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三次访苏

新中国诞生之际，世界处于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据已公布材料统计， 1949年前周恩来就至少三次去过苏联。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的他访苏达10次以上。其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巩固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仅就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三年间三次赴苏的主要目的和取得的成效作初步探讨，以期深化对上世纪50年代中前期中苏关系的研究。

一、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第一次访苏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第一次访问苏联是1950年1月10日至3月4日，这次去苏联是应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的毛泽东电召，赶往苏联主持与苏方领导人就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行谈判。

周恩来是1月20日抵达莫斯科的，他在车站发表演说时强调：“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1月22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磋商如何区别于国民党政府与苏联订的旧约，如何起草新的友好同盟条约和借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和方法。毛泽东和斯大林都认为：在新的形势下，过去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订的同盟条约已不适用了，因为那是在对日作战时订立的。现在国际形势和中苏两国情况已发生重大变化，必须另订新约，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共同对抗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新条约基础上固定下来。双方商定由周恩来、米高扬、维辛斯基进行具体谈判，起草条约和有关协定。

从1月23日开始，周恩来和李富春、王稼祥等人同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罗申就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内容进行了谈判。1月24日周恩来主持拟定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并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经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将中方拟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

2月2日，周恩来替毛泽东起草了致刘少奇电，将大体拟定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告知国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并让胡乔木帮助校正一下。然后周恩来开始主持起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了中方收回期限。翌日，周恩来又起草了他和毛泽东联名的致刘少奇急转陈云、薄一波电，就中苏贷款协定中一些具体问题，如苏联要求中国供应钨、锑、锡、铅四种战略物资等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

周恩来

2月5日，周恩来再次替毛泽东起草致刘少奇电，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及其议定书、《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及其议定书和《中苏两国外交部长的换文》等六个文件发回国内，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在电文中提出，在签字的前一日请刘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举行座谈会，并对这些文件作解释性的报告，以便取得大家同意。同日，周恩来还致信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附上中国急需从苏联进口的物资订货单，希望苏联满足中国的订货需求，并表示中国愿意向苏联供应它所急需的物资。

从2月8日至14日，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央政治局，通报中苏两国谈判的概况，通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两个文件的文字校正、签字时间，还研究了国内就此事如何进行宣传报道等问题。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斯大林及中苏两国其他领导人一起出席了几个重要文件的签字仪式。周恩来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同苏联政府全权代表维辛斯基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条约》和《协定》的签订保卫了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按照文件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而且还规定苏联应不迟于1952年末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以后在此处的建设费用。为支援中国经济建设，苏联政府以优惠条件贷款三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指出：这些条约协定的签订，对于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出席了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庆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协定的签订。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什维尔尼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500余名来宾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2月16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席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宴会。次日晚，他和毛泽东等一行14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等前往车站送行。3月4日，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行返抵北京，圆满完成了这次出访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第一次访苏达到了预期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的签订是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个重要成就，这个条约把中苏两国在军事、经济、外交上的密切合作关系固定下来。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苏条约和两个协定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阐明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在于：“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二、为抗美援朝周恩来第二次访苏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第二次访问苏联是1950年10月8日至10月18日。这次出访任务很急，专门为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是否出兵，以及如果出兵后苏联是否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来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紧急磋商。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和林彪飞赴苏联，代表中共中央去同斯大林等人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军援问题。

10月10日，周恩来带着中国出兵和不出兵两种意见抵达莫斯科。翌日午后，他和林彪抵达苏联的克里米亚，同在此休养的斯大林会谈。会谈中，周恩来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的问题，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包括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飞机、大炮、坦克等军事装备，但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或两个半月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斯大林接着解释了苏联不能出兵的理由，他说苏联虽设想过帮助朝鲜，但早已声明苏军从朝鲜全部撤出，所以不能出现在战场上，更不能同美国直接对抗，否则就是国际问题了。他还表示：苏联虽可提供空军支援，但不能进入敌后，以免飞机被击落而造成国际影响。

