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革新：对黄炎培历史周期率的进一步思考
论两种“历史周期率”
——黄炎培历史周期率的重大警示意义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历史周期率的伟大光明前途
李革新
题注：究竟是“周期率”还是“周期律”?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毛主席和黄炎培老先生均为语言文字大师，用“周期率”应该是不会错的。近查《辞海》“周期”词条注释为：“物体(或物体的一部分)或物理量完成一次振动(或振荡)所需的时间”，“泛指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出现某些重复特征的一次循环”;《新华字典》“率”字词条解释是：“两个相关的数在一定条件下的比值”。从以上两处解释来看，“周期率”为事物周转之数字概念;从历史学科来看，似可视为阶级、政党、政权、集团、组织、家族等“兴勃亡忽”之时间概率，或者说是它们各自不同周转之“时间差”。笔者本文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周期率，力图对比黄氏周期率揭示的剥削阶级政权“兴勃亡忽”之时间概率，阐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产生、发展直至自行消亡周期之久远。既然均可泛指年代、时间、时差，便认为“周期率”于此似可通用。
尽管如此，不同集团“周期率”之时差，因受客观规律制约，把它们作事物发展规律来解释和使用，似未尝不可。既然黄氏周期率的表述可以用能不能“跳出”?那么，笔者所论之共产党人周期率，也就用了“走好”或“走不好”来表述。如果用“坚守”、“坚持”，可能较为稳妥;但又觉得“走”字带有“动感”和“目的性”。不知当否，请方家示教。
一、对两种“历史周期率”概念思考、形成、提出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和共产主义理想坚守的过程
1、近二三十年，笔者在一些文章中，多次提到“两种历史周期率”这个概念。除了几篇未能发表的底稿外，被有关刊物和网上公开发表、直接论述“两种周期率”的文章主要有两篇：一是2018年第10期《中华魂》杂志和红色文化网等网、刊发表的《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二是2022年4月，红色文化网的专论无产阶级“阶级自信”的《坚信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必然性》。
以上包括几篇未发表的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人类社会除了第一种，即黄炎培揭示的剥削阶级政权“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之外;还有另一种历史周期率，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产生、发展，和伴随着人类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的历史周期率。在上述《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的第七题《世世代代唱响共产党万岁之歌》中，笔者写道：“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周期率，就是我们永远高唱‘共产党万岁’之歌的历史逻辑!”
文章针对有些人把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作为“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和“辨析”，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陈代谢规律，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1)这种新陈代谢，不是笔直的而是迂回曲折的，“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2)，但是它的前进性、向上性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它是一种螺旋形上升、波浪式前进。这个“圆圈”和“曲线”，从上面俯视，好像是回到了“原点”;但“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侧面看就会发现，它的每循环一次，都上升到了新的、更高一级的阶段，体现了事物发展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复归性和上升性的统一，周期性和无限性的统一。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运用新陈代谢规律观察历史，就会看到：在人类社会阶级、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始终处于“新陈代谢”中“新”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蓬勃向上的方面。
三十多年前，苏东剧变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处于暂时低潮的形势下，有些同志动摇了对共产主义信仰，原因就在于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必胜性、革命彻底性，缺乏了解和认知，没能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担当和伟大品格。当他们看到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内也产生腐败，甚至“塌方式腐败”;搞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红旗落地”，便认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政权，也会走“下坡路”的，跳不出黄炎培所说的“兴勃亡忽”这个“新陈代谢”的周期率。这样一来，他们就把黄氏周期率看成是人类社会“唯一”不变的规律。
这也就是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机械循环论，它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只是“归园”，“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3)谈到阶级，则认为无产阶级也和剥削阶级一样，走着同样的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后，所谓社会主义“终结”论、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一大遗产”的叫嚣，也是这种形而上学机械循环论的反映。
2、提出“两种周期率”的概念，是结合黄炎培历史周期率对共产党人巨大警示作用及其阶级局限性，学习革命导师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心得体会。可以说，其理论渊源，来自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自信，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守。
30多年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潮时期，笔者长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共产党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两种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众所周知，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党和国家许多重大理论观点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社会上一些同志思想迷茫，出现了所谓“信任危机”。笔者所在部队一些干部战士的思想也十分活跃，出现了一些人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不信任的态度，说理论宣传工作就是“跟形势，赶浪头，随风倒”，理论工作者是“轴承脖子弹簧腰，哪边风硬哪边倒”……等等。当时中宣部理论局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个调查材料，反映一些高等院校，“相当多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不感兴趣”，认为“理论无理”，有权就有理;“理论无信”，老是变来变去;“理论无用”，不解决实际问题等。(4);当时，自己作为某部宣传股长，多年主管理论学习，既着急又担心，就连续撰写、发表了三篇文章，有1980年4月17日和5月15日，发表在《辽宁日报》上的《“理论上的事没个准”吗?》、《回答一种责难!》和1981年4月29日本溪市报的《理论有理》;在向干部战士宣讲的同时，还在机关办公室门前、俱乐部门前广场上，制作了宣传栏橱窗，把这些文章用毛笔楷体写出来进行张贴。
社会上对理论宣传工作的“信任危机”，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危机”是相伴而生，逐步蔓延的;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党内外思想异常活跃，一些人的理想信念逐渐缺失;这时(已转业到河北工作10年)我就把自己学习和思考的重点，放在了坚持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上，同时撰写、发表了以下“三个坚信”的文章。
第一篇《坚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发表在1992年1月9日《河北日报》第3版。
第二篇《坚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性》，发表在河北《探索与求是》1990年第11期。因該刊把题目改成了《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吗?》，把署名也印成了李“荣”新，特别是没有了“坚信”二字，感觉文章力度大大的打了折扣，如鲠在喉，就一直想着修改、重新发表。
第三篇《坚信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必然性》和前两篇的打印稿，分别在1992年2月9日、10日、11日，连续三天早晚各一次在河北广播电台“学习与实践”节目播出。
3、笔者认为：三个“坚信”，都是常写常新的题目，所以并不满足于只是在河北报刊、电台范围发声。30多年来，对上述三个“坚信”的旧稿，多次进行修改、投稿，均因红色文化“大气候”日渐式微，而石沉大海。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强调党员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他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要求党员干部加强“补钙”;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等等，进一步“激活”了自己对“三个坚信”的“坚信”，陆续对上述三篇文章进行了再修改，再投稿。
第一个“坚信”修改后发表在《中华魂》杂志2015年3月号，红色文化研究会、昆仑策研究院等多个网站和刊物做了转载。核心观点是谈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源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坚信;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必须坚信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规律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规律的客观性，依赖于物质世界的客观性;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不能制造、不能改变、不能消灭，但它可以被人们认识、驾驭和掌握;正如列宁所说“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5);“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6)
第二个“坚信”是2018年4、5月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重要讲话的学习体会，修改后发表在《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6期上，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昆仑策研究院和有些刊物(包括外省网、刊)也分别做了转载。
文章对所谓“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杜撰’的”，是“用逻辑推理‘推出来’的”观点，进行了辨析、批判，坚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基本原理的内容，就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实践之中，“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7)正如马克思所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8)“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依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9);这种“真实关系”，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推理”“想象”“制订”出来的，更不是“杜撰”的，而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之不相容的矛盾的总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必胜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就“深藏”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经济事实”之中。习近平总书记说，《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10)，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基本原理所由产生那些条件是“靠谱”的、真实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所“预见”的内容，是它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实践中已经“有了”、已经“产生了”、已经“存在着”该预见内容的成分、因素、痕迹、幼芽等等。
第三个“坚信”却经过了一段“苦涩痛苦的思考”过程。由于十八大之前的多年，一些人打着“国企改革”的旗号，鼓吹、鼓动、实行买卖国企，使大批国企变为某些企业领导人的私企，数千万工人下岗，工人阶级被变成了“弱势群体”;这个社会现实，使自己一度心灰意冷，似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这个命题站不住脚了，对文章的修改也一度信心不足。后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11)的深刻感受，重新捧读《共产党宣言》。
通过重新学习《宣言》，感悟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基本原理根本不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必然性，就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一个共产党员，没有对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坚信，也就无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经过艰苦的思考，结合国内外新的实际，翻出30年前的旧稿，进行了较大修改。2022年4月，被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和昆仑策研究院等多家网、刊发表。
笔者认定：上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性、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必然性，实际上都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必然性，均属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发展周期率的范畴。
回顾三十多年来笔者所写的文章，大多数是源自对“三个坚信”的坚信，如近两三年来为多家网、刊发表的《对意识形态领域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不能丢》、《“两个务必”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关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多篇文章，大多是学习共产主义理想的心得体会。
百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使我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毛主席语)!他们明知自己赶不上那一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为之奋斗，许多同志是唱着“英特那雄奈尔一定要实现”走上刑场、慷慨就义的!作为“后来人”，我们也知道，这个伟大时代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必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为人类共产主义伟大时代的到来而努力奋斗!
二、黄炎培周期率的巨大警示作用及其阶级局限性
1、第一种周期率，即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和毛主席一次谈话的内容。黄的原话是：“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地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在回答黄炎培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这就是著名的伟人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必须承认，黄炎培提出的这个“历史周期率”，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从30年前“苏东剧变”，和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揭露出来的严重腐败，所涉官位之高、人数之众、金额之巨来看，黄炎培这个周期率，对于共产党人，特别是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来说，在人类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时代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是何等的重要!每个时期、每个历史阶段、每个党的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把跳出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作为永久的必修课，做到警钟长鸣!
黄炎培这个历史周期率告诫共产党人：无论是大党、小党，无论是党组织集体，还是党员个人，尽管可以做到“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万死中觅取一生”;但如果在取得政权以后，随着“环境渐渐好转”而“惰性发作”，发生或是“求荣取辱”或是“政怠患成”，导致“人亡政息”的，即在人类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中途“掉队”的，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如前苏联那样，之所以一夜间“人亡政息”，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共历届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苏共党组织“塌方式腐败”，没能“跳出”或者说是他们自己“跳进”了黄炎培揭示的剥削阶级“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而葬送了列宁、斯大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70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这是何等惨痛教训!
