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第一个加入中共的外国人

美国医学博士马海德，是访问陕北和延安的第一位高端人才。一切为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充满希望的边区，强烈地吸引他留下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在延安，他很快“革命化”、“中国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边区的医疗卫生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籍，担任中央卫生部门的要职，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忘我地工作着，直至生命的终结。马海德在中国的成长和贡献，是延安时期党的对外开放、引进人才方针的成功范例。

怀抱理想来中国

1910年9月26日，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里，诞生了一个男孩。他的祖籍是黎巴嫩，父亲原在巴黎一家炼钢厂做工，因不堪忍受老板的残酷压榨和工头肆意虐待，而漂洋过海移民到美国，在一家炼钢厂工作。父亲给他取名为乔治·海德姆，也就是后来在中国鼎鼎大名的马海德。

马海德

乔治的童年是在贫穷中度过的。他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他因为闹着要吃鱼而遭到父亲的一顿痛打。父亲流着眼泪对他说：“你还小，长大了你就会明白我们家为什么吃不上鱼。”父亲的一席话，深深地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从此，乔治再也不提吃鱼的事了，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不久，可怕的瘟疫又向乔治一家袭来。和一批批倒下的贫困的工人一样，乔治的爸爸、妈妈和弟弟也都染上了严重的疫病。这时，一位传奇式的老医生来到这里，奔走于疫区，为工人们治病救命，也来到乔治家里。这位医生不仅带来了药品，还留下了一袋沉甸甸的食品。这种情景使乔治感动得泪水滚滚而落。他对妈妈说：“我要做一个像那位老医生一样的人，去给穷人治病，也要让全世界的穷人家家都能吃上鱼!”

贫穷的家境，铸就了乔治倔强的性格，他奋发努力地向着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前进。1927年从当地中学毕业后，乔治考入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医学预科。1929年他考入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医科。1931年进入瑞士日内瓦医科大学攻读临床诊断，靠着勤工俭学和奖学金读完了全部课程。1933年他毕业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在求学期间，乔治结识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从他那里了解到古老的东方悠久灿烂的文化，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任由西方宰割的国度。在那里，悠久的文明与落后并存，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此时乔治正在研究东方热带病，中国恰恰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目的地。后来他看到一篇《中国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报道，心里很冲动。1933年11月，他毅然漂洋过海，孑然一身，来到中国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乔治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和雷士德医院工作，后来和两位同学合开了一家诊所。尽管收入十分微薄，但他仍不分昼夜地救死扶伤，为解救人们的病痛努力地工作着。

1936年6月，乔治和埃德加·斯诺一起历尽艰辛，来到陕北苏区。他们在苏区的前线和后方进行参观、采访。

乔治原计划在中国只停留一年，然后回美国。但当他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政府的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认识到中国人民需要的不仅是药物，更需要吃的、穿的，这是他作为一个医生无法解决的。乔治意识到，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在上海，乔治结识了一批国际友人，如美国的史沫特莱、新西兰的路易·艾黎、德国的希伯等。1934年，乔治结识了宋庆龄。从她那里，他知道了中国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他参加了由侨居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走出诊所，到几十家工厂调查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的实际使乔治认识到：一个医生一天只能救活十个、百个患者，而不良的社会制度却产生着成千上万的病人、乞丐……要拯救整个工人阶级和贫病交加的人们，必须另找出路。

一天，友人史沫特莱给乔治带来了江西“苏区”新鲜、动人的消息。苏区人民当家作主、没有剥削压迫的崭新生活，强烈地吸引着乔治。他找到宋庆龄，提出要到江西苏区队伍中去，为那些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伤病员服务。而且，他还说，必要时他也可以拿起枪来加入红军队伍，一起打击敌人。

乔治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因为此时工农红军已经开始了战略大转移，踏上漫漫长征路。在这期间，乔治一面继续行医，一面在宋庆龄的嘱托下完成了许多掩护地下革命工作者的任务。他开的诊所常常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开会的地方。与此同时，乔治还为美国的《工人日报》撰写介绍中国红军长征情况和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及国民党腐败的文章。

1936年春，中共中央从陕北辗转给上海的地下党发来信函，指示邀请一位“诚挚的西方新闻工作者”访问陕北苏区，并把他的见闻告诉全世界;还要邀请一位“训练有素的西医”，来帮助陕北苏区创建医疗事业。一天晚上，宋庆龄将乔治请到家中，转告了这一邀请，并为其安全进入陕北苏区做了精心周到的安排。乔治喜出望外，立即做好准备，等待上路。当时计划访问完即返回上海。

这一邀请，是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对外开放的信号。同时，它也表明党对自己为之奋斗事业必胜的无比自信，意义深远!

