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学校长们的去留抉择

作者：郭衍莹来源：新周报 2025-05-07 2288

导读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京、津、沪三地多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聚集上海。蒋介石密令要挟持和迫使这些校长带领学校师生，和上海各界的知识精英一起去台湾，使共产党无可用人才。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则真诚希望他们都能留下，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于是，这些大学校长面临历史性抉择：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

梅贻琦离清华而去，使很多人感到意外

新中国成立前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自然是国共双方都极力争取的对象。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梅校长不要跟国民党南撤，留下来继续主持学校事宜。此时已秘密赴解放区投奔中共的原清华历史系教授吴晗，也发来“挽留”函电;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发出广播，谓“北平各大学唯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勿擅离”等。

很多人都认为梅贻琦留下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他曾说过自己对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虽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与胡适不同，他从来就厌恶国民党的官僚政治，更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还曾经保护过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

1948年12月21日中午，梅贻琦与杨振宁之父杨武之教授等一起在东单机场登机，傍晚抵达南京，后取道上海,准备坐飞机到香港，再去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

梅贻琦在上海逗留期间，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顾毓琇将他安顿在教育局招待所。中共特科人员、卢湾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景德曾多次尝试访问他，希望他至少能留在上海。实际上,与梅贻琦一起离开清华到上海的数学家杨武之教授，经劝说后就留在了上海，后在上海的大学执教。景德还委托梅贻琦在上海的好友和校友轮流去劝阻，为阻止他去台做最后的努力。与此同时，周总理也在电台广播中呼吁，随时欢迎他回来。但都没有奏效。

未久，梅贻琦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海外生活——巴黎、伦敦、纽约，直至1955年11月接受台湾当局敦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建新竹清华大学。但梅贻琦总说清华的根子在大陆，晚年的梅贻琦思念故乡，想念北京的清华。

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喜欢自讨苦吃”

1948年8月，上海市区街头出现一批来自山东的流亡大中学生。带头的是齐鲁大学(简称“齐大”)的师生，他们在校长吴克明等人的带领下，于济南解放前夕南迁。当时济南已是孤城，驻在郊区的中共济南市委曾专门派人潜入城内，劝阻学校领导不要南迁。吴克明借口是学校董事会的决议，“不走教会就不发经费了”。后来，齐大师生先从济南分批坐飞机去青岛，再由青岛坐船,于8月中到达上海。

抗战时期，齐大校长吴克明曾带领全校师生，跋山涉水,将学校迁至大后方，为此，吴校长得到山东乃至全国人民的称费。而此时解放军即将解放济南，吴校长的行为却是“逆潮流而动”了。

齐大师生到上海后，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中共特科人员景德等多次劝吴克明，上策是趁济南尚未解放，原路返回济南;中策是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下策是找个偏僻安静的地方继续办学,并劝吴千万不能去台湾，那是个下下策,将犯历史性错误。

吴克明听劝阻后，打消了去台湾的念头，但又没有勇气回济南，就来了个既不进也不退，把医学院学生带到福州，将文理学院学生带到杭州，想看看形势再说。

新中国成立后，吴克明被军管会责令将全体学生带回济南。1952年院系调整时，齐鲁大学被撤销，并入山东大学。

吴克明本人是一位化学家,是孔祥熙的女婿，也是知名学者，齐大学生夸他“冷眼看官场，热心办学堂”，老年教师说他“喜欢自讨苦吃”，没想到这句话真被言中了。

学校分散杭州、福州二地后，吴克明不辞辛苦，奔走二地,督促开学上课,督促学生专心学习,检查教学质量。他还邀请浙江大学的苏步青、陈建功等教授来齐大兼课。

1957年反右时，吴克明被错划成右派，后改正。“文革”中他又受冲击，于1977年9月去世。

交通大学校长王之卓忍辱负重把学校完整交给人民

新中国成立前的交通大学，被称为上海的“民主堡垒”。交大为何能成为“民主堡垒”?除地下党领导外，据说还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有个好校长。二是新生入学考试分数要求很高，国民党下属的青年军和三青团团员很难通过考试混入交大。

交大校长难找也难当。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对王之卓这位交大毕业、处世低调、又是国民党党员的测绘专家，寄予了很大希望。