但是，黄炎培的“周期率”，毕竟揭示的是历史上的剥削阶级集团反复出现“兴勃亡忽”的普遍现象。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的上升时期，也有过一段艰苦奋斗和“依靠群众”的历史。他们在推翻上一个剥削阶级政权，以及在与本阶级内部的前政权争权夺位的斗争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13)，否则，单凭它自己的力量，就不能完成推翻上一个统治集团的任务。所以，他们不得不借用人民的力量。可是，当他们一旦夺取了政权、登上“大宝”，便把其他阶级或本阶级的同盟军一脚踢开，并且无一例外地把专政的矛头，对向帮助他们打天下的人民群众，从而招致比前政权更为强烈的反抗，出现历史上一轮又一轮王朝更替，这就是黄炎培所揭示的剥削阶级的“历史周期率”，即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悲剧之所在;也是那些经不起剥削阶级思想腐蚀，被“糖衣炮弹”袭击，背离、背叛共产主义理想的冒牌共产党组织、冒牌共产党员的悲剧之所在。
全部剥削阶级的历史周期率，就是一次一次的权力更替的历史，就是全部剥削阶级政权“兴勃亡忽”、“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这种剥削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能不受制于剥削阶级政权“新陈代谢”的规律。一切剥削阶级集团、政权“兴勃亡忽”之周期的短暂性，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从产生、发展到伴随着全人类阶级消灭而自行消亡周期的长期性、长久性，都是无可比拟的。
所以笔者认为：在我们时刻警惕陷入黄炎培所揭示的历史周期率的长过程中，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消灭阶级、实现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上，认识、遵循、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的历史周期率，才能保证党组织和党员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初心不改，勇往直前!
2、第二种周期率，即笔者提出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产生、发展，和伴随着人类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的周期率，其内容就是马克思著名的“三点新贡献”，即：(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4)
马克思的“三点新贡献”，虽然只有短短63个字，却是以最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浓缩了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再到“无阶级”的人类共产主义时代的一整个历史的全过程，就是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可以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产生、发展和伴随着人类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的周期率，就是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规律。
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久存在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不但在这个“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之前的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在此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也必然要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人类未来的这个“无阶级”的社会，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所为之奋斗的人类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必然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这个“过渡”，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通过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无阶级”的共产主义时代的发展进程;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达到人类的共产主义时代，也才能说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走好自身发展的周期率而自行消亡，这就是无产阶级周期率的伟大光明前途。
3、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周期率，与生俱来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完全吻合、完全一致、完全同步。无产阶级是消灭阶级的阶级，是“终结”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阶级，是为人类阶级社会“收摊”的阶级，是伴随着人类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的阶级，这是历史上任何阶级及其政权所不具备的优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大量篇幅，叙述了在19世纪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无产阶级成熟、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6);而“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当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17);加上“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18);“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大，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9);再加上“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李革新註)……。因此，马、恩两位伟大导师合规律地认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是社会大生产本身的产物，是一个为社会化大生产所组织、为社会化大生产所训练的、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力量强大的，“真正革命的阶级”(20)，一个资产阶级的“自身掘墓人”，一个能够肩负起消灭阶级、“终结”阶级社会、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阶级，结论就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1)
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跳出黄炎培历史周期率，走好自身发展的历史周期率的操作要点
笔者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的历史周期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实现阶级消灭的“无阶级”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规律。
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长河中，要确保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颜色;确保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不出现“惰性发作”而中途变质;确保不出现前苏联那样的“人亡政息”，而顺利地跳出黄炎培“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发展的，伴随着人类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的周期率，必须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贯彻执行《共产党宣言》所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其操作要点可以列出十几条、几十条，现仅就笔者所经常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操作要点之一：遵循《共产党宣言》阐明的阶级斗争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笔者把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作为跳出黄炎培历史周期率、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发展周期率的操作要点之第一条，就是认为它是“第一等的重要”。
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极为重视、论述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没有阶级斗争理论，就没有《共产党宣言》，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根据《共产党宣言》的教导，遵循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深刻理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性，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跳出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走好自身发展周期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是怎样论述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大导师终其一生，“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他们针对当时德国党内有的领导人否认阶级斗争的思想，严正声明“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22)
和马、恩一样，列宁也是高度重视阶级斗争，赞扬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是使我们能在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社会规律性的“一条指导性的线索。”(23)为此，他以尖锐、辛辣的笔触，讥讽、抨击否定阶级、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潮，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24)1919年6月，他在批判叛徒考茨基和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施坦的“伯尔尼国际”时，指出：这个“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阶级消灭。”(25)
毛主席则直接称阶级斗争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说否认阶级斗争为“历史的唯心主义”。他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26)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马克思主义，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有人说这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我们说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不存在了，在国际大范围内也不存在了。”(27)
2、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现阶段”存在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和阶级斗争的主体和对象。
对于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毛主席论述多多，深刻精辟，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辉，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28)
但几十年来，在历史虚无主义的鼓噪下，党内外、理论界、各种媒体，以及有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或者采取“不承认主义”;有的“理论家”把科学地严谨地按照党章、宪法的规定，坚持阶级斗争的同志统统视为“极左”、“文革余孽”，还要“绞死”人家;这样一种舆论氛围，使得许多人对“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类本不应该“敏感”的问题，变成了“敏感的话语”，感到麻木、陌生，甚至感到“可怕”和“可恨”，报以唯恐躲之不及的态度。
面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和实行“颜色革命”的阴谋活动;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抹黑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人民领袖、丑化人民英雄;面对《软埋》等翻案土改斗争、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小说;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污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什么“非我族类”“反人权思想”“驱邪清污”的“社会卫生学”;面对某作家抹杀战争的阶级性，混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污蔑我国伟大的解放战争为“尸魂遍野，都是农家子弟”的反动谬论;面对有的剥削家庭后人炫耀自己父辈“光鲜”事迹，声称要讨回祖宗家产;面对有人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名换姓”为“中华联邦合众国”，“把‘共产主义’四个字留在辞典里冷冻”的叫嚣;面对成千上亿、数亿、数十亿、数百亿、千亿侵吞国家财产和人民血汗的贪官污吏;面对把改革变“改制”、少数领导人廉价收买国企，一夜间变成新资本家，大批工人被迫下岗，变身为雇佣工人;面对解放后绝迹的明娼暗妓、黄赌毒泛滥到“天上人间”;面对黑社会、黑恶势力欺压、迫害工人农民;面对杀人放火投毒、破坏工农业生产、大面积砍伐林果树木、毁坏大片庄稼秧苗、毒死鱼塘鱼苗;面对生产假冒伪劣、图财害命的食品、药品、转基因、地沟油;面对黑心老板克扣工人工资、逼迫工人下跪;面对黑心矿主隐瞒事故死亡人数，勾结黑社会杀害知情人、记者、警察;面对间谍、特务、汉奸卖国贼、第三纵队的破坏活动;面对毒教材、毒课本、毒教授毒害青年的演讲等等令人发指的事件，……难道这些不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的反映吗?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人民和敌人的概念，即阶级斗争的主体与对象，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在，除了“无产阶级”不再是旧社会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为“工人阶级”所代替外;资产阶级的概念，也不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改斗争时期那样按照生产资料占有多寡来划分。毛主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29)
遵照毛主席概括的“现阶段”人民和敌人的范畴，笔者认为，当前我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一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现如今，“存量”已经极少的被打倒的妄图复辟、变天的老一代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二是上述老一代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的后人，通过言行向党和人民反攻倒算，要索回其老子的财产，和为他们被打倒的国民党反动派老子翻案、鸣冤叫屈的人;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各次运动中被惩处的腐败分子、“两面人”及其后人，以及虽未受到惩处，但因受到过冲击，而耿耿于怀，对毛主席、党和政府怀有新仇旧恨并通过言行表现出来的人;四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代表全世界资产阶级，剥削、压榨第三世界，欺负弱小民族，到处煽风点火，挑起战争的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五是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在国内的代理人、跪舔美西分子，隐藏在有关行业、有关单位的汉奸、特务、卖国贼、第五纵队;六是党和政府机关，披着党员干部的外衣，利用人民的权力，大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被资产阶级“糖弹”击中、拉下水的贪污数额巨大的腐败分子;七是横行乡里和城镇的恶霸、欺压百姓的黑社会、黑老大，把“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专人民政”的黑恶势力;八是舆论战线、思想文化领域，被敌对势力的金钱利诱“拉过去”，在与国际“接轨”中，“拿了人家钱，替人家宣传”，进行反毛、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公知”、历史虚无主义分子;九是在经济领域挂着“民营企业家”的牌子，实际上与外国资本相勾结，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如许家印一类买办资本家;十是时刻梦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叫嚣“回到民国去”，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死不悔改的“两面人”;十一是一切破坏工、农业生产，撒药毁坏良田、毒死秧苗、鱼苗、杀人放火、开汽车碾压人民群众是歹徒等等。
3、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感悟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党的根本宗旨的同一性。
《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0);“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1);“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从进行剥削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32);“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33)……。这种阶级本性、远大目标，决定了无产阶级是最大公无私的阶级，是始终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的阶级，“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34)
这些重要思想，实际上就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思想;就是我党《党章》规定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契合的思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的“阶级性”，本身就蕴含了它的“人民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人民至上”的理论，就是为了人民的理论，解放人民、保护人民的理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这种与生俱来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性，是其它任何阶级所不具备的，是我们百战百胜、战无不胜的力量的源泉。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什么说人民是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什么说人民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为什么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为什么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为什么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什么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为什么老百姓要“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为什么《党章》要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为什么毛主席要高呼“人民万岁”?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至上”、要“以人民之心为心”、“把人民放在心上最高位置”?……
这一切统统源于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性。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这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血浓于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历史上绝无仅有。也是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政权永远做不到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与一切剥削阶级政权最大的分界线。
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35)
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才能做到为了人民;只有做到为了人民，才能代表人民;只有代表人民，才能依靠人民;只有依靠人民，才能打倒人民的敌人，这就是共产党人阶级斗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终点。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做到如此“阶级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也正因如此，它才有代表人民的资格，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才能战无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统治集团所做不到的，当然也是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所做不到的，他们的阶级本性就是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烧杀抢掠人民，失败是必然的。
在许多人看来，或者在以往的传统观念看来，强烈的“火药味”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两回事，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从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来看，它们是一个完全一致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进行的阶级斗争，本身就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的根本宗旨的根本内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斗争;离开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不沾边;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根本宗旨中，本身就包含着为了人民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否定了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就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一个最简单明了的逻辑关系：“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的一切工作，包括党领导的阶级斗争，理所当然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斗争，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本身就是凝聚人民、团结全体人民，摧毁旧世界、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的真经;这一根本宗旨一经提出，就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革命“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天然吻合。这就是共产党人耳熟能详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就是我们的“上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表述。
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根本宗旨的一致性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既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之必须，也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卫人民利益的正义之举，也是人民群众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庇护之下，维护自身“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合理诉求。
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在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发展、壮大，并取得胜利的。回避、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阶级斗争，不承认巨额贪腐分子是被资产阶级所腐蚀、所收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承认剥削工人阶级血汗的许家印之流的“大富豪”为新生的资产阶级、阶级敌人;不承认党和人民同新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斗争，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就违背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违背了无产阶政党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性、一致性，也就丢掉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最根本内容，丢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否认阶级斗争，把人民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事实上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视为“极左”，无视甚至放弃阶级斗争的主动权，最大的受害者还是人民。否认事实上存在的阶级斗争，不能消灭敌人、打击敌人，保护人民，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执政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失去群众的信任、动摇自身的执政地位，何谈何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的根本宗旨?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在多大范围存在阶级斗争，人民群众感受最深，痛处最切。执政党领导人民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须，也是保卫人民利益的正义之举。否则的话，对于新老资产阶级、腐败官员、两面人、黑社会、“报复社会”的歹徒等等向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坏人坏事，我们却视而不见，不予以打击，还怎么能算是“人民至上”?老百姓怎么会心情舒畅?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包括已查处、证据确凿的巨额贪腐分子，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资本家大佬、利益集团，对于一切社会黑恶势力的种种恶劣行为，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予以严惩!