周恩来

对于斯大林的这个答复，周恩来是有所心理准备并且能够理解的，他速将会谈情况电告了毛泽东，并于10月12日飞返莫斯科。他后来回忆说：那天谈了一天，当我们问到苏联能否出动空军帮助中国入朝作战时，斯大林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电报后，立即致电彭德怀：在东北的各部队就地训练，暂不出动。同时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朝鲜问题。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中国出兵援朝问题。当晚10点，毛泽东将政治局的决定电告周恩来：“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并请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后，当日夜约见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转告了毛泽东来电内容，要求他立即报告斯大林。第二天，周恩来致电斯大林，提出一些急迫的问题请其答复，主要是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后苏联能否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苏联可否派掩护空军驻扎中国沿海大城市?并提出需要购买飞机、坦克、炮类、海军器材、汽车、重要工兵器材等。随电附上了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其附属器材的订货单。

10月14日，周恩来又收到毛泽东的来电，毛泽东告诉他我军决定于10月19日出兵和我军整个军事部署。周恩来迅速将来电内容通知了斯大林。当晚9时，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指示周“请再与苏方一商，可否从商订掩护城市的喷气式空军中先抽调一个师来北京，以掩护首都的空防”。随后几日，周恩来同莫洛托夫继续进行了具体磋商。最后，苏联方面同意在中国出兵时提供军事装备，并答应派空军到中国帮助防空和训练，但不得越出中国国境。

10月18日，周恩来结束了这次访苏之行，回到北京后他立即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了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会上，周恩来汇报了在苏联与斯大林等人谈判的情况，彭德怀汇报了志愿军的准备情况。会议最后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按原计划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周恩来这次访苏取得了预期的主要目的，虽然斯大林出于对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答应出动空军帮助中国军队在朝鲜作战，但通过周恩来多次与苏方领导人会谈，苏方最终同意给中国提供赴朝作战的军事装备，答应派空军帮助中国进行防空和军事训练。周恩来的外交努力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增强中国国防力量、巩固中苏友好同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为争取援建周恩来第三次访苏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第三次出访苏联是1952年8月15日至9月24日。这次访苏和其后的几次访苏，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苏联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快推进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朝鲜战争期间，中共中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周恩来从1952年起便着手主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面对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就必须主要地依靠新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为尽快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现状，急需争取苏联援建我国一批现代工业建设项目。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等。周恩来一行于17日抵达莫斯科，他在机场发表讲话说：中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以及对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8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他向苏联外交官员说明，这次访苏目的有二：一是向斯大林报告朝鲜和谈情况和中国五年计划;二是要和苏联政府商谈旅顺军港、中苏共管修筑铁路、中国地质勘探、工业设计、工矿装备、器材订货、技术援助和国防建设、苏联贷款等问题。这次访苏期间，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苏联政府代表团进行了多次筹商和谈判，并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

8月20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方参加的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周恩来简述了中国代表团将同苏联商谈的问题，并介绍了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和在停战谈判中所采取的方针，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及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并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8月21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了首次会谈，双方讨论了旅顺口问题、中蒙铁路修建问题、苏联援助中国种植和割制橡胶的协定等问题。两天后周恩来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的译文送交苏方。8月27日和9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又举行了两次会谈，双方讨论了苏方提出的关于旅顺口换文修正案、关于中长铁路移交公告、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修正案等问题。期间，周恩来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八个附表、《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的译文送交苏方。

9月3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中心依旧围绕中国五年建设计划与苏联对华经济技术援助问题展开，苏方参加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周恩来在会谈中明确表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要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期望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援助”。周恩来向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介绍了三年来中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等情况，说明了今后五年建设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基本目标，希望苏联政府在地质勘察、设计、工业设备、专家援助和技术资料等方面给予帮助。周恩来还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规模：初步拟定建设151个工厂，而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制造和船舶制造企业除外。现在已将151个工厂压缩为147个工厂。斯大林表示：中国三年经济恢复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的印象很好”。他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是，制定计划要留有余地，因为总是存在着不利的条件，不可能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制定的计划一定要能超额完成;要留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他建议未来五年中国工业建设规划中，工业总产值从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降到百分之十五，同时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出专家帮助中国建设。会谈后，周恩来立即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周恩来