冒险访问到陕北

1936年6月，乔治避开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视线，在西安与来自北平的埃德加·斯诺秘密会合。7月初，他们乘坐东北军的卡车，由西安到达肤施(即延安，当时为东北军控制)。然后步行，于7月9日到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刚一到达，他们就受到一个蓄着浓密黑胡子，双目炯炯有神，态度温和的青年“军官”的接待。这位“军官”用流利的英语同他们交谈，乔治大感意外。谈话中他们才知道，接待他们的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周恩来说：“我们欢迎来苏区访问的任何一个记者和医生。阻碍你们来访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们可以把看到的一切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们了解苏区的情况。”乔治没想到，刚来到这个“神秘”之地，就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兴奋得彻夜未眠。

乔治在安塞住了两天，同周恩来谈了他来访的计划和要求，受到周的高度赞赏。第三天，周恩来派红军战士护送他们，爬山越沟，闯过重重封锁线，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受到更为隆重的接待。1936年7月14日，保安隆重举行欢迎斯诺、乔治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大多数中共中央委员和在此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同群众一起，热烈欢迎第一批到访的外国人。群众打出的欢迎横幅上用中英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 “欢迎乔治大夫来苏区工作!”

7月16日，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经过一段时间访问后，党中央派伍修权担任翻译，陪同斯诺和乔治到宁夏豫旺堡考察访问。

同年8月16日，乔治和斯诺穿着红军的服装，来到红军驻地豫旺堡，受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热烈欢迎。在豫旺堡南垣隆重召开的军民联欢大会上，斯诺和乔治做了热情洋溢的演讲，观看了红军的演习，并高兴地跨上了红一军团赠送给他们的战马，高兴地绕场跑了好几圈，让很少见过“大鼻子”的红军战士一睹这奇异的风采，领略西方人的友谊之情。

由于乔治懂得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字，当地回族群众对他尤为信任和尊重，把他当作来自麦加的“哈吉”，经常请他到家里吃饭，与他亲切交谈。乔治给当地回族群众看病，传授卫生知识，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遂请他帮助做回族群众的工作。于是他把有关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摘译成阿拉伯文字，让红军战士“照猫画虎”地刷在墙上做宣传，这对于号召回族人民支援红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高超的医术和对群众的热情态度，得到回族人民的爱戴。

在豫旺堡期间，乔治了解到回族群众中姓马的人很多，宁夏还有一句俗语：“十个回回九个马，一个不姓马就姓哈。”乔治为了表达永远同回族兄弟、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心愿，决定也姓马，将自己的原名乔治·海德姆改为马海德。

4个月过后，当斯诺完成采访任务离开边区时，马海德却改变了原来“访问后返回上海”的计划。他对斯诺说：“这里的医院和群众、病人都需要我。我决定留在陕北工作，要为中国革命事业做一些贡献。”这一决定，使马海德的人生轨迹步入一条崭新的革命大道。

宝塔山下的万能博士

1937年1月，马海德背着宋庆龄送给他的医药箱，随部队进入陕北的延安。他以满腔热情一边紧张地投入诊疗工作，一边进行调查研究。1937年2月，马海德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说：“从此，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之中，我感到极大地愉快。”

到延安后的一个多月中，他巡视了陕北各地的医疗单位，掌握了大量真实材料，给中央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进苏区医疗事业的建议。毛泽东很欣赏他的这份专业报告，遂接受了马海德参加红军的请求，并任命他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全面抗战爆发后，马海德又担任八路军卫生部顾问，并随部队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工作。这时他年仅26岁。

1939年毛泽东同马海德在延安。

1937年底，马海德奉命回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大同盟，马海德受宋庆龄委托，经常向该同盟报告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情况，通过同盟向海外呼吁，争取国际援助，边区因而获得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1942年，马海德调到延安和平医院工作。在他和卫生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以白求恩国际医院为总医院，下设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边区医疗网。这些医院为边区军民提供了有力的医疗保障。在延安，马海德很快学会了当地语言，无论是八路军战士还是当地老百姓，都愿意找这位大鼻子的“马大夫”看病。因为医生少，他几乎成了全科大夫。此外，还经常有人找他修理手表、眼镜、钢笔、打火机等，他一律热情帮助，简直成了宝塔山下的万能博士。

