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特务的一场智斗

沈新，1922年出生，江苏南京人。1941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参加“团结救国社”。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起，历任苏南区党委敌工部干事、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政治部干事、华东六纵十六师四十八团宣教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政宣传部干教处助理员、副处长，安徽芜湖军分区副政委，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研究员。1991年3月在北京逝世。

1943年是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地下党斗争发展的重要一年。这一年，在苏皖区党委系统所属的南京工委和江苏省委系统所属的南京工作组领导下的学生党员，充分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和合法形式，积极组织广大大中学学生，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在公开合法的斗争中，他们先后打入了汪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主办的“东亚联盟总会南京分会”所属的“学生互助会”和以汪伪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林柏生为后台的“中国青年模范团”，使之成为团结培养进步力量的基地。他们创办的《学生》《女青年》和《干》字月刊，在传播爱国进步思想方面起了显著作用，南京的学生群众活动由此获得蓬勃的发展。1943年5月，中央大学学生发起了近千名同学参加的倒樊斗争。同年12月，全市3000余名大中学学生上街游行，开展了砸鸦片烟馆的清毒运动。以上学生的各种群众活动，特别是倒樊斗争和清毒运动声势浩大，对宣传、组织处于敌伪统治中心的学生群众，起了重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同时，这些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和震惊。汪伪特务组织成员纷纷出笼，四处窥探；南京日本宪兵队也秘密拟订了黑名单，积极搜寻，准备逮捕学生运动骨干。就在这种背景下，1944年上半年，我经历了一场与南京日本宪兵队特务石井的周旋和斗争。

1944年初的一个傍晚，我从寄宿学校——南京中央大学回家过星期天。刚到家，我母亲便急忙告诉我，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有四五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来搜查我家的住房。临走时，把房东(女，小学教员)和来看我母亲的舅父(商人)押到日本宪兵队司令部审问了一阵之后才释放。当时我母亲恰巧出门，未遭牵连。我听了有些吃惊，心想难道自己工作暴露了，敌人上门来搜捕？

当时我暂住南京城北吉兆营巷内我大哥挚友杨某的一座小楼房内，楼房有三层，下面两层每层两间屋，第三层系一小楼阁，堆放杂物。我家中只有我与母亲两人，大哥在上海当店员，一年难得回来一趟。1943年暑假后，我考入中央大学农学院，平时住校，星期六下午课后回家，次日晚返校。1941年夏，苏皖区党委所属南京特支领导的外围组织“团结救国社”成立前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其成员曾不时在我家开会研讨工作，我也曾在楼阁上油印过抗日宣传品。自1943年上半年以来的一年多，来的人少了，反而出现敌人搜查的事，这是什么缘故呢？当晚，我卧床反复思索。次日返校后，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向我的单线领导人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方焜(潘田)做了汇报。

听完汇报后，方焜问我被查到什么没有？我答，几间住房都搜查了，特别是楼阁上搜查的时间长，但什么也未查到。我还说，前几年用的油印机早销毁了，什么痕迹也未留下。他又问，宪兵把你舅父和房东押到宪兵队，问了些什么？我说舅父从宪兵队出来后就回自己的家去了。我问过房东，她说：“宪兵问她楼房内住几家，有几口人，各自的职业是什么？有关我的情况问得细一些，反复追问平常与哪些人来往，常来的是谁？”房东说：“他们要我讲你常来的同学的名字和住址，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说呢？”据此，方焜和我进行了认真地分析。首先，想想是不是工作暴露了？似乎不像，因为我的工作对象是中学生，在我直接接触的中学生中，从未发现过形迹可疑的人。其次，是不是因为先后参加过倒樊斗争和清毒运动的游行活动而被怀疑？也不像，因为我在游行活动中从未出头露面。分析许久，对导致这次搜查的起因仍不得其解。于是，决定向上级请示，同时要我提高警惕，沉着应付。我俩共同认为，我有许多掩护条件：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有众多的社会关系；在中大校内无活动，表面上埋头读书，懂日语，且在校内得过日语演讲第一名；最有利的是我与日本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有来往，在上大学之前曾由陈嵘教授介绍，每天课余在那里工作两三个小时，做一些事务工作，与那里的日本牧师“关系较好”。由于那里是一个群众活动场所，我们也曾把那里作为碰头地点之一，我还秘密利用过那里的油印机。基于以上分析，便确定静观一下情况的发展再说。

