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新:莫忘民族英雄罗登贤
莫忘民族英雄罗登贤
——谨以此文纪念抗战胜利79周年
王忠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就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有无数先烈血沃中华,而就在这群星闪烁的历史夜空,民族英雄罗登贤分外耀眼。值今年抗战胜利79周年之际,莫忘民族英雄罗登贤。
1.罗登贤是党内地位最高的满洲省委书记。
罗登贤是位很成熟,在党内地位很高的革命家。
他1905年,出生于佛山市南庄紫洞隔巷村,11岁在香港的太古船厂当学徒,师满后在厂里当钳工。
1922年,他才17岁,却有7年工龄,参与发动厂里工人成立维护工人权益的太古船厂工会。接着又发动铁工、铅铜铁喉和钨厂等行业工人成立了香港金属业工会,成为该会的领导人之一。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组织省港大罢工。
1927年参与组织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长,率队攻打广州市公安局。
在中共的领导层中,罗登贤有3个鲜明特点:
其一、在中共无论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中,作为工人出身的领导,则属于极少见的凤毛麟角。罗登贤11岁就做工,还是太古船厂的大产业工人,就属更为少见。
其二、他一直在国内坚持和领导革命斗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革命经历和参与斗争的领域相对全面,实属天降大任,实属人才难得。
其三、与王明、博古的什么留苏派毫不搭界,同吃“洋面包”的相比,属于“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同王明宗派主义格格不入。如此另类,也为后来王明搞宗派主义,遭排斥所不相容,埋下一个必然的结果。
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那时他年仅24岁。
中共六大的政治局委员7名,候补政治局委员7名,毛泽东因受排挤都未跻身其中。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出周恩来等9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罗登贤等7人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无疑属于“六大”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员。
他1930年2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复回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0年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和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全国仅3个中央局,1930年10月,罗登贤任中共南方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贵州和云南等五省的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中共南方局的地位十分重要,在此之前。周恩来等6人组成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改组南方局,由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等六人组成,张太雷任书记,周恩来为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登贤调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他是中共满洲省委14位书记中(华岗赴任途中被捕未到任),在党内地位最高的省委书记,其他13位被任命满洲省委书记时,除刘少奇之外,无一人任过中央委员。
罗登贤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他的党内地位也高于刘少奇。刘少奇1927年在中共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9年6月4日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也没进入中央政治局。而罗登贤1928年6月就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则在1931年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0年12月,罗登贤从中共南方局书记的位置,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调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也足见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性。
2.罗登贤是领导东北抗日的领袖级人物。
“九一八事变”不久,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遭到日本关东军严重破坏,同年12月中央任命罗登贤担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后,他迅速将满洲省委机关转移到尚未沦陷的哈尔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罗登贤首次提出了,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与第一个将鸡蛋立在桌上的人,那是不同凡响的人。罗登贤并积极自觉地为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地转变,进行各种调研、起草文件、作报告等工作。
在东北各地风起云涌的义勇军中,既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有自发的抗日武装。其中,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在罗登贤书记的领导下,坚持从东北的实际出发组织抗日,突出抓抓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较大一些的义勇军中,都派遣了中共党员,特别是将满洲省委的一些领导派往南满、吉东、北满地区,先后成立了十余支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就是在这些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分别发展出抗联的1、2、3、6、7等5个军和3路军。
罗登贤是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报晓金鸡,为将中国东北的武装抗日斗争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他是抗联的创始人,他为未来东北抗联的武装抗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能臣猛将灿如星斗,也不乏前仆后继的勇于牺牲,但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且有不拘一格个性,还有驾驭大局能力的领袖人物,至少“遵义会议”之前,那是并不多见。
即使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也缺少卓越的领袖级人物。而罗登贤就是一位难得的,属于有卓越领袖眼光的人物。
如果罗登贤在东北能继续主持满洲省委工作,或能长期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东北的武装抗日就有了核心领袖。后来的东北抗联3路军未能整合成,类似将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第6军团及第32军组成红军2方面军的抗联武装,未能建立起整个东北的抗联指挥机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一个领袖级人物。
“核心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毛主席作为全党的领袖与核心,他不是上级任命的,也不是共产国际指定的,更不是自封为中共第一代领袖的,他是在严酷地斗争中形成,也是中国革命从实际出发选择出的核心。
1942年元旦,陈云在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的发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已20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就是毛泽东同志。”
而毛泽东真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真真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3.“北方会议”将罗登贤撤职。
只可惜,历史没有给罗登贤这样一个被选择的机会,东北抗联也失去了这样一个去选择的机会,这一个失去的选择令人扼腕痛惜,这一个选择的戛然而止,就始于1932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由满洲、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地区负责人参加的“北方会议”。
当时,罗登贤正忙于组织建立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正在抓“枪杆子”,一时脱不开身,委派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代表他出席“北方会议”。
何成湘在“北方会议”上,汇报了满洲省委“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工作情况,表达了“满洲特殊论”,具体体现4点:(1)满洲与关内隔开,关内的情况与关外不同;(2)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满洲,满洲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满洲已经成立了殖民政府--伪满洲国;(3)东北工业基本上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满洲经济命脉被日本殖民主义者控制;(4)满洲人民文化水平很低,文盲多,伪满洲国定都长春,加上日本帝国在东北时间很长,奴化教育很严重,满洲群众相对比较落后。
何成湘代表罗登贤特别提出建议:这次“北方会议”确定的方针、任务、政策等,应结合东北的实际,要凸显东北的特点,应在东北应采取与南方不同的斗争策略。
可何成湘代表罗登贤做的汇报,却遭到主持会议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严厉批判。博古否认了满洲省委提出的“满洲特殊论”,认为罗登贤领导的满洲省委,严重脱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
由此可见,形而上学猖獗,“一刀切”的指导工作,要害就是否认事物的特殊性。毛泽东后来撰写哲学史上的巅峰之作《矛盾论》,核心就强调矛盾的特殊性,这有多么重要。
“北方会议”决定:改组中共满洲省委,撤掉罗登贤的满洲省委书记,以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继续留在东北。
1932年12月,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罗登贤被撤销中共满洲省委书记职务,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工作一段时间后,被调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罗登贤1930年就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这实际是被降职处理。
4.罗登贤成悲剧性的民族英雄。
就在罗登贤被调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1个多月后,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满洲省委一封“一二六指示信”,改变了“北方会议”确定的,在东北“深入土地革命”等左倾政策。
指示信传到满洲省委已是5月,只可惜罗登贤已看不到这封信了。
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因叛徒出卖被敌人逮捕。
1933年8月29日,罗登贤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智者,比常人察觉的早,看得远,可往往不被常人接受,也往往被当做异类和异端学说,而蒙冤受害,如此的历史悲剧循环上演,就成了人类思想史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中共产党在近乎处于绝境中选择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1935年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由于文件注明日期为1935年8月1日,一般通称为《八一宣言》。
就在这份宣言中,在列出的“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等民族英雄为救国而捐躯”的一串英名中,罗登贤被排在第一位,这算肯定了他的功绩。
假如中国共产党能早几年选择了毛泽东,假如毛泽东能早几年同罗登贤相遇,假如......,可历史没有假如,很多的假如就成了历史的遗憾,也成了一曲曲历史的悲歌。
自古以来,凡大智者必都超凡脱俗,又往往不被世俗所接受,就往往都带有悲剧性色彩,罗登贤也没有逃过历史的宿命,但他无愧于民族英雄。
莫忘罗登贤,当不忘其英雄业绩!或许,也要莫忘一段沉痛的历史教训,以警醒少发生点这样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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