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重曾撰文斥责《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是满篇谎言！
编者按：梅白在《春秋》1988年第1期上公开发表回忆文章《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新华文摘》1988年第5期转载），其中述说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李达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甚至还说，李达指责毛泽东“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梅白声称，李达此话一出，毛泽东就坐不住了，而后“举座皆惊！人们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李达的睿智和胆识”。这样低劣的谎言段子后来广为流传，不仅为民间某些人“津津乐道”，甚至为《李达年谱》这样严肃的学术著作所采信。
其实，早在梅白的文章发表一年后，王任重也在《春秋》1989年第1期就发表了《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对梅白所说诸事逐一批驳，关于“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王任重说明梅白不在现场，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可惜这篇王任重同志的雄文流传面太窄，以至于梅白的谣言如今仍在横行。为了不辜负王任重同志的这番苦心，红色文化网特此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看了《春秋》1988年第1期登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梅白竟做出这种说谎骗人的事情。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不想评论。如果他有勇气，就由他自己作出说明吧。
《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可以说是满篇谎言。例如：
1956年5月31日，毛主席从广州经湖南到达武汉，主要是为了游长江。只参观了几个工厂和长江大桥，听了几个单位的汇报，根本没有召集湖北省委的会议。主席到达南湖机场，只许我一个人去接。在武汉的活动主要是由我和主席商量定的，梅白根本没有参与这些活动。主席不仅没有喊过“小梅”，留他吃饭，也没有和他谈过任何问题，这都是他编造的。
为证明他在说谎，我根据自己的日记，写了《毛主席第一次在武汉游长江》,主席在这次游水之后不久就写了《水调歌头·游泳》这首人们熟知的词。“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图，至今仍在鼓舞着我们。
毛主席从1953年初第一次到武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为止，他到武汉不下数十次，有时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从未召开过一次省委全体会议或常委会。他每次来武汉多半是由负责警卫工作的叶子龙同志（后来换了汪东兴）直接给我打电话，只准我个人和公安部门的同志到机场或车站去迎接他，走的时候，临时通知我到他的住所见个面，然后在门口告别，不准我去送他。他一般喜欢找个别人谈话，以便交心谈心。他有时一见我，就问有什么新闻？指工作中有什么新问题、新经验，他根本不愿听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汇报。我亲自看到他先后批评过两位省委负责同志，说：“你只罗列材料，没有观点，这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大脑是个加工厂，材料经过加工之后，要得出一种观点，以观点统帅材料，用材料说明问题。”他提倡人们和他谈话，要交心谈心，不要说假话、套话，也不要说他已经知道的事情。
主席在武汉除每次都找我作个别谈话之外，曾找过当时的地委书记赵修同志，单独谈过两三次话，未让我参加。还利用我们开会的机会，找过地委书记们谈话、吃饭，这种场合让我参加。
因为5月份主席找我们省委几位负责人到广州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到武汉后未再让我们汇报。梅白说的开省委会的事根本没有，是他编造的幻影。我把省委起草的《湖北省十年地方工业发展规划》的草稿送给主席审阅。他看后告诉我：“你们提的指标可能高了，不要紧，在做的过程中再修改也可以”。
陪主席在长江游水的时候，我告诉主席，过去武汉市政府出过布告，禁止人们在长江游泳，因为怕淹死人。主席说：“这样好的游泳场所不利用多可惜！在游泳池那样使小的池子里游水有什么意思，应当号召人们到长江、大河、大湖、大海里去游水，以锻炼人们的勇敢精神、宏伟气魄。”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同志，都响应主席的号召，学会了在大海里游水。
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1958年10月的一天，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李达，请他到东湖客舍甲所见见面。主席和李达谈什么问题，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事后主席告诉我，他对李达说：“你现在写的东西（可能是指《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没有自己的新见解。”1959年春节，我去看望李达同志的时候，把主席的意见转告他。他说主席当时和他说过了，主席的意见是对的。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信过。关于“口号不可乱提”的文章是我授意梅白写的。我讲过在旧社会民间流行的一句话，“世上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若解释为，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有道理的。如果反过来说，人们想到的事情，就一定可以办到，则是错误的了。
