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中欧关系：“根据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

1954年5月27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晤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该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关系之中”

与西欧政要谈五项原则

1954年5月，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来到万花岭别墅拜会周恩来。周恩来说：“中国同它的亚洲邻邦都愿和平共处。最近，中国同印度签订的关于在中国西藏的通商协定，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在它的序言中，中印两国申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向欧洲政要当面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同年7月，周恩来会见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浦斯，在回答其提出的亚洲和平问题时指出：“为了维护亚洲的和平，亚洲各国人民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都有必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审查和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着的问题，并建立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21日，周恩来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在发言中指出：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世界各国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

8月，周恩来会见访华的英国工党代表团。他在会谈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曾与印度和缅甸分别举行过会谈，并发表了中印和中缅的联合声明，表示了三国和平共处的愿望，并确定了共同遵守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认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该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关系之中。采取这些原则，将有助于建立亚洲及全世界的集体和平。我们这种主张，是不排斥任何国家的。”“中英和平合作的加强，不仅将向全世界证明两个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而且有可能推动这种和平共处的原则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

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说：“中国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以后，就同印度和缅甸的总理共同提出并承认五项原则……尼赫鲁总理曾对我说，英国的艾登首相也表示同意五项原则，这使我很高兴。如果艾登首相愿意同中国总理发表关于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我将首先签名，支持五项原则并保证执行。”

1963年，周恩来接见比利时众议员舍伊文，在谈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原则时说：“我们认为不同制度的国家只要尊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这样的主张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能够实现的。”“有人污蔑我们要战争，要进行扩张，说我们反对和平共处，这是完全不看事实的。”

1971年，意大利对外贸易部部长扎加里访华，受到周恩来接见。扎加里回国后对记者说，会见时，他(周恩来)试图指出我们两国共同的一些因素：在反对法西斯的艰苦斗争中取得自由以及寻找自主和独立的新形式。周恩来认为这些基础构成了在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下扩大合作的前提。

周恩来与西欧国家政要谈五项原则，这些国家不仅包括英、法等大国，还包括圣马力诺等小国。1971年5月，中国和圣马力诺共和国建交。9月，周恩来致电圣马力诺国家元首祝贺圣马力诺国庆，称：“深信，随着中圣两国正式关系的建立，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将会得到发展。”

1973年，周恩来在为蓬皮杜总统访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说：“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交朋友。”周恩来认为，“我们主张的革命和我们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矛盾”。在谈到对革命问题的理解时，他说：“各国的革命，只有确实到本国人民需要的时候才会发生，而且只有本国人民自己起来，通过其革命实践、奋斗，找出的道路才是可靠的。”他强调，“我们主张的革命和我们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不矛盾。这五项原则同总统先生提倡的民族独立、主权有点接近。我们说的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就是说，有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

东欧各国赞同五项原则

1955年12月，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说：“把我们两国团结在一起的，是因为我们两国的政策都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各国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之上，而五项原则就是您——总理同志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先生所倡议的，并且在万隆会议上得到肯定的。”周恩来在与格罗提渥签署《中德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后指出：“双方满意地表示：由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创议的和为亚非会议所肯定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承认。这些原则是树立各国间的和平关系和互相信任，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发展国际友好合作的基础。双方将继续努力根据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1956年“波匈事件”后，11月1日发表的由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中国政府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认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应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思想。

1958年3月，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斯托伊卡访问印度，在新德里的讲话中说：“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完全赞成尼赫鲁总理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所发表的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4月，斯托伊卡主席在周恩来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我们两国坚决地执行着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政策。这种日益深入人心的和平共处的思想，特别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两国总理所倡议的著名的五项原则里。”

195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会上，在苏联及东欧国家各代表团团长的贺词中，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团长对五项原则赞誉最多：“各国人民盛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它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作出了贡献，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反帝斗争的推动力量和绝大多数亚非国家之间按照万隆精神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的基础。”波兰、东德代表团团长在致词中也赞扬了五项原则。

196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在演说中说：“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制定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对万隆会议作出的具体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一贯地奉行这项正确的原则性政策。”

周恩来还主张，“亚洲和欧洲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1955年12月，他与格罗提渥总理签署《中德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时称：“亚洲和欧洲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双方认为各有关国家，不论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诉诸威胁和武力。”1965年，周恩来与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举行会谈时说，“世界上的事物是互相影响的，不可能说亚洲影响欧洲，欧洲不影响亚洲”。1973年，周恩来会见荷兰议会代表团，就防备苏联扩张危险发表谈话。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发表题为《中国对欧洲的希望》的社论称：“周恩来近几天在北京提请荷兰议会代表团注意的事情，现在也不是那么耸人听闻了。”“在北京的看法中，欧洲的缓和同亚洲的缓和是不可分的。”

1973年9月，周恩来到机场迎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含义

1954年4月，周恩来致电法共人道报社社长加香称：“我们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并主张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各国人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法兰西共和国人民在内，应该和平相处。”

