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胜峪村：包森支队在这里发展壮大

常胜峪村(解放前村名为狗捎书)位于今迁西县西北部，紧靠长城，西与遵化接壤，北与兴隆毗邻，处迁西、遵化、兴隆三县交界之地。这里高山耸立，奇峰破云，沟壑纵横;桀骜不驯的潵河水于村北穿过龙井关向南奔腾而去。

上个世纪30年代末，全村50余户，200多口人，分住在安子岭、大石湖沟、小石湖沟、三道口、闫家片、长房、骆驼脖子、桦树台等8个自然村。这里的山民勤劳质朴、豪爽粗犷，立村300年来，祖祖辈辈在深山老峪里繁衍生息着。

四十四颗火种

1938年6月17日，八路军第四纵队三十三大队党总支书记包森率领十一连连长赖邦、副连长王正军、二排排长陶永忠、三排排长姚铁民等44名官兵(史称“包森支队”)，由遵化洪山口、黄雀沟翻梁进驻常胜峪。这44名八路军犹如44颗火种，积极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迅速点燃了百姓心中抗战的激情，揭开了常胜峪人民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抗日篇章。

包森，原名赵保森，陕北蒲城人，参加过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延安抗大毕业后任邓华四纵第三十三大队党总支书记，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他到常胜峪后住在韦俊臣家，并发展韦俊臣入党。随后又发展杨廷义、蔡景文、杨雨林入党。当年7月建立常胜峪村党支部，杨廷义任支部书记。后来又先后发展了蔡德永、王振贵、蔡德宽、马庆荣、刘凤荣、杨雨顺、刘凤海、蔡天广、蔡福深、韦俊儒等十几名抗日骨干入党。驻地党组织坚强有力，群众有了旗帜，部队有了依靠，这是人和;常胜峪远离中心城镇，山高林密，适宜隐蔽，易守难攻，这是地利;还有二十九军长城抗战和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抗日影响，且正处国共合作时期，这是天时。这支部队享有人和、地利、天时之优势，加之包森的丰富经验，开辟根据地和扩军工作进展非常顺利——1938年6月进村;7月建立地方党组织;8月中旬收编了孙永勤旧部方占奎、王寺峪人王好、栗树湾子人梁永旺的暴动队伍;9月整合了徐庆云、王春普的抗日队伍;10月又整合了兴隆兰旗营几股暴动武装及冀东暴动西撤返回的抗联部队，至此，该部队扩大到600余人。尔后，包森派韩子英、张仲三到遵化一带继续收拢抗联队员，又发展了400多人。1939年春，该部改编为“冀热察挺进军第十三支队第十三团”，下辖9个总队，总兵力1300余人。部队还陆续建立了被服厂、兵工厂、卫生队、弹药库等后勤保障机构。

1940年2月，迁遵兴抗日联合县成立。县委书记王克如(化名石英)，县长姚铁民，组织部长李春光。下辖三个基本区：一区遵化东一带;二区潵河、三屯营一带;三区滦河东一带。其中，玄武山以西为基本区，玄武山以东为游击区，常胜峪、烈马峪、王寺峪一带为核心区。县委、县政府机关及部队后勤机构都设在核心区。基本区内建立了抗日政权，各村组建了青年报国队，区有区小队，县有县大队，地方抗日武装不到一年时间便迅速打开了抗日局面。

包森

真正的铜墙铁壁

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晚上，村党支部书记杨廷义带领杨文清、刘开志二人去杨家沟的大地主、大汉奸董文昌家摸情况，正赶上龙井关据点里的两名治安军在董家喝酒，三人进屋下了两名伪军的大枪后迅速离开。有了武器，杨廷义组建了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青年报国队。常胜峪村青年报国队为配合主力部队站岗放哨，传送情报，运送军粮，参军参战;到敌占区割电线，挖壕沟，设路障，毁桥梁，埋地雷;还经常到龙井关、洪山口、三道河等敌据点的炮楼下喊话，做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又不时地打打冷枪扰乱敌人。

1939年2月，韦俊臣带领常胜峪报国队攻打潘家口日本税局子，烧毁房屋7间，打死1人。其余的日伪人员被打跑。

1940年5月，郑万祥、蔡德雨二人去杨家沟给八路军传送情报，回来的路上被日伪军抓住，押解到喜峰口。蔡德雨趁敌人不备跑掉。郑万祥被带到据点后遭严刑拷打，一口咬定是走亲戚，被打得奄奄一息，回家第三天就去世了。