4、高度警惕“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严重危害，防止遭到阶级斗争的强烈报复，巩固社会主义执政党地位。
无论在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社会主义“执政”时期，共产党人必须充分认识，无产阶级代表人民利益的阶级本性。坚持一切为阶级、为人民，这不但是自己的阶级属性，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之所在，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据。任何离开、忘记、背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都必然被人民所唾弃、抛弃!
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到底是“安民”还是“乱民”?党内外一直存在着极大争议。包括主流舆论，也一度或者说“一直”在回避阶级斗争，不承认新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有的阐述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献，也不显示阶级斗争的字句;前几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各级召开的劳模表彰大会等等，也不提“工人阶级”，而以“劳动者”代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等等我党历史上许多重要提法，也多年在媒体销声匿迹。这些都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对阶级斗争长时间的集体“失语”，其后果就造成这样一种舆论氛围：共产党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搞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也“搞错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也“搞错了”，使得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翻案土改斗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回到民国去”的叫嚣一度甚嚣尘上;有人甚至主张到旧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那里去“认祖归宗”。可想而知，如果这种思潮得逞，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的鲜血不就真的白流了吗?一旦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让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回来，广大共产党员、人民群众，就只剩下被“斗争”的份了;如此被动，还怎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何谈阶级消灭，实现共产主义?何谈跳出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发展的周期率?
回避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会不会遭到阶级斗争的强烈报复?例如某种“重大风险的考验”之类的情况?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把阶级斗争的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要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着的，你不斗他，他也斗你。对腐败分子、新老资产阶级，历史虚无主义，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颜色革命”，撼动社会主义江山，动摇共产党的执政的根基，损害人民利益，如果无动于衷，极大地可能性会遭到阶级斗争的反弹和强烈报复。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对敌人进行有效的阶级斗争。对于国内外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现实，以斗争求和谐和平，则和谐和平存;以退让求和谐和平，则和谐和平亡。正面例子如抗美援朝，敌人打到家门口了，如果不出兵，会是什么结果?毛主席决策“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出兵了，胜利了，和平了;反面的例子如九十八年前，北伐途中，面对蒋介石随时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各种征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却丧失警惕，一味退让，还搞“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那一套，结果蒋介石来个“四·一二”大屠杀，致大革命失败，30多万共产党人和左派群众被杀害。在当今世界大变局中，国际阶级斗争风起云涌，战火弥漫，帝国主义到处伸手、搅和，革命人民必须以革命的阶级斗争反对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以正义战争消灭非正义战争。“大国领袖握手主宰世界”，有效也有限。台上握手，台下踢脚，是帝国主义外交的常态，他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逻辑不会改变;不管谁个上台，都是那么两下子，从阶级本性上说，他们“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思想渗透、经济封锁、武装侵略、干涉台海…，从来没有按照“握手”时的表态实行过。我们必须丢掉幻想，时刻准备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和平安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5、三点粗浅认识：
第一、根据马克思的“三点新贡献”和《共产党宣言》等教导，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理，不能忘记，不能放弃，不能背离。要让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伟大理论，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宣传，到社会认知，重回归到社会科学基本原理的“王座”上来。从上述革命导师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绝不与否认阶级斗争的人们“一道走”的;列宁是把否定阶级存在、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学说看作“胡说八道”，讽刺他们“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欣赏”;毛主席认为：否定阶级斗争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36);“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37);“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38)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的思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的思想，就是我们“不能丢”、万万“丢不得”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无论是谁，只要他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抠”出去，侈谈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抽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灵魂，抹煞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不是无知，就是政治骗子、理论骗子、修正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凶恶的敌人。
我们应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完整准确地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学习、理解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以上笔者引述的马克思的“三点新贡献”中，实现“无阶级”的人类共产主义时代的论述;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阶级消灭”，“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的论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中所说的不懂得消灭阶级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的论述等等，都十分强调阶级斗争的不可移易的性质。难道说这些基本原理会“过时了”?是可以背离和随便否定得了的吗?
第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客观、清醒、冷静、审慎地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采取主动措施，正确解决。在人类“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的任何时期、任何历史阶段，尽管阶级斗争有轻有重，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都是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即便是在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下，阶级斗争也必然会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即是我们的党章、宪法的明确规定，也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事实。由于八十年代后期改开过程中，一度出现放弃党的领导的错误主张，有的文艺节目肆无忌惮地描写、讥讽党的领导和共产党组织，把农村、工厂的党委、党支部书记，描写成只会唱高调、说空话、套话，不抓生产，也不会抓生产，只会“搞运动”、“人整人”的“左棍”形象;有的文章，甚至有的领导部门、领导机关的正式文件中，也堂而皇之的写着我们的党“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于是，在所谓“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一长制”体制下，党的各级组织成了“陪衬”;在“企业兼并”、“减肥增效”的口号下，许多国企被迫破产;经过“国企买断”，不但使数千万产业工人下岗，流落街头;同时使一些党员、干部成了“新资本家”;加上官场腐败严重，社会出现了少数人掌握巨大财富，多数人受穷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按照当年列宁给阶级的定义，我国社会应该说是出现了、存在着“一个集团占有一个集团的劳动”的阶级对立的特征。这就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共产党宣言》，违背我党一大《党纲》关于“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39)的目标和初衷的。
尤其当前腐败问题令人民震惊、痛心。虽然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力反腐，但总有一些人仍然胆大包天，不收手，不收敛，特别是有的“大权在握”的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仍然是有恃无恐;以至揭露出来的贪腐分子官阶一个比一个大，贪腐数额一个比一个高;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担心，当前腐败的程度，已经是接近、走到了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中所说的“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的严重地步。
从当前某些社会混乱现象来看，社会底层群众的不满情绪、怨气、怒气、戾气十足，突如其来的恶性事件频发，这固然与这些肇事者自身修养、政治思想素质，毫无法治意识有直接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恶性腐败带来的恶性祸乱的严重局面;反映了广大民众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对立”;反映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与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尖锐的“阶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把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如实地看作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新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人民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卫“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才能使人民群众心齐气顺，心情舒畅。
我们可以“研究”和“出台”十条、几十条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防止“乱打乱斗”(例如防止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受到“冲击”)等不利于稳定的方针政策;但却没有一条理由可以回避、否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否定腐败分子是新形势下新的资产阶级，否定党和人民反腐败的阶级斗争性质。
第三、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辨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的根本宗旨等重大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多年来，从改开初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到近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猖獗，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散布了大量的思想毒素，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干扰。他们否定党的领导，污蔑人民领袖，丑化人民英雄，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跪舔美西帝国主义;既诬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是什么“非我族类”、“进行阶级再造”、“人为制造敌对阶级”;又诬蔑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的根本宗旨是什么“侵犯人权”，诬蔑毛主席的“老三篇”“以道德的名义将个人私生活的合法性取消”、“造成了巨大的人权灾难”;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理论问题，被他们搞的面目全非，是非颠倒。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澄清对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40)的重要指示，加强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研判和辨析，拨乱反正，分清是非，扶正祛邪，正确理解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理论;学习和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让“老三篇”精神、雷锋精神、白求恩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总而言之，让“一切为公”的精神在全民、全社会发扬光大，使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精神，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精神，重新回归国家社会生活、人与人的关系的“王座”;把“一切向钱看”、一切为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垃圾，扔给大西洋里去，还中国人民群众一个清新的社会风气，心情舒畅地跟着共产党走好无产阶级革命到底的“周期率”。
共产党员应争做以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历史”的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摒弃否定、回避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唯心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阶级斗争的现状，承认新的资产阶级和各种“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存在的基本事实;必须在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防止和摈弃“阶级斗争熄灭论”。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受历史虚无主义反动宣传影响，有一些糊涂思想、模糊认识，发表过一些错误言论的同志，主要是加强思想教育，让他们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坚持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处理当前阶级斗争和带有阶级斗争倾向的问题，有理、有利、有节地打击敌对势力，使整个社会看到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正义性、正确性、正能量及其巨大影响力，使腐败分子和一切坏人坏事“不能、不想、不敢”触犯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的红线!