同年8月，周恩来在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时说：“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丘吉尔、艾登都这样说过。”“我们跟西方国家改进关系，在政治上是和平，在经济上是贸易。”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周恩来陪同)说，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之间首先就不会打仗。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也不会和保守党开仗。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

1955年至1958年，周恩来与欧洲六国总理先后签署中德、中捷、中波、中匈、中保、中罗政府联合声明。这六份联合声明都提倡“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

1963年4月，周恩来接见瑞典大使时说：“现在世界上矛盾很多，使得外交工作很艰巨，主要的是要设法把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建立起来。要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共处也很困难，不过可以逐步地实现。”

1965年，周恩来接见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部长马尔罗时说：“正如你所说，中国与法国的政治体系不同，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寻求共识，不能采取共同行动。”

周恩来还公开赞扬中芬、中瑞关系，并称中瑞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一个例子”。1954年，他在芬兰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说：“中芬两国的友好合作的关系充分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1960年，周恩来在瑞士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和瑞士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一个例子。现在有些西方舆论挑拨说，中国放弃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这是诬蔑。”“我们不仅愿意同亚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共处，而且也愿意同欧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实现和平共处。”

周恩来曾三次接受英国记者格林采访，表明五项原则“是不排斥任何国家的”。1960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早在1954年，中国就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事实证明，中国是一贯奉行和平共处政策的。中国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如果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也具有同样的愿望，中国当然愿意同它们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和平共处。”1963年，周恩来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愿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根据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公报声明：“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该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4月，周恩来接受格林采访时说：“在中国方面来说，我们一贯奉行这些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是基于两项主要原则：第一项原则是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另外一项原则就是所有国家之间的争端应该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解决。最近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实际上就是原来谈判的升级。现在双方已经同意了五项原则，或正准备以五项原则来解决问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英国广播公司先后广播了周恩来同格林的这次电视谈话。

“西欧各国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

1950年3月，周恩来在外交部全体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今天的欧洲人是最不希望战争的。欧洲是工业发达地区，打烂了不容易恢复。欧洲人坐上一夜火车，醒来就出了国境，一打仗全国都被打乱了。所以他们希望最好是不打仗。自卫战争是迫不得已，侵略战争是尤其不愿意。今天可以肯定地说，英法等西欧各国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这一点美国人也是知道的。”4月，他在中央军委情报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美帝国主义要打仗，依靠谁?依靠人民去打，首先依靠英法去打。但今天欧洲人民提起战争，谁不愁眉蹙额，这样近代化的战争，猛烈的炮火下，工业国家一打就稀巴烂。英法帝国主义战争创伤没有医好，也不愿意打这种先锋。”

1953年，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西欧形势时指出：“法国人说过，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从东方打过法国，但德国和法国是世仇，在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三次打了法国。因此，法国跟德国一起组织反苏，打苏联，不可想象。法国老太婆对德国是谈虎色变。法国贸易代表团中有个人曾说，他祖父参加普法战争，父亲参加第一次大战，自己在第二次大战中打断了一只胳臂。法国人民实在不愿意打仗。”

1955年，周恩来会见法国妇联主席戈登夫人时说：“法国在两次大战中损失很大，死人很多，所以法国人民更懂得和平的可贵，就像中国要建设，需要和平环境一样。”

1973年1月，周恩来会见意大利外交部部长梅迪奇时说：“欧洲人民希望和平和安全，我们是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扩张主义不停止，那么总得有所准备。”9月，他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说：“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欧洲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希望和平，这是人民的愿望。”

“我们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内部的事情还忙不过来”

1970年，周恩来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说：“你们是一个大国，从你们的工业水平可以看出来。中国还不是大国。所以美国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大国。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中国任何时候都不愿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因为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大国小国不能平等。我们是主张大小国一律平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合作，互相尊重主权，进行平等互利的来往。”

1971年11月，周恩来会见英国记者马克斯韦尔时说，今年7月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作了一篇演讲，称世界上存在着四种力量，先后是美、苏、西欧、日本。“尼克松总统说，还有第五种力量，这就是中国，但他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希思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无论如何我们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

1973年 6月，周恩来会见瑞典外相威克曼。针对欧洲人的疑虑，他说，“把中国说成要向外扩张，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不允许，而且实际上也不需要;我们内部的事情还忙不过来”。早在1964年，周恩来在《关于访问十四国的报告》的最后就说：“我们的工作光集中在对外还不行，最主要的还是把国内工作搞好，力量强大起来，这是最可靠的本钱。”1969年，他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会谈中说：“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

同年9月，周恩来同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说：“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到二十一世纪时，才能达到你们那个水平。”还说，“如果中国强大了，要特别警惕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目空一切，骄傲自满。不仅现在要警惕，将来也要警惕。要以此教育后代”。

周恩来还向西欧人阐明“和平不能乞求，必须争取”。1963年8月，他在接见比利时众议员舍伊文时说，“双方不是对等就不能和平共处。乞求和平共处只能招来侵略和欺辱”。12月，他对英国记者格林说，“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懂得，和平不能乞求，必须争取。只有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够维护世界和平”。

