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庭大发言：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了。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光辉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更是为了从遵义会议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向前发展。

一、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斗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之日算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经28个年头。以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为界，我们大致可以将这段28年的历史划分为前14年和后14年，前14年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犯了不少的错误，革命遭受到很多的失败和挫折。而遵义会议后的14年，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在各方面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发生这样的转变，得益于遵义会议的召开，这是中国革命由危机转向胜利的“生死攸关之转折点”。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极端危急关头召开的。中央红军之所以要长征，源自于党内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改变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党的领导方式和军事路线，实行一条完全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军事上，主张以阵地战来反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同敌人拼消耗，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政策，完全忽视党内民主。他们的错误举措，不仅无法使得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反而使得红军力量被大量削弱。为保存有生力量，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长征初期，党内“左”倾错误路线仍旧没有得到及时纠正。在长征途中，红军由于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在抢渡湘江后，中央红军的主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并且无法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在中国革命面对巨大危机之际，毛泽东同志提出避开敌军主力，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采纳了这个正确方针，红军于1935年1月上旬占领遵义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议中，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随后，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统一了思想。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后来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革命就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二、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6月在贵州调研时，对遵义会议精神曾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遵义会议精神集中表现为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自主的精神、坚定信念的精神、民主团结的精神、务求必胜的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及时反思党内问题和错误，并进行自我纠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特质，是一次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

(一)勇于自我革命的认知基础：实事求是

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推行者出现的最主要问题，而遵义会议精神中所要提倡的，是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实际进行具体的分析。党内“左”倾冒险主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把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发展到了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他们完全不顾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实际状况，不顾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形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采取了极端冒险的政策。正是他们的错误领导，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到空前的危机。而遵义会议期间，博古同志所作的主报告却完全忽视客观实际，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而周恩来同志作的副报告，则根据具体战争实际，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为会议开了个好头。随后以毛泽东、张闻天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路线的支持者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做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正是基于客观事实的批评，才从根本上使得党内同志认识到军事路线的错误，从而在团结全党同志的基础上，解决了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解决问题，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重要认知基础。

(二)勇于自我革命的思想解放：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开始了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程。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时，党处于幼年时期，因此很多问题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分不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但也由于脱离中国国情的“指挥”而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根据俄罗斯公布的中国档案资料，仅1923年至1927年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就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了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甚至连领导人选都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或指定。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成熟的政党，就要勇于自我革命，追求在精神和行动上的独立自主。在长征出发前，由于上海的党组织被国民党破获，因而设在上海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破坏，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而遵义会议则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处理革命问题的一次典范。毛泽东在1961年同外宾谈到这段历史时曾指出：“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也是一条真理。”正是从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步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和发展。

(三)勇于自我革命的理念追求：民主团结

由党内“家长制作风”到“党内民主”的转变，体现了遵义会议的理念追求。在1931年到1934年期间，由于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和蛮横武断的工作作风，使得党内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迅速发展，完全破坏了党内民主制度，在关键军事问题上排斥党内正确意见，大权独揽，并且开展过火的党内斗争。他们的错误领导，使革命斗争遭到严重的失败，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遵义会议正确解决党内矛盾，是在党内民主团结的基础进行的。一是遵义会议广泛听取各位同志的意见，充分吸纳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提出的意见后，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教训作为主要议题;二是注重凝聚共识，求同存异。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也体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智慧。针对党内的路线分歧，毛泽东抓主要矛盾，在会议上只批评临时中央的军事路线问题，没有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因为在当时，军事领导问题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上团结党内更多的人，避免分裂;三是形成有效的民主机制。通过开会召集集体讨论是党内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会议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保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正是这种民主方式，在化解党内矛盾的基础上又实现战争时期决策效率最大化，从而在新的基础上更加团结，把革命引向胜利的方向;四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给予帮助，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和改正错误。

(四)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标识：坚定信念、务求必胜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价值就是为了实现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信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才在面临革命巨大危机之时，遇挫折而不自馁，遇困境而不自弃。正是在理想信念的旗帜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反思遵义会议前的挫折，找到取得革命胜利和发展的正确道路。从而使得中国革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找到蓬勃发展的全新道路，最终通过自我革命锻造一个坚强的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

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拥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调虎离山袭金沙，彻底粉碎了敌军的围歼计划，这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邓小平同志说：“在党的历史上，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领导核心是在实践中形成的，不是自封的。湘江战役之后，全军弥漫着消沉低迷的气氛，都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强烈不满。而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战略主张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领导权。扎西会议上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职务，再到苟坝会议组建新“三人团”，不断巩固了遵义会议的发展成果，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得以重新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领导核心对于党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形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是历史的和人民的选择。“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考验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党和国家面对的风险挑战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自觉坚持“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迎难而上，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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