操作要点之二：坚信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
1、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只是在于这种阶级斗争，是为了夺取、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斗争，使人类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在谈他的“三点新贡献”时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他的功劳，因为在他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他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高度概括了人类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到产生、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再到消灭阶级的“下一个”“无阶级”的人类共产主义时代;这个相当长的历史“周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也只能是无产阶级为了夺取、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的“三点新贡献”，不仅仅划清了与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同时也与之后的一切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这是一场空前的、“破天荒”的、承前启后的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新规律，指引人类社会新走向的社会科学理论的伟大革命;他告诉人们，在人类从阶级社会，再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时代，必须经历无产阶级专政这条唯一的途径、这种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才明确指出，他的阶级斗争学说与他之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阶级斗争”的根本区别;也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说，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谈阶级斗争“是不正确的”;“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42);也就是说，只有为了夺取、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3)，这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才能使人类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44);这也就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指出的：“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恰是为着促进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有人问“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毛主席回答说：“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45)这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消灭阶级，进入“无阶级”的人类共产主义社会;在国际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国内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只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进行阶级斗争，才能消灭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派，人类才能进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才算完成自己伟大历史使命，从而失去了它们自身存在的条件，自行消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也才算走好、走完了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周期率。
2、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46);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47);深刻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从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依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源泉。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48)
从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讲话中，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就是“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的思想，必须真学、真信、真坚持、真坚守、真践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学说。“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总书记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员干部的“看家的本领”，看什么“家”?就是“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家”，看不好、看不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家”，就会丢掉了社会主义的“家”，所谓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我们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切实“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49)
3、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样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当前社会主义社会真实存在的客观事实，却多年来被一些“公知”、历史虚无主义弄成一个“敏感话题”。一篇题为《“红色文艺”的困境》的文章，污蔑我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西方“舶来”的“洋旗号”，是什么“非我族类”，宣传“‘手段目的化’了的‘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兴无灭资’等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思想”;污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小秦始皇主义”和“驱邪清污”的“社会卫生学”(50);题为《白天鹅酒店：“马克思幽灵”的在场与还魂》一文，在所谓“反思苏东剧变”中，不是揭示、揭露、批判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丢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背叛马克思主义，使苏联“红旗落地”的真正原因;反而把苏联“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原因，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指责《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可以商榷或质疑的余地”(51)!不知道他要“商榷”、“质疑”什么?一篇题目为《死人究竟可怕不可怕?》的文章，竟把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当时阶级斗争的正确分析，与所谓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混为一谈，捏造什么领袖的话“不仅一句顶一万句”，“而且一句顶一万命”，是什么“革命死人，继续革命继续死人”的“死人观”(52)，其荒谬至极、恶毒至极，令人发指，是可忍孰不可忍!
难道这些“公知”、历史虚无主义和他们这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理论”，不是在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进行阶级斗争吗?
4、近几年来，笔者在多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不能不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能不讲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无产阶级专政;讲社会主义，不能不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的阶级、阶级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讲树立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不能不讲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消灭阶级、实现“无阶级”的人类共产主义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大党，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领导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国际友好，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有效的阶级斗争，并做好思想和军事、物质准备，实现祖国统一，歼灭一切来犯之敌，保卫我国人民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5、有人说“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器、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但我们切不可忘记，法律是有阶级性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理所当然地包括居于统治地位的我国工人阶级，同时也包括农民阶级和其它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这其中已经蕴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法律的阶级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性。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法律的制定、出台，还是法律的执行层面，必须体现工人阶级的意志，即法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必须体现工农联盟为基础，体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基础;必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法律的人民性;必须体现人民民主专政，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必须体现坚持、巩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保卫“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多年以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历史虚无主义大肆否定、诬蔑、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使得社会上较长一段时间，有一种贬低法律的阶级性的思潮，例如有人说：“法律的阶级性越强，法治文明的程度就越低。”这种把我国法律的“阶级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从根本上否认了我国法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职能，否认了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曾批评一些人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诘问“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正是我们党提出了依法治国，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正是我们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的组织和党员遵法、守法，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企图以所谓“法大”，否定党的领导，就是别有用心，就是否定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党性和阶级性，就是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那样，党还怎么领导中国人民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的历史周期率?
我们在认真学习习近平的法治思想中，必须把依法治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的历史周期率而努力奋斗!
操作要点之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53);“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54)
从以上《共产党宣言》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方向和远大目标，是人类从阶级社会，到建设成“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要求。“消灭私有制”、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同等重要的性质;也可以说，没有“消灭私有制”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就没有《共产党宣言》，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消灭阶级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跳出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走好自身发展的历史周期率。
人们的思想观念，无论是正确的思想观念，还是错误的思想观念;无论是现代新的思想观念，还是传统的思想观念，都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社会生产、生活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在社会历史领域内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而不论他们是“有意识的”，还是“凭激情的行动”，每个人的思想意识、行为目的和动机，“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55)。从存在决定认识的基本常识来说，人们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动力的动力”，就存在于经济社会的“物质动因”之中。当前我国腐败严重，有的官场大面积“塌方式”腐败，诸多高官巨贪，以及全社会的“一切向钱看”，以为“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观念的恶性膨胀、大肆泛滥，恐怕也不仅是几个“公知”、虚无主义分子“哲学说教”所能够造成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其中原因应该到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是不是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动摇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结果?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然，当年马、恩两位伟大导师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是指要消灭那种“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56)这一点，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初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已经做到了，就是说，《宣言》所指的那种“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私有制，已经被我们消灭了;至于后来，在改开中发生了变化，重新冒出了当前存在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私有制经济，是另一回事。
退一步说，如果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具有相同意思的话，那么，这一时期，由于劳动者的收入，还不能不受“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而存在不平等的问题，这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对此，马克思早在140年前就预见到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针对拉萨尔所谓社会主义的“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谬论，指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社会通行的仍然是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再加上劳动者各人体力和智力的差别，工作行业和职级差别，结婚与否与子女多少的差别等等，就造成了“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57)这就是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或曰“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人们的“多劳多得”是有条件的;因此，劳动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具有不可避免性，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所能够接受的。
由此来看，我国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实是我党对《共产党宣言》的坚持、发展和守正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创造性发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58)
据笔者观察，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和支持改革的，是拥护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是收入差距过大，大到了两极分化的程度;是腐败高发，新资产阶级大量产生;是某些“利益集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和阶级对立。他们同时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有权力，有能力，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坚守而不是突破公有制主体地位这个底线;担心的是我们离“消灭私有制”、“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渐行渐远。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改什么，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能改的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的问题。
回顾40多年前，我们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当时邓小平针对“文革”中的派性问题，从加强团结的角度，提出“一切向前看”的口号。本来这个口号是前后的“前”，但在后来的40多年中，却被一些人歪曲为“一切向钱看”，成了金钱的“钱”;之后又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事实上，“官二代”“公子哥”们和其他一些人，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先富起来”了，“带后富”被抛到九霄云外，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和出现严重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新的资产阶级、资本家大佬大批产生出来;加上虚无主义推波助澜，大肆鼓吹极端个人主义，说什么自私自利“符合人情”，而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反倒成了“侵犯人权”;工厂卖给个别企业领导人，成了新资本家，工人阶级被迫下岗;取消农村人民公社，改成包产到户;上上下下，各行各业一味地和西方“接轨”，美西意识形态渗透无孔不入，一些从开放中“揩油”、致富的人，做了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把马克思关于“消灭私有制”和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大方向给扭转了，……经济私有化、权力私有化、人心私有化，极端利己主义，“一切向钱看”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恶性膨胀，“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遭到严重挑衅，这难道不会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动摇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吗?