“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

周恩来认为，“求同而不求异”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必有的态度。

1954年，周恩来就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事作报告时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当然，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在哪里呢?第一，双方要和平;第二，双方要做买卖;第三，它要取得政治资本，在国内多搞选票，就得推进中英关系。如果它用这个条件换取选票，对我们有什么不好?英国对新中国的舆论是比较好的，和美国不同。在这三点上，我们是可以和它求同的。但有不同的地方，例如，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我们这种立场、思想是不必讳言的。但是，也不要跟他们争论马克思主义学说，争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讽刺、挖苦他们是不必要的……总之，我们要互相尊重，不扩大争论。扩大争论就会对立起来，那是不利的。”

周恩来多次提醒外事干部，“要掌握求同存异的方针”。1954年，周恩来在约见即将赴任的驻芬兰大使陈辛仁时说：“西欧、北欧都有公开宣布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中立国家的立场有时是动摇不定的，我们也不能用我们的标准对他们提出要求。”“应根据不同国家的条件，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

1961年，周恩来听取熊向晖(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汇报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到各地参观访问的情况。当听到熊向晖驳斥蒙哥马利反对妇女当元帅的意见时，他说：“要掌握求同存异的方针，不要弄得人家无话可说，讽刺和挖苦决不是我们的外交。”蒙哥马利与周恩来会谈时，谈到参观过程中观看的《穆桂英挂帅》，说：“我认为女人当将军不好。”周恩来说：“中国许多民间传说里称赞妇女有特殊的原因，因为在旧社会里，她们最受压迫，于是人们用各种形象来表现她们，描写出正义在妇女一边，有女将军、女医生，等等。在许多爱情故事里，也描写妇女表现得最为坚贞。”蒙哥马利争辩说：“妇女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就是不能当将军，不能当元帅。”周恩来没有与蒙哥马利继续争执下去。当周恩来了解到蒙哥马利喜欢看杂技、口技，而当时为他安排的文艺晚会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时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并立即指示：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的戏法。

“求同存异”的方针首先应用于亚非国家。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出席亚非会议全体会议，在补充发言时强调：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1957年，周恩来同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会谈时说：“我们对亚非国家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

1955年，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时(周恩来陪同)说：“我们要强调共同的地方，至于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展开讨论，但如果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那可以放在一旁，以后再谈，不使它妨碍彼此的关系，这是有好处的。”

1957年1月，周恩来同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会谈时说：“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很重要，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可通过相互往来，增进相互的信任和团结，求同存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对抗性的冲突，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不强求一致。”哥穆尔卡表示基本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同年4月，周恩来接见南斯拉夫卫生及工会工作者代表团时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尽管意见不尽一致，仍可以求大同、存小异。”10月，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时说：“南斯拉夫在中近东可以起很好的作用，我们希望中近东地区保持中立，成为一个和平中立地带。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认为也适用求同存异的方针，区别只是大同小异。”

在会见西欧政要时，周恩来努力找到共同点，经常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1954年，周恩来对英国工党代表团说：“我们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确有许多分歧。”“只要我们找到共同点，我们就有政治合作的基础。”

1956年，周恩来接见希腊代表团，在讲话中一连说出中希的三个共同点：“中国和希腊都是古老的。世界上一些有古老文化的国家，由于现代工业差，今天都容易受到欺负。”“我们两国都还同样受到外来侵略，你们有塞浦路斯问题，我们有台湾问题，两国颇为相似，都是受殖民主义的灾难。”“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要求和平，愿意和平共处，反对侵略，要求独立。”

1963年8月，周恩来接见比利时众议员舍伊文时，用一句话就指明了中比之间的三个共同点：“我们要找共同点。我们与比利时的共同点是在政治上可以和平共处，经济上进行贸易，技术上相互学习。” 10月，他同法国前总理富尔会谈时说，“我们有共同性。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

1970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法国图片社记者费朗索瓦·德勃雷和米歇尔·巴尔保时强调：“中法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却都热爱独立，反对大国的控制和干涉。”10月，他在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时说：“中国和法国都赞成所有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这是两国的一个共同点。”“我们敢于藐视这两个超级大国(指美国和苏联)。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相同的。”

1973年，周恩来在为蓬皮杜总统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时指出，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是“我们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这就是我们都爱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都不允许世界上有哪个超级大国来控制、干涉或侵犯我们，都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事务”。

周恩来还支持中国与欧共体建交。1975年4月，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访华，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他时说：“中国正在研究向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派一名大使的可能性。” 5月，欧共体副主席索姆斯访华，是第一位访华的欧共体官方代表。中国与欧共体于5月8日达成建交协议，中国成为正式承认欧共体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天，重病中的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索姆斯。欧共体官方出版物称这次会晤“播下了双方关系的种子”。

周恩来向欧洲表明“根据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增进了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了中欧友好。到20世纪70年代末，除安道尔、摩纳哥、梵蒂冈外，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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