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一面高喊抗日，一面与日军勾结，这是唱哪出？

1936年6月1日，新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广东军阀陈济棠，为抗拒蒋介石欲收回广东的军政大权，遂以抗日的名义起兵反蒋，史称“两广事变”。

当天，陈济棠、李宗仁致电南京国民政府称：“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将领，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委会发电响应，要求“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

6月2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将领10余人，在广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由两广组织独立军事委员会，作为西南最高军事机关，下设西南联合军总司令部，以陈济棠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联合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委员长兼副总司令，并将两广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决定于南北两军正式交战时，任命白崇禧为联合军前敌总指挥。

关于这事，日后李宗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将“两广事变”吹嘘成“抗日壮举”，却避口不谈在此事变过程中，在幕后用军火支持两广与蒋介石对抗的，恰恰就是日本军方。

日军支持两广“抗日”，这事听起来够魔幻的吧?但这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日本很早就插手中国国内各派系的争斗，以期从中渔利。新桂系军阀早在20年代末期，便与日方勾搭上了。

1929年爆发的蒋桂战争，以新桂氏军阀的失败而告终。黄绍竑、白崇禧等人正是靠着日本驻沪总领事的暗中安排，这才得以逃往越南，摆脱了蒋介石的追捕。

1931年“9.18”事变后，在全国民众抗日情绪高涨之时，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地方军阀却罔顾民族大义，暗中与日本勾结，以期巩固和扩充自己的势力。李宗仁本人坦承“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这些日本人中，包括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日本军界要员。

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先后派出两批飞行员赴日本明野飞行学校受训，要说这事没经过日本军部首肯，怕是连鬼都不信。非但如此，日军还应李宗仁、白崇禧的请求，派出大批军官在桂军中担任军事顾问和教官。桂军还向日本大量购买军火。

1935年至1936年，李宗仁常住广州，不仅与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武官保持密切联系，并经常与著名日本间谍和知鹰二中佐私下会晤。他还委任王乃昌为自己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常驻香港，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武官来往密切。

1935年年初，松井石根代表日本军部，到香港与陈济棠代表梁植槐、李宗仁代表王乃昌密谈，双方商定两广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广西钨矿专供日本，作为交换，日本承诺向两广出售军火。

此后，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有两艘满载5000支村田步枪、几十挺轻机枪、数门辽造山炮、数架飞机，约100万发子弹和一批炮弹、以及一批水泥的日本货船，驶入虎门海域后被广东海关扣留。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武官将此事通报给李宗仁，李宗仁旋即令广西驻粤办事处副主任阚宗骅带上1个连，登上广东海军的“海周”号军舰，一块向广东海关施压，迫使广东海关认怂放行。

明知日本欲吞并中华，而且侵略步伐在不断加快，李宗仁却依旧和日本军方搅和在一起，说到底是为了借助日本的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

尤其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后，蒋介石以“追剿”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大西南，并成功解决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等人后，李宗仁、白崇禧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王家烈，遂采取三管齐下的策略。其一是联络胡汉民，以他为政治号召，试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其二是与广东军阀陈济棠抱团取暖;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紧抱日本军方大腿，以获得实际支援。

不过，旨在割据的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都知道，自己的这点心思可以不择手段地去做，但一旦被摊到台面上，必为千夫所指，被全国民众唾弃。因此，他们需要高举“抗日”这面大旗做为自己的遮羞布，并占据道义制高点。

刘斐就曾非常直白地对李宗仁、白崇禧说：“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

白崇禧联络湘军军阀何健共同反蒋时，曾公开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陈济棠在“两广事变”前，派自己的啊长陈维周为全权代表，与日本驻粤总领事密谈后。陈维周回来报告：“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

白崇禧称日本为“友邦”，陈维周说“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由此可见他们嘴上高喊的“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不过是一块贞洁牌坊而已。

粤系和新桂系军阀于1936年6月1日发动“两广事变”时，在联合公告中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但实际上，日本军方从6月1日至6月下旬，又增派了百余名军官到粤军中充当军事顾问。6月12日，日本军舰运载大批军火由台湾驶抵汕头港，继而运往广西，交付桂军。

6月24日，香港《申报》报道称，广西省财政厅长黄钟岳代表新桂系，在香港以大广公司名义与日本签订了借款合同。主要内容为：新桂系以广西镁矿作抵押，向日本借款500万元，为期10年分期偿还;日方拥有在广西投资的特别优先权;日本供给广西水泥10万桶，步枪一万支，飞机20架，上述物资折价在借款内扣除;日本随时给予广西物资方面的帮助。

这种置国民和民族大义于不顾，于国难当头之际却“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径，激起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愤慨。事变发生后，30名日本陆军航空兵顾问被派往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指导粤系空军对南京方面作战，此举令包括粤系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的粤系空军官兵一片哗然。

不久，粤系空军通电脱离粤系，驾机北上投奔南京国民政府，其中固然有蒋介石花重金策反的因素在内，但广大爱国官兵发觉自己被军阀愚弄、欺骗后的愤慨之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是基层官兵，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人打的“如意算盘”，连粤系、新桂系的许多高级将领都颇不以为然。

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第2军军长陈达先后宣布脱离粤系，投奔中央军。粤军第2军副军长李汉魂首鼠两端，自己辞职后躲到香港静观风向，又暗中命令自己最嫡系的陈汉光师，在粤军纷纷向中央军倒戈的情况下去广西投奔李宗仁。可陈汉光却公开违抗这位老上级的命令，率部接受余汉谋改编。

1936年7月18日，陈济棠失败下野，蒋介石得以从容调集各路兵马，包括原粤系的余汉谋等部集中对付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立即率部收缩回广西，并马上将所有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和技术人员悉数礼送出境。他俩商定“以破釜沉舟之计，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蒋介石纠缠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

在各方的调停下，李宗仁、白崇禧最终与蒋介石达成六点协议：

(一) 中央承认中日现状为基础，日本再进一步，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保证出兵抗日;

(二) 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的成命，另行协调职务;

(三) 补助广西事变以来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

(四) 保证复员后，广西保有的员额及费用;

(五) 特派大员来广西和谈，并公开昭示信用;

(六) 和议告成后，李宗仁、白崇社通电表示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

9月6日，蒋介石公开委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继续职掌广西军政要务。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表示服从南京中央政府。“两广事变”这出“抗日闹剧”遂告落幕。

“两广事变”失败后，迫于全国人民抗日的压力，新桂系和粤系军阀与日本的往来从公开转入地下。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无论是新桂系还是粤系军队，基层官兵在正面战场上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

至于一向将一己私利放在首位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尽管在民族大义问题上走过弯路，犯过错，但他们最终还是拒绝了日军的策反收买，在战场上尽到了一个中国军人的本分，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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