9月6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9月4日电收到。同意你们关于中蒙铁路的意见，并同意待铁路修成后再行公布协定。”当日，周恩来致信莫洛托夫，告知其中国在明年开始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从苏联进口的装备和普通货物以及非贸易支出所需要的外汇额度，请苏联政府在今后五年中给予40亿卢布的贷款，并说明了贷款及应付利息的归还期限。同时向苏联政府提出，为了迅速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准，请将苏联经济建设的各种技术资料，即工业产品的技术标准，建设矿山、工厂、学校、医院等的典型设计，工交企业的技术操作规程，机器制造图纸和先进企业的原材料、电力、燃料消耗的技术经济定额等资料供给中国。

9月8日，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回信同意了周恩来的要求。当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团再次举行会谈，商讨1952年和1953年朝鲜作战的军事订货问题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周恩来将抗美援朝作战订货单、委托苏联帮助设计的建设项目名单、聘请各类专家名单、国防工业各系统的发展计划、各军兵种五年建设计划所需装备的订货单等文件交给苏方。

9月1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四个文件的签字时间定在十五日晚九时，北京时间已在十六日上午二时，故新华社广播准备在十六日上午，同日亦可见报。”翌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中苏几个协定的签字仪式。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通过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同时，签订了中、苏、蒙三方《关于组织铁路联运的协定》。周恩来在签字仪式上致词说：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成就，“是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政府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亲切关怀和伟大援助分不开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深切的友谊和援助。”

9月19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双方就朝鲜停战谈判、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中苏友好交往、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等问题交换意见。随后，周恩来又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苏联增派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

1952年访苏期间，周恩来还与苏联领导人商讨了朝鲜战争和苏联军事援助问题以及党的工作经验。如9月4日周恩来出席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宪永的会谈，共同讨论了中朝空军在朝鲜作战和战俘遣返等问题。9月16日周恩来与粟裕、刘亚楼等同布尔加宁进行了军事会谈，研究解决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一些具体问题。此前一天，周恩来还和李富春、张闻天同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交流了党的组织工作经验。

9月22日，周恩来完成了访苏谈判的主要任务后，和陈云、粟裕等人离开莫斯科回国。行前他安排李富春留在苏联，继续与苏联领导人商谈援华的具体工作。9月24日，周恩来一行返抵北京。对这次访苏成果，周恩来在机场发表谈话时阐明：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业已圆满地完成了有关两国重要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的商谈，完成了毛泽东主席所委托的光荣任务，使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9月29日，毛泽东在审定《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对“最近中苏两国关于在重要政治经济问题上已经取得的一致的成功的谈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四、周恩来多次访苏的深远影响

在中苏关系的演变中，周恩来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对新中国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仅次于毛泽东的影响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三次密集出访苏联，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确立、对维护世界和平、对中国经济建设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不仅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而且还是最主要的执行者。新中国成立伊始，他多次与苏联领导人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就苏联经济技术援助、就重大国际问题与苏联领导人交换意见。几乎每次都取得一定成果。经周恩来的外交努力，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很快就从政治、外交、军事领域扩大、延伸至两国间在经济建设、双边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奠定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基础。周恩来的对苏外交，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继新中国成立后三次访苏后，周恩来为争取苏联援助仍做了大量不懈的努力。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专程前往吊唁，同时与苏联新的领导人继续商谈援建问题。1954年10月12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苏联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至此，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建设项目以政府间协议的形式确立下来。经周恩来多次谈判争取到这些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项目，对中国一五计划的完成和独立工业体系的建成发挥了特殊作用，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工业基础许多是一五期间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1954年10月，周恩来在有关苏联援建中国的建设项目协定的文本上签字。

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中苏两国关系的好坏对世界形势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周恩来视野开阔、头脑灵活，善于交流，对国际问题的思考、判断具有战略眼光，有着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提出的外事工作的对策和建议往往对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重大外交决策有直接的影响。在新中国确定“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中、在构建中苏友好互助同盟过程中、在争取苏联对华经济技术援助中，周恩来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和外交部长，周恩来领导和参与领导了所有重大外交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75年最后一次接见外宾，他参加外交活动达6000余次，亲自起草和批阅过的外交文电5000多份。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急需与苏联建立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周恩来三次赴苏谈判，每次皆取得了重要成果，对中国外交、国防、经济、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写下了其外交生涯中的灿烂一章。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和成功实践是新中国外交史的一个光辉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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