1941年2月，韦俊臣去三屯营宝湖村走亲戚，在饭桌上听一个该村的伪军说：“不能再喝了，下午还要押车去潵河桥出趟公差。”韦俊臣得到这一情报后，立马报告了县大队。大队长赵连福率第二中队50多人在玄武山岭设伏，战斗不足30分钟，俘伪排长及以下4人，缴步枪10余支及一马车布匹。

1941年3月13日，冀东八路军十三团一个连打遵化洪山口敌伪据点，久攻不下，部队撤到常胜峪村进行休整。日伪100多骑兵尾追而来。连长得到老百姓的情报后，立即在桦树台西南方向的一个山坳里布下口袋阵，以逸待劳。敌骑兵翻越黄雀沟梁时，因山高坡陡，只好将战马拴在梁西的松林里，徒步翻山像瞎子一样进入口袋阵。经过两小时激战，八路军击毙伪副营长及以下10余人，缴获战马13匹及其它军需一部，我方军民无一伤亡。

1941年12月15日，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司令部调集第十二团、第十三团各两个营及迁遵兴联合县基干队，一区、二区的区小队以及常胜峪、王寺峪等村的青年报国队共1100多兵力，于遵化四十里铺设伏，将伪治安军第六团一个营围个水泄不通，交火不到半小时，将敌全营450人缴械。此役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350余支，子弹35万发及15马车辎重。战后，常胜峪村报国队受到了县政府嘉奖。

1941年冬，为配合部队反“扫荡”斗争，村党支部书记杨廷义和报国队长杨文清带领40名报国队员破坏敌人通讯设施。一夜之间，将北峪子、二堂等地电线杆全部拉倒，割电线800余斤，毁电线杆数十根。

1942年9月的一天，从王家圈、漆棵岭、塔沟等村转来8000斤军粮需保存。为安全起见，各户都把板柜腾出来，装上粮食隐藏到山里。鬼子几次来村搜寻都未能找到。群众宁可自家的东西被鬼子抢走，也让八路军的物资毫发无损。

安子岭自然村坐落于一条由西北向东南走向的大山沟里，走到沟脑，有一条由东南向西北折回的小山沟，当地叫碾盘子沟。这条沟由于山高林密沟窄，外来人很难察觉，敌人多次进村“扫荡”始终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这条沟有二里多长，里边有一个獾洞，群众又在獾洞旁边挖了好多山洞，成为八路军的弹药、粮食、被服及其他重要军需物资的贮存库。报国队的队员轮流在这里站岗放哨，24小时不间断。被服厂和兵工厂设在桦树台附近的大山里，卫生队设在梁南马台子(小关庄自然村)。

蔡福军家在该村是个殷实之户，他小时念过几年私塾，八路军进村后，积极参加抗日工作，倾家所有，招待抗日队伍。他粗通文墨，负责掌管军火财粮账目，从未出过差错，深受部队的信任。他走家串户，按任务发放原材料，收集军鞋、军袜、军服、军被，并负责验质。人们都戏称他为“蔡总管”。

随包森来的两名轻伤员，一名被安置到小关庄。另一名姓李，平西房山人，右脚后跟被手榴弹炸伤，已感染化脓，不能走路，被安置在桦树台蔡天广家。蔡天广妻子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悉心照料，每天用盐水给小李清洗伤口，然后将花椒叶子和青花椒捣碎敷在伤口上，隔两天一换，半个月后小李伤愈归队。

战士们外出打仗，一回到常胜峪就像到家一样，吃得饱睡得香。时任八大队指导员的韩子英说过：“没有根据地，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儿，进了常峪就像进了保险柜。”(抗战时期狗捎书化名“常峪”)

1942年大旱，粮食欠收。老百姓挖野菜，扒榆树皮，吃杨柳叶子，苦渡春荒。山洞中的板柜里、大缸里有几千斤的军粮，部队想拿出一部分来救济百姓。老百姓说，“我们勒勒裤带就过去了，子弟兵吃不饱肚子怎么打鬼子呀”，硬是一粒没要。

1943年一天，八路军十三团执行任务路过常胜峪，村内许多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入伍。其中，蔡天清、王永存参军，在连续对日作战中，先后牺牲于兴隆苗家营和蓟县盘山。

原迁遵兴联合县委书记宋诚(又名丁印林，李明，解放后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在《我的回忆》一文中说：“一天我们到狗捎书老乡家用饭，主人将没熟的青棒子擗来，用擦冲擦了给我们做棒子窝窝，将没长大的白薯刨来给我们蒸白薯，主人一家老小却在外面煮白薯叶子吃。有这样好的老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提着脑袋为他们卖命呢?”