在延安，马海德除了担任卫生部顾问这一重要职务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健康。马海德尽心尽力地完成这一任务，也由此与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邓颖超是马海德在延安的第一个病人。她在长征中得了肺结核，无药治疗。马海德告诉她一个“土方”，把自己窑洞的门板卸下来，躺在上面晒太阳。果然，邓颖超的肺病被马海德“治”好了。

毛泽东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养成了夜里办公、白天休息的习惯。马海德从医学角度，帮助毛泽东调好生物钟，以保证他完成对全国抗战的指导工作。他经常邀毛主席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当他发现主席有轻微风湿性关节炎后，就开始陪他散步。

马海德当时还有一位重点医疗保护对象，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王稼祥在长期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而且身上还留着几块弹片。马海德对症下药，体贴入微地照顾他的健康。每当王稼祥有不舒服的感觉，马海德就日夜守候在他身边，直到病情好转后才离开。

在延安，周恩来有一次骑马时不慎跌落马下，摔断了右臂。马海德立即组织当时在延安的印度医疗队的巴苏华、柯棣华等著名医生进行会诊。尽管当时边区的医疗条件较差，但马海德仍然抱着极负责任的态度，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周恩来疗伤，直到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总理去苏联治疗时为止。

其他如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以及大部分从前线到延安汇报工作或开会的领导同志，都曾接受过马海德的体检或治疗。马海德认为：“这些同志都是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国人民争取未来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健康。”

马海德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关心、爱护，甚至从健康领域发展到安全领域。1937年11月，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科摄影干事徐肖冰，到飞机场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拍照。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照。当他刚拍了一张照片时，突然有个外国人把他拉到旁边，盘问道：“你是哪里来的?”徐肖冰说：“我是宣传干事，是组织上通知我来拍照片的。”但这个洋人仍然半信半疑，纠缠住他，直到有人向他证明了徐肖冰的身份后才罢休。后来，徐肖冰才知道这个洋人是个大夫，叫马海德。但当时被他这么一搅，拍照的机会错过了。后来徐肖冰与马海德熟悉之后，总跟他开玩笑：“马大夫，那次我在飞机场拍照片，你为领导人的安全，怀疑我，这事是你该管的吗?”马海德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之后，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什么不能管?!”

身兼数职忙不停

马海德全身心地投入中国革命，做了许多超出医学范围的工作。马海德在延安期间，曾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经常接待访问延安的国际友人，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1937年11月，他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他还经常为当时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撰写稿件。

1944年初冬的一个深夜，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驻地的大门被敲开了，来人正是早已定居延安的马海德。美军观察组的军官们进驻延安后，很快就和马海德熟悉起来。这次马海德深夜到访，是来找他的北卡罗来纳州老乡西蒙·希契。走出观察组的院门，马海德神秘地告诉希契：“一位老朋友现在要见你，只管随我走，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令希契惊讶的是，马海德一直把他领到了毛泽东的窑洞里，而中共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已经在那里等他了。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告诉希契，希望他回美国后，把朱德总司令的一封信递交给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

原来，当时中共领导人已经察觉到美国特使赫尔利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因此决定绕开赫尔利与华盛顿直接接触。西蒙·希契上尉是美军观察组中唯一的一位海军军官，到延安后，他的热情和正直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于是大家认为，希契是承担这一秘密使命最合适的人选。许多年后，希契父子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封朱德写给金上将的信。中美之间的这段秘史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也记录了马海德参与中国革命和对外活动的一段历史。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晚上，延安沸腾了，人们聚集在一起敲锣打鼓，举着自制的火把游行，欢呼8年抗战的胜利。马海德和美军观察组在一起狂欢，他们都喝醉了。

1946年马海德还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有共产党、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团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在这里，他名义上是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实际上是为英语翻译的备忘录在文字上把关。不久，他又作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医疗顾问，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红十字会的人员进行接触，积极争取他们对解放区的援助。

收获爱情

马海德是个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工作之外，他还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唱歌、演戏、跳舞是他的最爱。