过了两三周后，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人在家看书，忽闻敲门声，我开门看见一个光头、穿蓝布长衫的人站在门口，他年纪在30岁上下，脸部表情严峻。我问他找谁，他说找陈建(我原名陈贤贵，入中大后改名陈建，1944年6月从南京撤退后又改名沈新)。此人一口生硬的中国话的语调。我说，我就是陈建。还未等我再讲什么，他就急切地挤进门来了。我暗想，这显然是个化装的日本人，很可能是日本宪兵找上门来了。我沉着地把他引到堂屋，坐下后，出乎意料，他直截了当地自我介绍说他叫石井，在日本宪兵队工作，接着便盘问我在哪里读书，家里有什么人，等等。我看他中国话说得结结巴巴，便主动用日语跟他交谈。他一听，颇为惊讶，问我在哪里学的日语。我说，在学校里啊!同时，我有意识地把与南京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摆出来，我说我曾在南京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过，开始日语说不好，后来逐渐学会一般日语会话。我列举了三位日本牧师的姓名，指出哪一个英语讲得好。当我用日语讲出这些情况后，气氛开始缓和下来。接着，他也用日语和我交谈起来，问起我的学历、爱好，我坦然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他假惺惺地说，你日语说得不错嘛，比我说中国话强。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你教我学中国话怎样？我说，我平常住校，只有星期天在家，你愿意来就来。临走时，他还告诉我，他的宿舍就在马路斜对面的汉口路，也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西边，欢迎我去。我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声谢谢。与石井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天返校，我把这一新情况报告给方焜。他首先告诉我，已向上级汇报了，同意我们的做法。针对新的情况，我俩又研究一番，认为“魔鬼”化装上门来了，这次不是用硬的办法，而是软的；但对于究竟是什么引“鬼”上门的，他来意何在，我们仍估计不准。我们议定，还是沉着应付，充分利用懂日语的条件，与之周旋，但不主动去找他。

在以后的三个月中，记得石井又曾来过我家三次，大体上个把月一次，都是在星期天。那段时间里，我星期天都不外出，免得他来了碰不上而生疑。这几次交谈内容根本不是学中国话，而是逐渐增加政治性内容了。主要围绕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大校内学生群众组织情况，尤其是关于学生同乡会的情况。对此我说我是南京人，在中大谈不上成立什么同乡会，至于外地学生的同乡会情况，我从来不去过问。二是关于《学生》月刊情况。他一提起这个问题，使我猛然想起，我和方焜开始分析情况时疏忽了这个问题，于是我便警惕地回答他的问题。他首先问了《学生》月刊的主办单位，我告诉他，听说是叫什么“东亚联盟南京分会”办的。他问我和这个月刊有什么关系，我说该月刊的发行人周浩是我的中大同学(实际上，《学生》月刊此时已为我地下党控制，方焜负责主编，我在该刊任编辑，但名义上由不引人注目的一般群众周浩负责)，有时约我写点稿子。他又紧接着问，你写些什么稿子？我推说只翻译点自然科学方面的稿子。他又问，为什么《学生》月刊的通讯处放在你家里？这时，我才回忆起去年暑假前后有几个月《学生》月刊的通讯地址是吉兆营49号。我心想，难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找上门来的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原来通讯地址是在离中大较远的湖南路，因我家离中大很近，周浩就同我商量，为取稿方便，有段时间就将通讯处放在我家里。

经过几次谈话，我终于弄清引“鬼”上门的原因，这是我们工作中一大疏忽。《学生》月刊当时在南京和沪宁沿线各城市大、中学生中，拥有相当多的读者，影响很大，因而不免要引起敌特的注意。至于我的政治面目，他们并不完全清楚，石井想通过我了解中大学生活动情况，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提高警惕。为此，我们有意在《学生》月刊的封里位置上，像登广告一样，用大字登了“东亚联盟南京分会”字样，表示这个刊物与该会有关系，以此为掩护。