1958年我们的头脑发热了，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毛主席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是第一大昏人。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在党内、外作过许多次自我批评，至今犹感内疚。如上所述，梅白写的“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这全是一片谎言。
梅白说他带着李达同志去见主席的时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罗谈话，这就说谎说到无边无际的地步了。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后胜利的，怎么卡斯特罗1958年9月到中国来了？据我所知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到过武汉，是我到王家墩机场迎接的。卡斯特罗当时没有来，以后也未到过武汉。梅白说谎说到这种程度不觉得害羞吗？！
“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这一段只有一点是真的，毛主席曾经在孝感车站停车，找地委、县委、朋兴区委书记、生产大队的官木生、晏桃香在火车上开过一次座谈会，我让梅白参加了。
但第一，时间是1958年11月14日，而不是10月25日。
第二，不是彭真同志打电话给梅白叫他转告给我（从来没有也不会有这种怪事），而是叶子龙同志13日上午打电话给我，说主席从郑州（从11月3日-10日主席在郑州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是纠“左”的开始）到武汉路过孝感停留一下，找地方同志谈谈话，我和谢滋群、梅白以及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于13日晚上到达孝感地委，和地委书记王家吉、县委书记王振明，对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作了安排。
第三，主席召开座谈会是向大家询问情况，并不是让省委汇报工作。梅白说，“任重同志低烧，我代表任重同志向主席汇报可否？”我当时没有发低烧，所以更没有让他代表我汇报的事。
第四，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让湖北一年生产600亿斤粮食，当时我们头脑发烧40℃，也没有提出过年产600亿斤的指标。10月，省委向中央报的估产450亿斤（当然这个数字也是大大浮夸的）。到1959年春，我们省委向中央写报告，检讨了我们的浮夸错误，修改了产量指标（大概是240-250亿斤），主席向全国批转了我们的检讨报告。
第五，我对主席说朋兴乡有一块高产田，亩产万斤稻谷。主席说，“我不相信。”我说是农村工作部长王良来验收的。他说：“验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军站岗放哨，单收单打，才能算数。”主席问晏桃香（女）对“挑灯夜战”的看法。她说她不赞成，夜晚干一晚，白天就没劲了，劳民伤财。主席说：“我今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讲过要劳逸结合，有张有驰。一说搞大跃进了，人们就拼命干，这是不能持久的，还会因过分疲劳使人害病”。
第六，梅白说到黄梅秘密调查过六十个生产队（包括高山、平原、丘陵），在端午节的一个多月，平均每人（少了每天二字）只有四两二钱或四两四钱粮食（当时用的是十六两一斤的旧称），这也是瞎说。我从来没听见梅白提起过这种情况，当时他脑子也是发热的，对“反瞒产”很积极；只有张体学、赵修二人首先提出省委对58年粮食产量估高了。湖北1957年粮食是丰收的，大约是225亿斤，58年总的说也是丰收年。黄冈地区群众的留粮水平，是人均稻谷500斤左右，加上自留地的粮食、蔬菜，吃饱是没问题的（个别吃不饱的人当然会有）。当时我们的主要错误是从外地借用了一个口号：“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加上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有的人在食堂搞吃饭竞赛，这就大大浪费了粮食。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
第七，晏桃香冲着主席打喷嚏的事，根本没有，主席流泪的事更没有。主席对人民的冲天干劲是高兴的、爱护的，只是反对上边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不关心群众疾苦。9月主席到湖北来时，我曾经向他请示：我们准备让全省人民好好过个国庆节，每人吃半斤猪肉。主席同意，说：“人民的干劲这么大，这么辛苦，过节吃半斤肉不多”。于是，我们向全省发出了通知。
19日晚主席从孝感到武昌，主持党中央在这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
1988年12月1日于上海
（《春秋》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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