众所周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这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脾气”就是公平、公正，它不偏袒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偏袒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就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即便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也会出现像前苏联那样资本主义复辟，“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枯。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59)的悲惨结局。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要受到这个规律制约的。所以毛主席说：“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60)
针对“公知”、新经济自由主义大肆妖魔化公有制，“消灭”国有企业的鼓噪，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10日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针对国有企业的奇谈怪论，大谈‘国有企业垄断论’，宣扬‘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国企化’、‘去主导化’，操弄所谓‘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话题。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而我们有的同志也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是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那就太天真了。”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们党执政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把国有企业建设好，把工人阶级作用发挥好，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把国有企业搞小了、搞垮了、搞没了，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还怎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还怎么坚持?共同富裕还怎么实现?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还怎么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怎么坚持和发展?对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想清楚，国有企业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着喊口号，更不能中了别人的圈套。”(61)
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国有企业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揭露、批判了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变改制”，把私有制“做大做强”、“一统天下”，妄图从经济基础上实行私有化，达到政治上削弱、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由工人阶级领导变为资本家阶级领导，使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垮塌，实现他们对中国“颜色革命”的罪恶目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反“前些年”一些媒体、单位刻意回避阶级、“工人阶级”的不正常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2024年10月21日发布的《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
我们必须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工人阶级领导地位，作为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的，捍卫党的执政地位的重大举措。“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首先要把工人阶级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具体工作上，要为下岗工人再就业创造有利条件，真心真意解决好人民群众医疗、住房、上学、养老等切身利益问题，消灭新“四座大山”，唯有如此，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才是人民群众好的带头人，才能带领人民奔向共产主义，走好、走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合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周期率。
操作要点之四：坚决彻底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这个问题，还不得不从毛主席伟大的“人民观”说起。多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毛主席逝世四十多年了，为什么人民群众还到处呼喊“毛主席万岁”?特别是每当毛主席诞辰、逝世纪念日、党和国家重大节庆，毛主席纪念堂前瞻仰毛主席遗容的长龙排出几公里;韶山毛主席故居和铜像广场也是人山人海，祖国各地城乡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外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纪念活动。
在民间，亲人去世是一家、一族的哀痛，是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可以释怀的;而毛主席逝世后，无论见过的没见过的，无论是他同时代的战友还是普通百姓，无论与他同代人还是后来人，对他的追思和怀念是永生永世的，以至他逝世后的40多年，人民还一直呼唤“毛主席万岁”!这种领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境界，可谓是千古绝唱，今古奇观，叹为观止!笔者认为，这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毛主席亲手制定并身体力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毛主席发表的《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62);在《论联合政府》中毛主席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63);在《纪念白求恩》中，毛主席高度赞扬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己的动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号召军民学习白求恩，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4);在《愚公移山》中，毛主席把人民称做我们的“上帝”，号召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65)，打倒国内外反动派。
毛主席不但亲手制定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终生践行这个根本宗旨，为了人民，他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全部精力，可以说是真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要求“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同时提倡党和人民军队，为人民利益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66)
毛主席的一生就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为了人民利益，他把爱子送到炮火连天的抗美援朝战场，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为了人民的利益，他牺牲了包括妻子、儿子、弟弟、妹妹等六位至亲。这种一切为人民利益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胸怀，史无前例，绝无仅有，亘古一人!他带头严格要求自己，一身清廉，克己奉公，终生艰苦奋斗。人民不会忘记他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作报告，73个补丁的睡衣、穿了20多年的拖鞋舍不得丢掉，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渡过困难时期，几个月不吃肉、腿脚浮肿……。
他的心中只有人民，一生为了人民，人民就是他的全部，他的全部都是人民。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提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67)在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他是第一个喊出“人民万岁”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把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机关叫“人民政府”，人大机关叫“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机关叫“人民政协”;海军叫“人民海军”，空军叫“人民空军”，全军统称“人民解放军”;警察叫“人民警察”，法院叫“人民法院”，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教师叫“人民教师”，医院叫“人民医院”，邮电叫“人民邮电”，中国第一大报叫“人民日报”，出版叫“人民出版社”，钱币叫“人民币”，银行叫“人民银行”;乡镇村叫人民公社;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叫“人民英雄纪念碑”，建个会堂也叫“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就是人民的化身。毛主席终其一生，全身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伟大实践，在中国人民记忆刻骨铭心，这是他逝世几十年后，人民又呼唤“毛主席万岁”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亲手制定和终身践行的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体现了《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的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68)的思想;体现了我党《党章》所说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思想，即笔者前文所谈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的思想、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的根本宗旨的思想。
毛主席亲手制定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生存、生命来说，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小的方面说，关心和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喝拉撒睡问题，“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69)，都是为人民服务;从大的方面说，共产党所领导、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只能是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斗争;当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情况是“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70)，这个“努力奋斗”的内容，当然地包括“解救”人民，为人民翻身解放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在当代，包括为了保卫、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阶级斗争。如前所述，只有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斗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一切离开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斗争，都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这一点，在革命战争问题上，体现的更为明显，所谓“人民战争”，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战争，就是毛主席说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71)。只有为了人民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
以往的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也都“假模假式”地打过“人民牌”，依靠人民帮助他们打仗，但不过是为了他们本阶级一己之私利，一旦政权到手，便把人民丢弃一旁，并利用其政权欺压人民。号称一代明主的唐太宗李世民，从隋朝灭亡中得到教训，把自己的政权比作“舟”，把人民比作“水”，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能懂得这个道理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终究逃脱不了“覆舟”的“周期率”的支配。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根据无产阶级“大公无私”伟大品格，遵循无产阶级政党“阶级性”与“人民性”的完全一致、高度融合的规律，制定和笃行的“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是源自于“人民万岁”这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事实、永恒的规律，带领人民艰苦奋斗，走向消灭阶级、实现人类“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心使命。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年代，还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时期、和平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都能够而且必须做到一切为了阶级、一切为了人民。这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过去、现在、将来战无不胜，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是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跳出黄炎培历史周期率，走好、走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周期率的根本遵循;至于那些徒有其名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中途掉队“同路人”，因受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腐蚀，而背叛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叛徒，他们“到站下车”，被历史的车轮甩下来，是历史的必然。
40多年来，我们党如此重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却遭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毒攻击、无耻诽谤。某文化研究所的一位“副编审”，以研究《“老三篇”的“修辞艺术”》为名，污蔑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是什么“类似宗教文本或者圣书”，攻击毛主席号召人民群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有“脱离实际之嫌”，是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以道德的名义将个人私生活领域合法性取消”，“造成了巨大的人权灾难”等等，这不是公然诋毁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社会价值观引向邪路吗?
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这是不能否认的;但众所周知，受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潮流所裹挟，我们的社会在人与人、公与私、个人与集体等关系层面，出现了令人震惊的道德沦丧。为了讹钱，“碰瓷”的可以故意摔倒，反诬搀扶者为“肇事者”，真摔倒的老人却没人敢去扶一下，近日有网文称，还出现了“碰瓷专业户”;黄赌毒、卖淫嫖娼，蔓延到“天上人间”;知识界假文凭、假职称、假论文、“教授抄袭”不再鲜见;商业欺诈、坑蒙拐骗，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坑农、害农事件时有发生;尤其腐败严重，创了古今之最，年前有网文披露：某省腐败的塌方消息，贪污贿赂渎职官员16744人，涉1亿以上大案1313件，涉案总金额达3万亿，一夜抓捕1200人;另有网文爆料，现今贪污万亿、十几万亿、几十万亿，也不在少数;有的歹徒为了“报复社会”，挥刀砍向无辜小学生和车站旅客人群;妨碍了他的个人利益，可以把满载乘客的汽车开进大河、水库;最近，一歹徒驾驶汽车冲进锻炼身体的群众队伍，横冲直撞，死伤达七、八十人，这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编审”先生，不是去宣传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提倡大公无私，反而攻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鼓吹极端利己主义，污蔑“老三篇”的伟大精神，天理何在?良心何在?这无异于是在社会思想意识伤口上撒盐，在“公知”毁灭道德良知的葬礼上欢呼“恭喜、恭喜”那样的面目可憎!
党中央一再强调，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决防止经济私有化、人心私有化、权力私有化，反对“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的极端个人主义，反对所谓“自私是人的本性”的荒谬说教，反对一切向钱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毛主席说过：“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72)一个党员干部的精神热能有限的，为公为私，此长彼消，彼长此消。自私自利，利欲熏心，“一切向钱看”，极端个人主义，其热量就不可能投入到人民群众身上，只会是“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过来说，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心为公，时时处处想到人民的人，私心杂念就少;如果做到像雷锋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一切的本质都现象着。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国人不傻，眼不瞎。哪个单位，哪个党员干部有没有私心，有多大私心，你那点“小九九”，都能从你的一言一行表现出来，群众是看得见，心里是有数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做为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就是不能有私心。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各机关、各行业、各单位，都必须执行《党章》关于“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的规定;在各项工作中，不能“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每想一件事、做一件事，每一个行动，每制定和出台一项政策，内心深处必须是“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时刻想着为大多数人，在党员和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起“破私立公”、一心为民的良好形象，引导干部群众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境界，带领人民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奔向人类共产主义时代!
操作要点之五：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大导师，一贯的、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对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便在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的时侯，他们也总是教导人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物质动因”，指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而经济的原因则是“动力的动力”。恩格斯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阶级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的解放进行的”(73);在《反杜林论》里，他针对政治骗子杜林把暴力说成“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的谬论，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的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的多”(74)。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马、恩在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特别强调政治等等上层建筑巨大的反作用。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的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是基础，但是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新的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恩格斯还特别提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该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定的主要原则。”(75)
继马、恩之后，列宁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也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说：“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76)
毛主席在这方面论述也是非常丰富的，在《矛盾论》中他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77)又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78)“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79)“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80)
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干事创业精气神足，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发愤图强，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人间奇迹。”(81)
笔者如此大量地引述革命导师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论述，是因为这些思想，是40多年来一直被我们“久违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要的基本原理。40多年来，从高层到基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下，把这些重要思想忘记了，丢掉了。当然，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经济唯一”、单纯经济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40多年，我们思想政治工作阵地丢失太多、太久、太严重，国人政治思想觉悟，退化到了低谷、最低谷，什么叫作“道德沦丧”?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缺位，导致人的思想迷失乱性。
众所周知，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行动是由思想支配的。思想是一个人的最深潜、最本质。一个人有什么思想意识，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当前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令人震惊的恶性事件，无一不是思想政治工作丢失，使得一些人思想绝望，产生怨气、怒气、戾气，给人民群众造成灾难、苦果。当某个人把满载乘客的汽车开进大河、水库的时候，当一个人驾驶汽车，冲向无辜的人群残忍地来回碾压的时候，难道不是思想支使的吗?