按照组织上的指示，与石井周旋，首先要弄清他与我“交朋友”的真实意图；另外，方焜还谈到，听说在清毒运动之后，日本宪兵队里有个黑名单，作为他们侦察对象，因此，他要我在与石井接触中注意摸清这一情况。对前一个问题，经过几次接触，已经逐渐明朗；而后一个问题如何着手，倒是个难题，只能见机而行。到了1944年春夏之交，有个星期天傍晚，我照常经过汉口路返校。不料，冤家路窄，我刚入汉口路东口不远，突然看见石井身穿军装，佩着曹长衔，骑一匹大洋马迎面过来。他主动向我打了招呼，我也只能点头相应，打算搭讪几句便走。谁知他迅速下马，无论如何，要我到他宿舍里去坐坐。开始，我推说要返校上晚自习，但他一手牵着马，一手拉着我走进他的宿舍。我心想，既然摆脱不了就索性坐一会看看。这样，便在院子里等他把马送走回来，一同上了二楼他的宿舍。这时已经天黑亮灯了，我被招呼在一张小桌旁与他相对而坐。最初闲谈一阵，后来又谈起中大，他再次问我中大究竟有多少个同乡会，它们有些什么活动？我说，有多少我也不清楚，连本省的无锡、苏州来的同学都组织了各自的同乡会，可知数量不会少；至于干什么，我没有参加，更说不上。他看这样谈有谈不下去的可能，便很快改变对问方式，急忙从抽屉内取出纸张和红黑铅笔各一支。先用黑铅笔在纸上写了“廓外组织”四个汉字，问我可懂它的意思。我故作思索后回答：日文书上从未读过这个词。的确，我并未从日文书上读过，但我一看就明白，这是“外围组织”的意思，可我只能故作不懂。看来，他倒相信我真不懂，便在纸上做图解。他先用黑铅笔画了两个圆圈，而后又拿起红铅笔在一个圆圈内点了好多红点。画完后，又写了“细胞”两个汉字，问我可懂？这时，我立即反应过来，他是想把问题引向有关共产党的方面了。我了解日文汉字“细胞”，不仅有生物学上的含义，而且在政治术语上有“基层组织”和“支部”的意思。我一边想，一边很快回答：“细胞”这个词早在生物学课本上读过了，是动植物体内最小的组织。他听了俨然以老师的口吻说，不对，不对，不仅有这个意思，而且有共产党支部的意思。我假装完全不懂的神态，反问“支部”是什么意思。他随即向我解释说，你看，这有红点的圆圈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也就是一个支部。一个红点就表示一个共产党。我边听边做出似懂非懂的样子，连说“原来如此”。他接着用黑铅笔往另一个圆圈里点了好多黑点，说这好比你们学校里的许多同乡会，然后用红铅笔在这个圆圈里点了一个红点，并指着另一个红点组成的圆圈说，这个红点就是从这个“细胞”里派出来的一个共产党，来到同乡会里活动，慢慢这个同乡会里就会有一些黑点变成红点，也就是变成共产党了。所以，这个同乡会就叫共产党的“廓外组织”。我边听边摇头说，真弄不懂这个意思。他却说，你听我多讲讲，就会懂的。稍歇，他突然从身上拿出一个袖珍本，翻开一页，在我眼前晃了一下说，你看，我这里就有一些人名字，他们是不是共产党“细胞”里派出来的人值得考虑。我用眼睛瞥了一下，确实看到有10多个人名字，但一时难以看清楚，只隐约地看到两三个熟人的名字如厉恩虞等，而这几个同学正是中大学生活动中出头露面的人(这个情况后来都由方焜通知厉恩虞，要他注意)。令我感到突如其来的是，他说着说着，忽然把本子合起来放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说声“对不起，去厕所一下”，就走开了。他这一意外动作不禁引起我的警惕：他为何这样？是不是有意试探我对这一名单是否有兴趣，是否趁他不在时偷看？想到这里，我立即提醒自己不能上当。于是他刚走，我也迅速站起来离开桌子，走到一个书架旁边，若无其事地看起书架上的书。书架上不仅有几本日文军事书籍，而且有好几本政治书籍，如《延安之内幕》《唯物辩证法》等。我心想，这个宪兵队的小头头，原来是专门研究共产党的啊!不一会儿石井回来了，看样子还想坐下来和我继续谈下去。我却看了一下手表，说时间不早了，该返校了。他看我不愿多逗留，便送我下楼。在分手时，我有意说了一句，星期天有空到我家去吧。他说，不成，最近个把月要离开南京到外地去，等出差回来再去。这时，我也接过话来说了一句，我们考试完也要到市郊农场去实习。这样，我便往中大方向走了。