王之卓是著名航空摄影、测绘和遥感专家，为人正直，恪尽职守。他临危受命，既要对付物价飞涨学校面临关门、师生面临断炊的困境，又要对付国民党随时可能向爱国师生举起的屠刀。

1949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通知王之卓，要他和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上海医学院院长朱恒璧等人一起去台湾，并已为他们准备好机票。他们决定抗命不从，除向各自学校地下党组织通报外,对教育部则拖延、敷衍,最后在学生的掩护下躲藏起来，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5月25日，当人们载歌载舞欢庆上海解放时，王之卓满怀激情，积极配合,将一个完好的交大交给了人民。

这里顺便说一下同济大学校长夏坚白，他曾和王之卓一起在国外进修。二人的专业、学历、经历都惊人的相似，但个性有差异，夏个性内向,王个性外向。和王之卓一样，夏校长将同济大学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新中国成立后，二人共同创建武汉测绘学院，为祖国的测绘事业做出了贡献。

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护校有功

章益于1943至1949年任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在国民党内属政学系派别,这个派系自称是一批学而优则仕的精英，在镇压民主、镇压学运上不像CC系(注：国民党中央俱乐部)那么嚣张露骨，但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是一样的。

对待学生运动，章益表面的态度是中立,有时甚至公开主张校内言论、思想自由,对于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表示不满，但在实际上，他放任校内的三青团破坏学运。所以，有一段时期，复旦的学生会被三青团把持。

不过，到了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已很明朗，章益明白自己不能再为国民党卖命和殉葬了。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密谋策划将一批大学迁至台湾，复旦大学是第一批。章益得讯后，立即通过中间人向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一—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军代表的李正文通报。党组织要求他顶住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拒绝南迁，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将一个完整的复旦大学交给人民。

最后，复旦大学除一名教务长前往台湾外，其余师生以及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都完好地保留下来。章益护校有功,新中国成立后留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后来担任外文和心理学教授。晚年他倡导成立中国心理学会，为我国心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理大师顾毓琇的去留抉择和尴尬

顾毓琇是一位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又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戏剧家,被学生、好友称作“文理大师”。抗战时期顾毓琇一直是中央大学校长，1947年被任命为国立政治大学校长。1949年，在去留抉择的关键时刻，这位文理大师自己的家庭上演了一幕颇有传奇色彩的戏剧。

但其实，是走还是留，顾毓琇大伤脑筋。蒋介石一再催促顾毓绣早离沪去台湾，甚至威胁要“制裁”;他的好友胡适和梅始琦，对他有知遇之恩，此时也都力劝顾离开大陆。顾敏绣自忖自己是无党派人士，也早已厌恶国民党腐朽的官场，但他已应母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准备去美国讲学，考虑再三，决意带领全家先坐船去台湾，然后去美国,这样各方面都不得罪。

只是他年仅15岁、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的大女儿顾慰文，在临出发前，忽然在全家吃饭时提出要父亲和全家留下,为新政权服务。顾毓琇感到不妙，就吩咐将慰文关在三楼卧室内，不准外出。不想有一天顾慰文从窗口逃走，投奔了地下党。

顾毓琇见此情景，赶紧带领妻子王婉靖、长子顾慰连、次子顾慰庆，以及三子、四子和小女等坐船去了台湾。没想到他的长子和次子也都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地下党员。哥俩到台湾后,感到自己还是应该在大陆，为新中国出力。于是，二人说服父亲后又坐飞机回到上海。顾毓琇后来移民美国，而他的三个孩子在大陆，另外三个孩子在台湾。

留在大陆的三个孩子顾慰文、顾慰连和顾慰庆后来都参加了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三兄妹因历史问题受到冲击。1973年8月，周恩来邀请顾毓琇夫妇回国观光、探亲,顾毓琇回国后与周总理长谈三个半小时，总理还特批顾慰文等三兄妹从外地来京,一家人得以团聚。

此后，顾毓琇更加关心祖国的发展，多次捐款给国内有关单位。改革开放后，顾毓琇前后八次访问大陆，受到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的亲切接见。

据《名人传记》郭衍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