前几年，笔者曾经两次参与本地政工师考试试题设计和判卷，惊奇地发现，不要说是“政工师”，即便普通百姓应知应会问题，一些“考生”的答卷也是五花八门，错的太过“离谱”，其基本常识贫乏到了十分可笑但又让人“笑不出来”的悲哀。例如有的答卷对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填空题，竟填成“以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宗旨;把毛主席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的《为人民服务》，填空为毛主席发表了《毛泽东宣言》、《共产党宣言》、《谁是最可爱的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回答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做“五种人”填空题的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有的填成做一个“无国界的人”、“有思想品质的人”、“人民满意的人”;有的把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回答成“死了光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在回答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县委书记心中“四有”的填空题，有的填成“心中有‘事’、心中有‘情’、心中有‘爱’、心中有‘我’”;也有的填成“心中有‘家’”、“心中有‘权’”;一些答卷甚至到了“瞎说一气”的程度。如对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回答五花八门，有答“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有答“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有答“以一国两制为基础”的，甚至有答“以私有制为主”的;对填空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有的填为“市场经济的危险”、“年龄老化的危险”、“贪恋女色的危险”，甚至有的回答为“最大的危险是群众”、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答为“最大的危险是一党专政”!有的答卷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二为”方向，回答为“为人之道，为孝之事”，有的把“二为”答成了“二个一百年”;有的回答党“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和平共处”。
2022年，笔者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时，发表过一篇《学习马克思主义，筑牢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灵魂》，谈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思想政治工作者同样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政工师”更应该是“灵魂工程师”的“灵魂工程师”。但从这些答卷可见，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和光荣传统，基本上是丢掉殆尽;至于为了申报“政工师”或“高级政工师”“正高级政工师”而论文抄袭。让人代写“论文”，以及“假学历”、“假奖励”证书，难以计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除了几次到古田会议旧址纪念馆，召开全军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以外，还多次发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讲话，如上述2016年10月10日在全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会议(见本文上述操作要点三)，以及多次视察高校、召开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发表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讲话，等等。
可是，总书记这些重要活动和讲话，到了下边，一般就是召开会议传达一下，之后便束之高阁;而贯彻落实的动静则微乎其微;各级领导、各部门一些同志的精力，主要的还是放在经济、经济收入方面，还是“经济唯一”、单纯经济观点。每天打开电视新闻，领导们大多是只讲经济。这样长年累月，多年多月，从纸媒到网络，已经很少听到“思想政治工作”这个词儿了;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也是一再压缩;有的干脆取消政治工作部门和政工干部;即便不取消，也把他们认为“能力差”的，别人不喜欢的干部，安排去做政治工作;而把那些“能说会道”，会“拉关系、走后门”，能给领导“套近乎”，擅于溜须拍马，能送进礼去，能“要来”经费的;甚至把“酒量大的”，安排在重要岗位;当时文艺界一些人改头换面，由“歌德派”一夜变身为“暴露派”，大肆贬低英雄人物，使社会正能量急速下滑;有个描写、讥讽“英雄不死”的相声，讽刺我军重伤员在战友怀里……“喘着粗气，断断续续，有气无力地”说话，从兜里掏出“带血的党费”，请“替…替…我交…给党……”引来观众一片嬉笑……，就这样，政治思想工作被“一路走低”。
说起来有点让人“难为情”，对比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不如有的商业广告、医药广告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尤其不如一些公益性广告，例如那个剪纸带动作的小女孩广告词：“国是家，有国才有家”，说明“国家好我们才能好”的道理，这比那些“留声机”、“传声筒”式，天天只会重复上边的几句口号，有水平得多!……
丢掉思想政治工作，人心不齐，思想混乱，怎么能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善始善终地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周期率?
有人说“我们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学习、传达、宣讲中央的会议精神，不都是思想政治工作吗?”从内容上看，当然不能说不是思想政治工作;但从覆盖面上看，这些教育内容大多是面对党员干部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面向全体人民群众的，如果对于普通人群不屑一顾，百姓们说不完道不尽的苦衷，谁给他们去解开思想疙瘩?一个“歹徒”在他成为歹徒之前，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他为什么思想憋屈，他怎么来的那么大戾气?我们的政工机关，我们的政工师们有察觉吗，去关心了、谈话了吗?
再一种情况，几十年间，思想政治氛围越来越少，唱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好》不唱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变成“扶贫小组”了;“姓社姓资”不讨论了;连唱《国际歌》也被“敏感”、“犯戒”了;从官方到民间想的、说的、干的都是让大家钱袋子“鼓起来”;连人民解放军的《征兵通知》有的也由过去“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变成一年十万，两年……万了……。这些不都是毛主席所说的“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预言的应验、明证吗?为了使我们党能够带领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跳出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走好、走完自身的周期率，希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早些回到各项工作的“王座”上来!
操作要点之六：遵循从毛主席的“两个务必”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务必”的一脉相承的自我革命要求，遏制某些蜕化变质分子开历史倒车，自己“跳进”黄炎培周期率
早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中，就已经明显包含了夺取全国胜利后，共产党人不能停顿而必须继续革命的重要思想。毛主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这里已经明显地蕴含了夺取全国胜利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为坚持和巩固人民的新政权，而继续坚持伟大斗争的深刻思考。为此，毛主席告诫胜利后执政的共产党人，夺取全国胜利后，必须防止产生“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否则的话，一部分共产党的掌权人，就会躺在“功劳簿”上，“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产生不再革命，甚至“告别革命”的思想;出于这种伟大的预见，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此时此刻，“两个务必”伟大思想应时而生：“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82)此后，1949年3月，在带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主席进一步提出“进京赶考”“绝不当李自成”“要考个好成绩”“不能退回来”的铮铮誓言!
从十八大以后揭露出来的近几十年来严重腐败的情况来看，人们更加清晰的看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旦丢掉“两个务必”，就丢掉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伟大斗争”的精神动力。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三个务必”，结合新的实际，继承、发展了毛主席“两个务必”的伟大思想。
从毛主席的“两个务必”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三个务必”，就是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际，防止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中所说的随着“环境好转”，“精神渐渐放下”，并且“历时长久而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致使无产阶级革命政权遭到“人亡政息”的情况。
中国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统治，给国人遗传下来的一个巨大的思想毒瘤，就是“巴结权势”。越是胜利者，越是“位高权重”，就越具有“使用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历朝历代的贪腐分子，总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多年以来，诸多落马贪官，那么多的国级、副国级、部长、将军、厅局级，以及大大小小带“长”子的“党内两面人”。据说，现代化武器有一种炮弹或火箭，能“拐着弯”追寻和跟踪敌方目标，不击中目标不拉倒。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同样具有如此杀伤力。那些“糖弹”的“操控”手们，一定是盯住胜利后“大权在握”的“权势者”。像许家印之流的资本家大佬，不找你找谁去?谓予不信，请看许家印胸前和大腿的裤子上，那些琳琅满目的奖章都是哪些人“奖给”他的?
某些国人把“实用主义”哲学“实用”到了极致。赖昌星有句名言：不怕领导讲廉政，就怕领导没爱好”，可谓是“一语中的”。确实有一些“大权在握”的执政党党员，喜欢吃这一套，即所谓“一拍即合”、“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就是这个道理。喜欢吹捧，给你吹喇叭抬轿子;喜欢金钱，给你送票子;喜欢别墅，给你送房子;喜欢美女，给你送婊子!旧社会民间有一句谚语，“娘娘死了满街白，皇帝死了没人抬”，皇帝是最高权威，虽然手里拿着官帽子和俸禄，但他死了也就没用了;娘娘死了却是向皇帝“表忠心”的好机会。
还有一招就是“捅软肋”。就盼着你爹妈早死、老婆孩子生病，这时候“大权在握”的你，如果不能保持“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缺乏思想定力，丢掉了“两个务必”这个主心骨，不被“糖弹”击中才是怪事!规律就是这样：“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不管是腐败分子个体，还是什么“利益集团”，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党内两面人，都是从背叛“两个务必”开始，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的。大批高官的巨额贪腐，“塌方式”的窝案腐败、整个班子连锅端的腐败，一茬一茬像“割韭菜”一样的前腐后继，为全国人民深恶痛绝。“一爪落网，全身被俘”，他们都是从背叛“两个务必”开始，逐步丧失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投怀送抱”，最终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改弦更张、改旗易帜，成为开历史倒车的新老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也是他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西方资产阶级“糖弹”所击中的结果。资料显示：“西方不仅给予戈尔巴乔夫精神鼓励，还进行丰厚的物质引诱，让他分泌更多的‘异质’新思维”，戈“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1990年，西方还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奖金86万美元”。1989年9月叶利钦访美，受到美“国家元首级别的接待”，他就“大肆诋毁共产主义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盛赞资本主义‘繁荣向上’”，“由衷地感言：从那时起‘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83)由此可见，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党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坚持“三个务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多么重要。
为了使大权在握的社会主义执政党及其党员，能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掉队、不落马，毛主席特别重视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深刻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84);全国“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85);他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农民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86)
如果说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是伟大的预见性的话;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或者说50年代初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之后，他是亲眼目睹了有的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共产党员，因受到资产阶级糖弹的袭击，蜕变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代理人。大量事实证明，夺取政权以后，一些“位高权重”的党员领导干部，已经由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这样，才不得不把斗争“扩大”到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看现实，如周、徐、郭、令等一批又一批贪官，他们分明是自己“跳进”了黄炎培揭示的剥削阶级的历史周期率;谁能相信他们会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革命?谁能相信他们会带领人民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的周期率?这就是“文革”50多年以后，王光美同志所说的“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也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同志所说的“毛主席比我们早看50年”!恐怕不止50年!
