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超级“美颜”的民国大师们
美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网络上很多长得很丑的女子，用美颜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以吸引男人来吸金…
我们看一组照片
恰恰，在改开以后，我们的很多“大师”，主要是“民国大师”，也是这样用媒体长达几十年的“美颜”包装起来的“美女”，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真面目，会觉得真丑!
这些装扮出来“民国大师”们，他们的照片被挂在校园走廊，名字印在教材封面，一提“民国”，就有人热泪盈眶，说那才是“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
可你真了解他们吗?他们的讲坛下，是成百上千的学子。可他们的脚下，从来没沾过泥土。
那时候的老百姓吃不饱饭、看不起病，他们却在洋楼里谈诗词、论自由、拼关系。有人说他们是“国士”，可他们在国家最危险的时候，不是逃，就是躲。
真正撑起这个国家的，是那些回国造原子弹的，是那些在稻田里翻泥巴的，是那些深夜抱着算盘算火箭轨道的。
梅贻琦
今天这篇文章，不是要诋毁谁，而是把滤镜撕碎，把真相摆出来：到底谁才配得上“国士”二字。
他们活得太好，和老百姓没一丁点关系
你以为他们过得清贫?错了。梅贻琦1929年当清华校长时，月薪600大洋。那会儿北平一户普通四口之家，一个月只需要10块大洋就能活下去。
他一个人能养60个家庭。可他还天天喊“大学精神”，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结果自己却烧钱扩建清华园，把学校搞得和欧洲宫殿一样。
胡适更夸张。月薪500块，配专车，天天见外国记者，写英文专栏。可他自己日记里怎么写的?
傅斯年
他说坐火车硬座很煎熬，因为“车厢里全是乡下人，我不敢开口，怕他们认出我是胡适。”你说这人要是真心想着人民，他会怕“乡下人”吗?
傅斯年则是学术圈的“老大哥”。他在中央研究院当院长，公开说“学阀我愿做”。
他搞“学术自由”，其实就是打压异己，提拔自己人。谁是“傅门弟子”，谁就能升官，谁跟他唱反调，谁就别想在学术界混。
这些人，不是活在人民中间，是活在人民之上。他们身上那点“清高”，说白了就是特权。别说替老百姓说话了，他们连老百姓的脸都不愿多看一眼。
他们说救国，其实连什么是国家都没搞明白
这帮人，说到底就是不接地气。他们念书厉害，写文章漂亮，但一旦真到国家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只会推搪。
陈寅恪会十几种语言，写唐史写到出神入化。可你问他，国家怎么救?他一句话不说。他觉得关心现实是“俗务”，他说自己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可那时候现实是什么?是东北被日本人占了，是战乱烧到家门口，是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你这时候还在研究“隋唐官职制度”，这不是逃避是什么?
胡适更会讲。他鼓吹杜威的实验主义，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结果学生问他：“胡先生，咱们国家怎么办?”他回一句：“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
这话听着挺理性，其实就是不想负责任。他还说“教育救国”，可你问他，数学教材你编过吗?没有。他只会喊口号，真正该做事的时候，他人早跑了。
朱光潜也一样。他在课堂上讲“美育救国”，私下却教学生怎么钻营、怎么拍马屁。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跟对人，少吃亏。”
你说这种人是“教育家”?他不过是给人当参谋的“老油条”。
再看看当时的教育体系，问题更大。1935年，全国机械工程类毕业生不足全部大学生的1%。文史哲却占了63%。工业、农业、科技，这些最需要的学科，没人碰。
你说这国家能不弱吗?到淞沪会战时，咱们用的捷克轻机枪，每打200发子弹就换一次枪管，为什么?
因为中国连合格的枪管钢都造不出来。钱塘江大桥要用钢梁，全靠英国进口，汽车轮子上写的是“德国制造”。
这就是民国所谓的“黄金时代”。大师们在象牙塔里谈风雅，百姓却连饭都吃不上，子弹都造不出来。
新中国和毛泽东让他们“下神坛”，他们开始哭了
1949年以后，国家变了。新中国要搞建设，毛主席说得很清楚：“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结合。”于是这些“大师”被要求下乡劳动，清扫厕所、种地、进车间。
朱光潜扫完厕所回去哭了，说这是“对文化人的羞辱”，还有一大批人，天天抱怨“精神凌迟”、“文明倒退”。
他们不是怕脏，他们是怕失去原来的地位。他们习惯了被人捧着、听他们讲“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突然要他们和农民工人平起平坐，他们就受不了了。他们骨子里还是觉得“读书人高人一等”。
有一级教授，号称国学大师，把他去“五七干校”接触农村生活，接触农民，接触劳动者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叫《牛棚杂忆》，倾诉他干农活遭受的“非人待遇”。还声称这是一本“用血换来的，和泪写成的小书”，以控诉那个年代。
可问题来了：民国那么多年，他们为农民做过什么?他们脱离群众，是从头到尾的事。新中国让他们接地气，他们却喊委屈。
再看看新中国的那些真“国士”，差距就出来了。
钱学森在美国的生活
钱学森回国后跟工农兵打成一片的一家人
钱学森，放弃美国高薪，回国用算盘算导弹轨道。邓稼先，在罗布泊测核辐射，用身体试数据。华罗庚拖着病腿跑全国，把数学变成工业工具。
这些人，不说“独立”，不讲“自由”，但他们让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他们不靠“著作等身”，靠的是一锤一钉干出来的成果。
钱学森
还有基层的英雄：杨贵带着农民凿红旗渠，袁隆平站在稻田里找杂交稻，赤脚医生背着药箱翻山越岭治病救人。
他们没进过欧美名校，没写过几本“学术巨著”，可他们让中国人吃饱了，活下来了，活得有尊严了。
你说“国士”，该不是他们才配?
民国大师不是没有学问，也不是一无是处。可他们从来没把知识用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他们拿的是顶级资源，过的是特权生活，做的却是脱离现实的学问。
邓稼先
他们被神化，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伟大，而是因为后人戴了滤镜。可历史不是拿来供奉的，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从泥土里爬出来的，是在汗水和泥巴里，把国家一点一点建设起来的。
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所以，民国大师的滤镜，该碎了。谁是真的“国士”，不是看他念了多少书，而是看他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事。
这才是我们该记住的标准。
还是好好学一学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可以理解“民国大师”们的美与丑。
我们再来学习毛主席在1939年5月1日，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在《解放》杂志发表《五四运动》一文，重点在文章最下面红色线条标记的那一段话，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定了位，一切都——“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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