在返回宿舍的途中，我竭力把石井当晚的行动和谈话强记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过电影”，并作了如下分析：(1)石井是个专门监视、侦察中大学生活动的特务；(2)目前他正在积极搜索共产党嫌疑分子，他的手里确有个黑名单；(3)他对我的政治身份尚不了解，而试图边利用、边考察；(4)这个特务很老练、很狡猾，与之周旋，不可稍有疏忽。

在去石井宿舍后的一两天，我向方焜详细地汇报了这次与石井接触的情况以及我的初步分析。他听完汇报以后，我们做了进一步分析，根据石井的身份、特务活动的重点以及他与我接触的意图，我们得出的印象是：中大学生的倒樊斗争和南京大、中学生联合进行的清毒运动确实震惊了敌特，他们正撒网搜寻“对象”，石井手中的黑名单，就是他们要捕捉的线索。看来石井是个特务老手，是较难对付的。不过方焜鼓励我说，好在你有较好的掩护条件，只要提高警惕，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意外。

与方焜研究后约一个月内，石井未来找我。这时学校开始放暑假，我家从城北搬到城南门西的磨盘街。暑假开始，根据党组织决定，我与一些大学同学(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借用南京城南市立一中校舍开办中学暑期补习班。一天，方焜来找我，通知我：组织上决定他和我同时撤离南京，到苏南根据地去，要求在五天之内秘密地做好准备工作。我既感到突然，又感到高兴，因为终于要从“地下”去可以自由活动的抗日根据地了。同时我也担心在动身之前给石井黏上，影响撤退计划。谁知就在我动身的前两天，我在南京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一个老同学打来电话，说石井从外地出差回来了，要找我(我曾告诉过石井，我可能搬家，如在吉兆营找不到我，可通过这个同学联系)。我在电话里回答说，请你告诉他，我到光华门外农场实习去了，个把月后回来。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方焜，他说，不管他，按我们的计划行动。我俩还开玩笑说，总不至于在中华门城门口碰上他给扣住吧？

大约是1944年6月底，我们紧张地完成了准备工作(主要是移交关系)后，在一天晚上，我们到鲁平同志家里会合，第二天凌晨出了中华门。当时我们持有中大学生证，一身学生打扮，携带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和书籍，装作放暑假回家的样子。经过检查，总算顺利出了城，我们才算松了口气，心想，这下可要气坏石井了。

解放后，听到家里人和几位在南京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说，在我走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石井确实情绪沮丧，每天总要到吉兆营49号去，坐在一张藤椅上，在大门口紧盯着过往行人，守候着来与我“联络”的人。其实早在撤退之前，方焜与我就给有关同志打了招呼，结果石井空等了半个月。之后，他又找到我新迁的地址，一方面想从我母亲口里查出一些线索；另一方面又逼我母亲把在上海的哥哥叫回南京，要他到处去找我。这一招也失败了，因为我母亲和我哥哥并不完全了解我的情况，我临走前几天到一个亲戚家时只对母亲谎告去农场实习。他们就是知道一些常来往的同学，也都闭口不谈。这样石井经过两个多月的折腾，仍然一无所获。而我们这次撤退丝毫未牵连到数十名继续在南京坚持地下斗争的同志。

(本文选自《百年潮》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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