“无人区”并非无人

1942年，日伪推行第四次、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东起迁安，西到昌平，长600公里，宽10公里成为“无住禁作地带”，妄图割断华北与东北的抗日联系。敌人在长城以南抗日基本区内搞“集家并村”，将山里的小村全部并到沿公路的大村，建“人圈”，搞“部落”，妄图摧毁八路军赖以栖身的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罪恶目的，日伪军实行了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焦土”政策。

常胜峪200多口人，分别被并到龙井关、大龙湾、大韦庄、漆棵岭4个村。英雄的常胜峪人民白天被赶走，晚上又陆续跑回来。9月11日，100多个日伪军进村“讨伐”，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砸，见粮食就抢，全村150多间房屋被烧落架，徒留四壁。王振勇夫妇和3个孩子一家5口正在吃饭，鬼子闯进屋用刺刀将一家全部挑死，然后一把火将3间草房烧掉。韦俊臣妻子正在家给不满一岁的孩子吃奶，鬼子到跟前一刀一个将母子二人砍死。9月28日，日伪军又一次进村“扫荡”，将所有的窝棚一烧而光，还在大石湖沟自然村引起一场山火，烧了三天三夜才自然熄灭。村民们被烧了窝棚则挖山洞，宁可过“穴居”生活也不出山。

在反“集家并村”的斗争中，党组织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支部书记杨廷义将党员分成3个小组：一个小组轮流看护碾盘子沟的军需物资;一个小组负责站岗放哨，在闫家片的高山顶上立一根“消息树”，敌人从北边来了树往南倒，从西边来了树往东倒;杨廷义带领一个小组逐片逐户串联走访，鼓舞士气，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在1942年3月到12月大半年的时间里，常胜峪人民在财物被抢、房屋被烧、亲人被杀的悲惨境况下，据守家园，坚壁清野，保护抗日物资丝毫没受损失，使敌人制造“无人区”的政策破产。

两次惨案刻骨难忘

常胜峪这个打不垮、拖不烂、杀不尽、烧不绝的抗日堡垒村，成了日伪的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1943年8月18日(农历七月十八)拂晓，日本关东军中队长渡边，率领三道河、半壁山的日军和特务、伪军200余人，由龙井关的汉奸董文昌带路，首先包围了常胜峪的桦树台。鬼子进村后，逐家搜查抓人。日伪军恶狠狠地踢开蔡福玉的家门，将蔡立即架走。其母因年迈行动迟缓，险些被一棍子打死。鬼子抓住年过花甲的蔡振存老汉，逼问村里有没有八路军。他刚说出“没有”两个字，便被鬼子一石击得脑浆迸裂，立刻身亡。此时蔡福玉想乘机逃跑，被鬼子抓回，用石头击昏在地。这次蔡福玉虽幸免一死，但右面骨被砸碎，落个终身残疾。

在东沟，鬼子抓住党支部书记杨廷义和村民杨廷富、杨魏氏等4人。刚要带走，猛然间苇子地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鬼子闻声寻去，将搜出的杨廷文妻连刺3刀。接着，又搜出抱着未过满月女婴的杨黄氏。敌人欲将其母女押走，杨黄氏不依。鬼子兵大怒，便将其拖至坝下用刺刀挑死，婴儿则被烈日活活晒死。

上午8点多钟，鬼子将抓到的20余名群众圈到桦树台的一块场地里进行审讯，强迫群众说出八路军的下落，交出八路军的粮食和物资。但不管鬼子怎样威逼利诱，群众就是不说。渡边见群众不搭声，气得暴跳如雷，哇啦哇啦地乱叫。一个敌兵上前请示渡边怎么办，渡边铁青着脸恶狠狠地一挥手，众敌兵立刻扑过来将群众反背着手绑上，用绳子链成一串，押到盘道沟一片密林里，强迫群众跪成一片。一个名叫大贵的小伙子不但不跪，还对着日本鬼子破口大骂。日军恼羞成怒，一刀将大贵的头砍下。孩子们哭喊着往娘怀里钻，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想挣断绳索，老人们呼儿唤女。霎时间，哭声、喊声、骂声和强盗的嚎叫声混成一片，震撼山谷。日军见群众敢于反抗，更加疯狂残暴，几十把洋刀、刺刀一齐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砍杀过来。一阵刺杀滥砍，群众纷纷倒下，死尸横卧，鲜血染红了山坡。