1940年春节，毛泽东穿了一件棉大衣坐在长凳上，与大家一起参加春节晚会，节目是阿甲、方华等演出的《打渔杀家》。当时习惯在正式演出前，有一个演员身披大龙袍，手举“天官赐福”的牌幅出场，舞动一番，这叫“跳加官”，有静场的意思。谁知，当晚的“跳加官”不仅没有静场，反而引起哄堂大笑，掌声雷动。毛泽东也开怀大笑，前仰后合，嘴里还叨叨着：“这个马海德……”原来，台上“跳加官”的是美国医生马海德。只见他身穿大龙袍，头戴乌纱帽，脚蹬高底云靴，虽然画了个大花脸，但高鼻子、大眼睛却暴露出是个洋“加官”。他口中念念有词，向观众拜年，引得毛泽东和观众哈哈大笑。1941年1月6日，抗日军政大学文工团演出话剧 《延安三部曲》，马海德与陈波儿、郑律成等同台演出，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卸妆后，他对导演袁牧之深深鞠躬，笑着说：“谢谢导演发现我这个人才，多多栽培，多多指导!”显得很得意。

马海德和周苏菲结婚照。

令马海德高兴的是，他在延安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与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生周苏菲结为终生伴侣。说来这段姻缘也是缘分。1939年冬，周苏菲伤风鼻塞，长期不愈，她便到延安城内的医院治疗。那天，接诊的恰巧是洋医生马海德，马医生态度非常认真、热情。周苏菲看完病，心怀美好的印象离去，马海德也被这位病人的东方女性美深深打动。第二天，他写了一张便条，托人带给周苏菲：希望她按时吃药，早日康复。周苏菲心里热乎乎的。

当时延安每逢周末，许多单位都举行舞会，各方人士可以自由参加。坐落在延安城东10里处的桥儿沟的鲁艺，利用一座旧天主教堂做舞厅，地面平滑，且有像样的乐队伴奏，是延安最好的跳舞场所之一。自从给周苏菲看病后，马海德经常骑马去那里参加周末舞会，并主动邀请周苏菲跳舞。当周苏菲说不会跳时，马海德自愿当起了教练。一来二往，两人的感情逐渐加深。终于，两个月后的1940年3月3日，30岁的马海德与21岁的周苏菲，牵手来到中央组织部申请结婚。得到批准后，他们又到边区政府正式登记，领到结婚证书。马海德高兴地说：“这是中美合作的早期成果。”结婚证是在一张纸上分左右两联，本应裁开，男女双方各执一联。但马海德坚决不让撕开，说：“我们一辈子也不分开。”

领到结婚证后，马海德当即给好友路易·艾黎打电话，说：“好朋友，我结婚了，请寄200美元。”收到钱后，马海德在城内的饭馆摆了10桌宴请宾客，每桌10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应邀出席祝贺。1943年，他们的儿子降生，取名幼马，随母姓周。这桩跨国婚姻，幸福美满，令人艳羡。

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又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早在1937年在延安时，他就曾向周恩来提出要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无奈地对他说：老马啊，我们哪有国籍呀?我们只有个党。等将来新中国成立后，我就第一个批准你加入中国籍。此时建国，周恩来兑现承诺，高兴地批准马海德的中国国籍。他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不久，毛泽东在香山邀请马海德一家做客，对这个洋女婿变成中国女婿表示祝贺。1950年，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1953年，在他的提议下，中国皮肤性病研究所成立，他受命担任中国麻风病防治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卫生部专家局成立后，要给外国专家包括马海德涨工资。马海德却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断然拒绝涨工资。他是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政协第六、七届常委。1988年9月，国家卫生部授予马海德“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光荣称号。

马海德

解放后，周苏菲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参演过电影《中华儿女》。后来在北影当导演，拍摄了传记片《无冕女王》。其子幼马，毕业于北京电学院摄影系，成了很有成就的摄影家。他们的家庭非常美满。

1978年，马海德在阔别故乡45年后，回到美国与家人相见。也是这一年，马海德身患癌症，先后做过8次手术。但他并没有停下在中国治疗麻风病的计划，毅然到病区看望麻风病人，与他们握手交谈。1988年5月，马海德出院刚3天，就飞往加拿大落实麻风病防治基金。他自己为基金会捐资10万美金。同年10月13日，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医学家、社会活动家、人民外交家、人道主义战士马海德逝世。夫人周苏菲把丈夫留给她养老的4万美元捐出来，成立马海德基金会，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推动麻风病防治工作。遵照马海德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分成三份：一份留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份由周苏菲送回美国，葬入家族墓地;另一份，撒入他在中国辉煌人生起步的地方——延安的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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