操作要点之七：遵循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跳出黄氏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从党的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两方面发力，保证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1945年7月，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毛主席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87)
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并提出“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等九条党的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有机统一、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的战略举措，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毛主席关于人民起来“监督政府”的重要思想。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可是，在剥削阶级专政的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人的位置是根本倒置的。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成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主人”，而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却被视为是奴隶。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从根本上翻了这个历史旧案。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才成为了社会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的主人才实现了真正地统一。“人民民主”，就是人民做主。社会是人民的社会，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剥削阶级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区别于剥削阶级专政的根本标志。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88)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89)
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对于党和国家工作的监督权，天然合理。否则的话，“给你权力”、让你监督你才能监督;或者只能在某些领导人的“管理”下面从事劳动和“接受教育”，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人民群众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翁”样子。
为了实行和坚持人民群众“最广大的民主”，毛主席费尽了心血，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在红军中实行政治、军事、生活三大民主，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60年代中期，为了反对官僚主义，防止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被剥夺，曾一度实行“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伟大实验，但是由于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而被迫中途夭折。
“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90)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只有内因而没有外因条件，是变化不了的。鸡蛋没有适当的温度，永远变不成小鸡;石头的含铁量再高，没有锅炉的燃烧，永远变不成钢铁。总是有一些单靠自己办不好、办不了的事情。譬喻洗澡，背上的污垢自己搓不了，左臂膀的污垢，要靠右手去搓。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政权，要加强自身建设，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是完全必要、必须的;但没有人民的监督这个外因条件，是绝对不行的。必须由“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发力，才能保证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走好、走完无产阶级政党、政权自身发展的周期率。一是靠党和政府，在坚持自我革命的同时，真心实意地欢迎、实行人民群众的监督;二是人民要正确行使国家主人翁的权利，以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增强监督的积极性、自觉性;即便我们是平民百姓，也应有“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格言联璧》语)的胸怀，对于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不尽人意之处，善意地、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应该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关心“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改变这个颜色”。否则，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也会“关心”你;一旦资产阶级复辟，国民党“还乡团”回来，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遭殃的还是我们老百姓。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还是广告上那个小女孩的说的好：“国是家，有国才有家”!
现在问题是两方面都有欠缺。一方面，有的领导并不欢迎人民群众的监督;网上文章成千上万，其中不乏对党和政府工作的合理化建议，但是只要稍微涉及到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不足，不管讲得有没有道理，马上就会被屏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个道理讲了百十年，却被一些党员干部，一些媒体，忘的一干二净;还是“有权就有一切”、封建主义“官本位”。谁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当了个什么“长”，谁就是那里的“主人”，就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听不得半不同意见，“你是我管的，就得听我的”!另一方面是许多群众不能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看到有的领导只喜欢“维稳”，不喜欢监督，只喜欢听赞歌，不喜欢听批评建议，就报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态度;群众不想监督的另一种情况，是某些人端着个领导的架子，目中无人，这样，老百姓就不“抄理”你了，这叫“伤了人民的心”!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两方面都“起来”，在坚持党要自我革命、“刀刃向内”的同时，真正实行人民群众的监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才能能跳出黄炎培揭示的剥削阶级周期率，善始善终地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的周期率。
操作要点之八：遵循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规律，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把党的宣传舆论大权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近几年来，笔者在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多次全文引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对我实行和平演变的《十条戒令》，和他们要我们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把电影作为“铁盒里的大使”，把所谓的“援助”，作为“给共产主义一笔安葬费”等等“亡我之心不死”的言论，从这些反面教材中，时刻不忘帝国主义对我和平演变的图谋。
笔者在2020年第8期《中华魂》杂志发表的题为《意识形态“疫情”分析与对策研究》的文章中，从八个方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大贡献;列举了某些“公知”攻击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多种表现;提出了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多条建议。此外，笔者还在多篇文章中，宣传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是继毛主席之后，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最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其次数之多，内容之深，语言之经典，前所未有，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做出了榜样”。在《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对意识形态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等文章中，遵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对重大理论问题的研判、辨析的重要指示精神，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有兴趣的同志可以随便翻翻这些材料，这里不再赘述。
现在一个重要的最新信息是：2024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些都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在这里，总书记又一次重申了我党多年强调的“四个坚持”，都属于“不该改的不改”的内容。“四个坚持”是写进了《党章》、《宪法》的，是与改革开放共同作为“两个基本点”，写进党的基本路线的。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即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必须是“一个不能少”;“四个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必须“一个不能少”。另据报道，2024年5月23日，习近平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要坚持守正创新，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也是强调“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当前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距离总书记要求的“四个坚持”还相去甚远。较长一段时间，类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语句，成了所谓“敏感”话题;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些人大肆诋毁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置若罔闻;受西方《颁奖词》大肆吹捧，在作品中极力丑化、恶心中国人民的臭名昭著的“诺奖”作家，稳居作协副主席的宝座;宣传日本军国主义的毒教材一度充斥中小学课本;一些城市的日本学校、日本“风情一条街”，搞的红火热闹;有的教授在学校发表反动、下流的“演讲”，反对学生谈“理想抱负”，鼓吹“读书就是为了钱”，考好大学就是为了“随便挑男人和女人”，为了“和外国人配对，帮我们改善基因，杂交出更好的精英”;在当前，无论网络还是纸媒，凡是宣传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好的，通通被视为“敏感”;有的官媒纪念建国75周年的文章，只字不提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思想，好像建国75年的伟大成就与毛泽东时代、毛主席的领导毫无关系，明显违背改开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要求;更为离奇的是某市纪念馆开展“党性”教育，竟然拒绝红色着装，不得穿红军服，与“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大唱反调。不知道他们搞的哪个阶级、哪个党的“党性教育”?……思想文化战线这些不良现象，多年来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人们怀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近几年来，笔者在多篇文章中呼吁：一个共产党执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能使“自己的声音”处于弱势，必须粉碎帝国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去意识形态化”的反革命说教，加强“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习近平语)的力度，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强势声音，为善始善终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的历史周期率，做好舆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操作要点之九：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964年，毛主席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认为：这个问题“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为此，毛主席还提出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聘的修正主义者。第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第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第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第五，他们必须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91)
培养、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好的接班人是人民之福，差的接班人是人民受苦。现就培养、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谈几点建议：
1、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加强干部队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也是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经验，是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根本保证。近百年来，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我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已蔚成风气;毛主席本人就是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他不但自己带头学习，而且大力号召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每当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他都亲自列出“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书目，并且与大家共同学习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无数次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是为共产党人“补钙”，说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缺乏共产主义理想，就是“缺钙”，就得“软骨病”，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92)总书记还多次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93)这种党员干部必须“深刻把握”的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的思想，就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必然性的思想，就是善始善终坚守、走好、走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周期率的思想。
2024年10月，红色文化网发表一篇张捷谈斯大林逝世前谈“如果在理论上出了错，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的严重警告的文章，读后颇受启发。以前我们大家都知道“苏东剧变”，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但我们并不清楚斯大林逝世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苏共领导人，是一群不学习、甚至厌烦、反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人。这里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根本原因在于苏共中央这个“堡垒”，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开始，就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把“刀子”。这样，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策略，才能通过苏共领导集团的“内因”起了作用。斯大林之后苏共历届领导班子，特别是他们的一把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懵懵懂懂，含糊其辞，在涉及党的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上骑墙、和稀泥、模棱两可;在这样的领导人、这样的领导班子领导下的党和政权不垮台、不改变颜色，才是怪事!这个惨痛教训，我们要永远牢记在心。现在网上不断有文章提出要防止“政治腐败”，认为政治腐败比经济上的腐败危害更加严重。所谓“政治腐败”，就是路线腐败，就是执政党执行一条违背《共产党宣言》重大原则的错误路线。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完全是他们自己“跳进”剥削阶级历史周期率的，或者说他们都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主义实现的规律的历史的周期率中，被“甩出去”的。这个教训，我们要永远记取，警钟长鸣!
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新的社会实际，组织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切实解决“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的问题，要教育年轻干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94);“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95)
有同志说“党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必要学习过去的老本本吗?”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必须懂得，任何先进的思想文化理论，都离不开对前辈的继承性、连续性。恩格斯在谈到他和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先从已有的材料出发。”(96)
理论发展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的关系，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我们常说“党的创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脉相承”，就是说，不能把当代理论看成是可以离开前人思想遗产，而凭空出现的东西。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创立”，“创立”尚需继承前人思想成果，何况我们是发展?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说，发展必须坚持。既要防止离开发展的“坚持”;也要防止离开基本原理的“发展”。是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发展中有坚持，坚持中有发展;坚持必须发展，发展必须坚持，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法。一句话，就是必须结合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2、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外，必须学习历史知识。要懂得一些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知识，懂得人类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走向;特别应当懂得一些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主席说：“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97)毛主席批评那些对中国历史“漆黑一团”的学者，说他们“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或者是“从欧美日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98)。从前几年笔者参加本地政工师考试、判卷发现的问题来看，虽然不能说普遍如此，但许多一般应知应会的历史知识，乃至生活常识，一些年轻干部知之甚少、全然不知者也不在少数，这，对于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非常不利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目前年轻的基层工作人员，不说个别，也不说大多数，恐怕是有相当一部分“不懂事”，不仅仅是不懂政策，不仅仅是不知道“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些大道理，有的连起码“人情道理”都不懂，例如敬老爱幼等等。为国人多有病垢的“城管”、“协警”，有点小小的权力就在人民面前“耍横”，作风粗野，踢菜摊，夺秤砣，殴打卖菜的老人、妇女……，许多事使百姓苦不堪言，这是人民不高兴的重要原因。
某些机关，乃至决策机构的“专家”，也存在着一些不良现象，有的就以为市场经济了，“一切向钱看”了，就认为什么都可以改了，怎么“来钱”就怎么了。否则，怎么会把医疗、教育、房地产、养老，统统“推向市场”，造成今天“四座大山”?现在，并不是百姓不想改革，更不是反对改革，而是过来有些人把“不该改不能改”的也给改了;不该“立”的也“立”了。例如有的国家重要媒体、电视台和日本下级文化企业“接轨”、和日本教育部门“互相审查”中小学课本教材;还有什么“鬼子雷锋”、“鬼子岳飞”进了中小学课本。
这些问题，对多数人来说，可能是由于缺乏正确思想理论指导、不懂政策，缺乏基本常识造成的;也有的是被为人民所诟病为“砖家”，“风派”学者，凭看“风向”，看“上边的眼色”行事，领导说“鸡蛋是树上长的”，他就敢说“是的”、他看见了鸡蛋确实是“带把的”，于是就“研究”、“出台”怎样才能让树上“多长鸡蛋”的课题;不然的话，怎么会听说领导要来视察，就有人拿油漆来“绿化”“金山银山”呢?问题就是缺乏起码的理论、历史知识、政策水平，弄出许多“幺蛾子”、大笑话，某种程度上，把社会“改”成了一个让人民“害怕”的社会，给党抹黑，给政府抹黑，给改革抹黑，惹的老百姓不高兴。
3、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些腐败分子，不论官职大小，也不论表面上如何道貌岸然，讲台上怎么慷慨激昂、唱高调，私下里却不乏寡廉鲜耻之徒。除那些“榜上有名”的和仍然“深藏未露”的腐败分子外，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干部来看，在金钱大潮的熏陶下，能做到一心为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也少之又少。如果一些人懂得一些祖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礼义廉耻起码知识，也不会走到锒铛入狱的地步。
4、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主要是在工作实践中培养、历练实际工作经验，提高工作能力。当前来看，一些年轻干部除了思想境界、思想政治觉悟需要提高外，“本领恐慌”也是客观存在的。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修养，工作中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会调查研究，缺乏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自以为是，凭想当然工作;对社会上存在的大量实际问题，不关心，不解决，也解决不了;既有“不作为”、“乱作为”，也有“不会作为”，甚至是“胡作非为”的。
鉴于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及其之后苏联各届领导班子，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教训，必须在防止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党夺权的同时，真正选拔出1937年10月23日毛主席为陕北公学成立题词所指出的那样：“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唯有如此，我们党才能“跳出”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带领人民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发展的周期率!
