将军，以及几十位革命前辈的参与，给予征文活动以极大的关怀和支持；李老带领组委会同志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始终注意遵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严格把关，注意防止神化毛泽东和曲解、歪曲以至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两种倾向，征文组委会的领导同志对征文工作，大到文章的客观性和思想性，小到奖品的选择要突出纪念意义，都一抓到底，使征文活动在国家有关社团活动规定的范围内得以健康顺利开展。中央文件的指示和前辈们的关怀勉励是这次征文活动能够克服困难，获得圆满成功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与我”征文活动作为一项群众性的社团活动，既非行政任务、国家拨款，也不是个体经营、无组织领导，而是由在国家层面注册的学会发起组织并和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由下而上搞起来的一项大型纪念活动。这种比较新颖的组织形式，只要选题正确、领导得力，实践证明效果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传统教育方面，每一位应征撰稿者都是活动的主动参与者，热情高，写了很好的文章，教育了读者，同时自己也从中受到教育。应征的优秀文章出版和发表以后，特别是通过电视和广播电台播出以后，群众也愿意看、愿意读、愿意听。因为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年龄也各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的经历和观点容易在群众中引起共鸣。另一方面，这些来自民间、与毛泽东有交往之人写的作品，对于党史和毛泽东生平著作思想研究者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信息反馈。这次征文活动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不仅抢救了一批有研究价值的史料（绝大多数是第一次面世），搞了一次纪念活动，更重要的是征文活动本身实际是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一千多位作者撰稿参加，说明了各界群众对这项活动的关注；95％以上的应征文章展现了广大群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优良传统的热爱和拥护；投稿者中有1/3以上是40岁以下的青年，反映出下一代对革命前辈及其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敬仰。应征文章中还有一些关于“毛泽东热”现象的论述，各种观点不一而足，当年曾有选择地编辑了一册书稿，权衡再三最终没有付印，但这些稿件反映了30年前社会思潮之一斑。
在征文作者中既有和毛泽东有过直接接触的老同志，例如年近九十的诗人臧克家，他在《情系毛泽东》摄制组采访时，激动地用毛笔写下：“大哉毛泽东！大哉毛泽东！”再如河北安国一位1936年入党的老同志张秀，寄来一篇稿子信纸都被泪水打湿，对毛泽东的一片深情，字字可见。更可称道的是那些和毛泽东没有接触过的年轻同志，他们在生活上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坎坷经历，但他们没有忘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他们的文章和老前辈的文章同样使读者振奋受益。
由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发起和主办的“毛泽东与我”大型征文活动，自1992年7月酝酿，到1993年10月30日结束，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在整整30年后，特作此文，馨香一束，献给毛泽东诞辰130周年纪念。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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