仅在盘道沟日军就杀害常胜峪抗日群众20人，重伤2人。死难者的尸体有的双拳紧握，怒目而视;有的两脚蹴地，双手攥着泥土和柴草;有的头被砍下，脖子上连着一层皮;有的血肉模糊，肠胃露于腹外。如此惨景，令人毛骨悚然，目不忍睹，高山叹息，日月同悲。

屠杀过后，日伪军将杨廷义、杨廷富、刘凤花、杨魏氏、蔡福森等5人押往半壁山和三道河据点。在据点里，共产党员杨廷义等人受到了非人折磨，但他们严守党的秘密。一天夜里，杨廷义被日军吊起来拷问毒打了5个多小时，昏过去几次，敌人仍未从他嘴里得到任何东西。后来，敌人又企图用金钱收买他当博役，同样遭到了杨廷义的拒绝。一个月后，这5个人乘敌不备分别逃出了虎口。杨廷义等5人的出逃，更加激恼了日军，渡边决定对常胜峪来个“过筛子”，再一次进行血洗。

1943年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一)早晨6点多钟，渡边又率领驻三道河与半壁山的日伪军200余人，如洪水猛兽般地朝常胜峪扑来。他们从北向南沿沟而上，逐沟逐岔地搜。由于有了上一次惨遭血洗的教训，绝大多数村民都隐蔽到深山里。日伪军费了好大功夫才从闫家片一带抓住了王任氏、王刘氏、王福合、陆凤山妻等12人。正愁着没处抓人呢，突然发现从小西沟冒出来一股烟。敌人马上用绳子将抓到的12个人绑上，押着他们朝小西沟围去。行至离小西沟不远处，40多岁的王刘氏乘敌搜人之机，偷偷将绑在手上的绳子解开，藏到路边的一处草丛里，得以逃生。日伪军在小西沟又抓到了蔡福仲、蔡郑氏、韦连举、贾凤宽、韦俊奎等11人，将他们绑上一同押往黄雀岭。走到骆驼脖子自然村的北梁上时，29岁的韦俊奎挣断绳子拔腿就跑，两个敌兵紧追不放，当跑到骆驼脖子村时，韦俊奎左拐右拐地转了几个弯，追在后面的敌兵就看不见他了。敌人找不到韦俊奎往回返时，发现牛棚里藏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韩老红妻)，就凶残地点燃牛棚，将这个年逾古稀的残疾人烧成焦团。

上午10点多钟，日伪军把从闫家片和小西沟抓来的21人押到黄雀沟。当时，除一个年仅16岁的蔡姓姑娘和20多岁的陆姓媳妇及其身边的两个孩子被渡边别有用心地留下外，其余17人全部被乱枪打死。

1943年8月18日(农历七月十八)遇难者(共20人)有：蔡天元的妻子、女儿，蔡福玉的母亲，蔡天满的妻子、儿子，蔡天广的妻子，杨黄氏、杨黄氏的女儿，春子，扁头，胡香，韩永亮，大贵，蔡振发，蔡福珍，伏儿，玉莲，刘凤歧，刘天瑞，长河。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一)遇难者(共18人)有：王永贵的妻子、儿子、弟弟，蔡福森的妻子，马庆荣的妹妹、母亲、叔叔，蔡福仲、蔡福仲的妻子，卢凤山，刘开祥，韦连举，贾凤成，王永义的妻子，韩老红的妻子，刘开印的妻子，贾凤宽，贾凤会。

日军的两次屠杀，常胜峪共有38人遇难。其中桦树台这个仅有40余人的小自然村就死了18人。蔡福玉一家被杀害了4人，蔡天广一家14人中被杀害了8人，王贵家7人中被杀害了4人。在这两次大屠杀中，常胜峪村有3家绝门断户，有4个媳妇因丈夫被害而守寡，有6人因子女被杀成为鳏寡孤独，随后贫病交加郁郁而死。

家仇国耻，滔天血债，常胜峪人永远铭记;天道有常，恶者必亡。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就是明证和必然。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过去70多年了。常胜峪这片沃土经受了战火的洗礼，留下了抗日健儿的足迹，洒满了先辈的热血，承载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沉淀了救亡图强的历史。如今的常胜峪儿女正在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继承先烈的遗志，高举“报国常胜”的大旗，谱写着新的华章。

〔本文素材主要来自对本村刘开方(85岁)、郑永存(74岁)、韦井贺(68岁)等老同志的采访，同时参考了县委党研室编辑的党史资料。〕

整理：常胜峪村党支部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