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引下，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潮的到来
1、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周期率的全过程，是全世界共产党人践行《共产党宣言》的全过程。被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下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人类通向共产主义时代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重要环节，都检验着该政党、政权和它的党员：
第一就看谁能做到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方向、路线，一步一步走向人类共产主义时代，而不中途停顿，改弦更张、改旗易帜、人亡政息;第二就看谁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而不是闭眼不看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事实，有意回避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熄灭论;第三就看谁能一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从马克思主义辞典里“抠出去”，搞修正主义;第四就看谁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是听从新经济自由主义的鼓噪，搞“去国企化”、“去主导化”，“肢解”国有企业，釜底抽薪，抽掉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第五就看谁能带领人民群众，实行两个“最彻底决裂”，克服“一切向钱看”、金钱至上的极端利己主义对人民精神的腐蚀;第六就看谁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党章》规定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以最严厉的手段惩处腐败，而不是变着法子保护贪官污吏、“利益集团”;第七就看谁能有针对性地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凝聚人心，带领人民群众“同心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第八就看谁能自始至终坚持“三个务必”，坚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不当新老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不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九就看谁能在坚持自我革命、实行“刀刃向内”的同时，真心实意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是害怕、拒绝人民群众的监督;第十就看谁能把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抓在自己手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把思想宣传舆论大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不是放任、怂恿某些媒体、“公知”、“作家”，诋毁党和人民领袖，做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代言人”;第十一就看谁能在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的同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打败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武装干涉、军事侵略，……一句话，就看谁能圆满走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自身发展的周期率，“笑到最后，笑得最美”!在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后，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执政的过程中，任何中途下车，甚至开历史倒车的组织、党员、腐败分子、党内两面人，像苏修叛徒集团那样，统统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都不可能跳出黄炎培揭示的剥削阶级历史周期率，或者说他们必然地会自己“跳进”那个“兴勃亡忽”的剥削阶级历史周期率怪圈而不能自拔。
2、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察世界革命形势，把着眼点放在人民群众的动向上。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居于多数的情况下，除了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自身努力外，最主要的是寄希望于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当前，随着美国工人阶级生活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日益觉醒，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此起彼伏，当年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特点，已进一步显现。近来，包括美国工人阶级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革命运动，正风起云涌;网上类似《美民众呐喊：把旧世界烧成灰烬，美国工人阶级要站起来!》、《美国港口工人47年来首次大罢工!》、《美国工人愤怒已到一个顶点!》、《美国红色主义星星之火已开始燎原!》、《一夜变天!美国70多地爆发抗议游行、暴力冲突!》、《整个美国震动，舆论被瞬间引爆，70多个城市掀起抗议示威活动》之类的新闻，不下千百条。一条《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宣布成立政党》的新闻称，“2024年2月25日，数百名同志在美国多地集聚，讨论成立“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组织——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政党”，宣称其“革命斗争原则和政治目标，是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的旧世界旧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工人阶级领导控制的所有制”，其口号是“必须打破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说“在未来几十年内竭尽全力埋葬资本主义。我们失去的只是枷锁，但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会议在国际歌声中结束”。有报道说“现在美国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应该觉醒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美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进入2025年1月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数万人集聚的“德国左派联盟”高唱《国际歌》的新闻……
2024年1月，笔者在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昆仑策研究院等发表的《把捍卫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中，摘录了《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图文并茂地报道世界各国人民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活动的热烈场面：许多国家人民打出的口号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么，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有的游行队伍，高举着毛主席画像和中国共产党镰刀斧头的旗帜;有的标语写着：“共产党员必须掌握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名为“德国工盟”的红色组织指出：“今天，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就是区分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毛泽东思想是指导当前和将来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英国共产主义联盟”提出：“毛主席是国际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在反对无产阶级的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中，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光荣属于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2024年1月6日，俄罗斯《真理报》发表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社论，……。
这些零星的，但是远不完备的海量信息告诉我们：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已经觉醒，美西方红色革命正方兴未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潮，是已经存在着的客观事实。是包括美国本土和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新曙光，一旦这些“星星之火”连成一片，呈成燎原之势，资本主义就将被埋葬在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1970年毛主席在“五·二0声明”中就指出：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只是共产主义运动暂时的低潮。“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是消灭不了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前进，有高潮，就有低潮，不可能总是高潮，也不可能总是低潮，“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是革命发展的常态。譬喻长江大河，人们不去看那奔腾澎湃、滚滚向前的洪涛，而总是爱把眼睛盯在浅滩、岸边一些小小的回流和漩涡上，其实，下面不过是一块小小的石头而已。当然，你顺着河边去找，这样的回流和旋涡会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当你抬头远望那势不可挡的潮流时，你就会心花怒放，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3、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政权的“阶级自信”，树立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哲学理念。
众所周知，发生在1871年3月的巴黎公社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的伟大尝试。虽然公社只存在了72天，但马克思从中看到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曙光，坚决支持了这场伟大的斗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介绍说，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企图将是绝望的愚蠢。但是，当1871年3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出现了种种恶兆，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这场无产阶级革命(99)，称赞“英勇三月十八日”，为巴黎工人阶级“冲天的英雄主义”而欢欣鼓舞。马克思看到的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在1871年5月23日国际工人运动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也记载着当时马克思的谈话和心情，记录中说，他“担心的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100)
历史证明马克思的伟大预见，巴黎公社的原则，在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中“表现出来”了，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来”了，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欧各国以及越南、朝鲜、古巴、老挝等国家“表现出来”，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潮的到来，不是“可能”而是客观存在的必然性。毛主席指出：“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101);“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102)，但毫无疑义，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也只是斗争的延期而已，共产主义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不是可望不可及。只要全世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按照《共产党宣言》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执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按照当年《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越来越扩大的联合”，把世界“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把世界“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阶级斗争潮流，推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向着共产主义迈进。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日，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成之时!
现在，让我们用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伟大预言，作为本文结尾吧：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新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03)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323页
(2)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3版第411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301页
(4)见1980年11月3日《光明日报》第三版
(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96页
(6)列宁《哲学笔记》单行本18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414页
(10)《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07页
(1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12页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8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3年5月版第33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2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05页
(17)同上第407页
(18)同上第408页
(19)同上409页
(20)同上410—411页
(21)同上第41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年9月版第739页
(23)《列宁选集》第2卷2012年9月版第426页
(24)《列宁选集》第2卷2012年9月版第306、308页
(25)《列宁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10——11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487页
(27)转自《中华魂》杂志2020年第5期第10页王伟光同志文章
(28)见《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4月版第36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第411页
(31)《神圣的家族》，转自《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114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385页
(33)毛泽东语，见1967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11页
(35)见1968年第4期《红旗》杂志
(36)《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60页
(37)《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27页
(38)《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35页
(39)中国共产党简史》第14页
(40)习近平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41)同上述引文(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3年5月版第333页
(42)《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2年9月版第13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年9月版第373页
(44)《列宁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66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468、1475——1476页
(46)《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60页
(47)《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27页
(48)《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286页
(49)《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05页
(50)《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
(51)《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9期
(52)《杂文月刊》2010年第7期(上)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14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9月版第421——422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253、258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4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年9月版第363—364页
(58)《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137页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3页
(60)《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4月版第319页
(6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2023年4月版第512——515页
(62)(《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1004页
(63)(《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1039页
(64)《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版第659、660页
(65)《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1101、1102页
(66)《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1005页
(67)《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68)毛泽东语，见1967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69)《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138页
(70)《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6月版第1005页
(71)《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136页
(72)《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版第512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5月版第246、247页
(7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5月版第199页
(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72年5月版第477、479页
(76)《列宁选集》第4卷2012年9月版第407、408页
(77)《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326页
(78)《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123页
(79)《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4月版第385页
(80)见毛主席《工作方法六十条》第22条
(8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127页
(82)《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6月版第1438——1439页
(83)见《中华魂》杂志2014年第13期57页文章
(84)《毛泽东选集》5卷1977年4月版第325页
(85)同上第325——326页
(86)见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87)同前注释(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157页
(88)《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4月第366——367页
(89)转自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9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91年6月版第302页
(91)见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序号为笔者所加
(9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414页
(93)《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60页
(94)《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版第533页
(95)《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333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56页
(97)《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版第533页
(98)《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6月版第797、798页
(99)《列宁选集》第3卷2012年9月版第141页
(100)《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3月版第36页
(101)《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99页
(102)同上第106页
(103)《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106页
2025年2月26日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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