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抗战时期的红色大学

烽火育英才

——记河北抗战学院主要创建者吴立人

李建抓

吴立人

全面抗战爆发后，敌后根据地急需大批兼具政治觉悟、军政能力的青年骨干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中共冀中区党委决定，创办一所培训冀中民运及军事干部的红色学府：河北抗战学院。学院吸纳平津保流亡青年、地方进步知识分子进行短期军政培训，使之成为冀中抗战的骨干力量。杨秀峰受邀出任院长。因忙于冀南行政公务，杨秀峰全权委托吴立人主持学院筹建、党务与教学管理工作，并担任学院党总支书记和军政院教导副主任。

吴立人以“一二·九”学生运动积累的斗争经验、创办冀西军政干校的办学阅历，扎根深县，在炮火硝烟中撑起这座冀中敌后规模最大的“红色大学”，为华北抗战输送两千余名革命骨干，成为冀中抗战史上不可磨灭的教育先行者。

作者李建抓在北京采访吴立人之子吴淳

一、热血青年搞学运，深耕冀中播火种

1.“一二·九”运动结识杨秀峰

吴立人和杨秀峰相识于1935年12月9日，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前，吴立人在北平华北大学一边读书，一边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一二·九”运动中，吴立人作为彭涛的助手、西安门地区的负责人，与“一二·九”学运领导人冷楚、黄敬、王林、周小舟、姚依林、敖白枫等成为亲密战友。

1935年12月8日，吴立人与张启仁等华北大学30多名学生彻夜未眠，制作游行用的标语口号、小彩旗和横幅标语。12月9日凌晨，吴立人、张启仁等爱国学生，在学校大礼堂门前集合后，冲出校门，直奔新华门请愿地点。

同学们都拿着准备好的标语、横幅、彩旗等，边走边高呼口号。到西安门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吴立人和同学们不畏强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勇往直前，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这期间，经彭涛、姚依林、周小舟介绍，吴立人认识了北师大杨秀峰和孟世杰两位教授，成为协助杨秀峰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创办冀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得力干将。鉴于吴立人的经验，这次杨秀峰又委托吴立人到冀中去筹备抗战学院。

2.潜伏深县发展党员，筑牢群众根基

遵照杨秀峰的指示，吴立人两趟去束鹿县旧城、寨子村一带，找到束鹿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书记王亚波，走访调查，争取他协助。还走访了五县联庄会的地下共产党员宋孟明和一些进步青年，调查能有多少人报考抗战学院。同时还了解到，七七事变前，束鹿辛集就弥漫着硝烟的味道，居民和商贩们心照不宣：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1937年10月，随着日军南侵，束鹿县国民党军政人员都逃跑了，社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各色游杂武装纷纷建立，李庆锁的土匪武装已经进入了束鹿旧城，使得在束鹿开办抗战学院并不理想。

吴立人又到深县调研。深县与束鹿交界，北邻安平县、饶阳县，东与武强县接壤，这一带建党都早，政治环境好。北邻的安平县1923年就成立了农村党支部，1924年建立了县级委员会。深县1926年有了第一个中共党员，很快创建了7个农村党支部，1932年冬成立了深县县委，群众基础好。1938年5月，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诞生在安平县，这一带群众的抗战热情高，有一大批在外地的知识青年已回乡参加了党组织和抗日联盟。1937年10月8日，日军沿沧石路自东向西侵占深县县城后，次日就离去，深县不是日军的眼中钉。

更重要的是，深县时任县委书记刘书亭、副书记杨怡然都是吴立人发展的党员，得到他们的协助和支持更为方便。具体情况是，1936年9月，中共直南特别委员会派吴立人(化名王韶秋)到深县，以“一二·九”运动南下宣传团成员的名义开展党的工作。他与杨铁城(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之后，一起在深县的唐奉、刘屯、郭家庄、大召等村发展刘书亭、杨怡然、靳盈之、郭尊义、任佩珍五人入党，成立了当时深县境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区级党组织——中共唐奉区委员会，杨铁城担任书记。这个区级党组织在深县影响很大，区内的不少党员后来成了县区的领导干部。

1937年9月，以吴建民为书记的保南特委也在深县马官屯成立，辖深县、安平、饶阳、武强、武邑、束鹿、深泽等县，加快党组织恢复及发展建设。

1938年春，杨铁城调到安平县北关高小军政干部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刘书亭担任了深县县委书记。此时的深县，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党组织日渐健全。区域之内，没有土匪滋扰，又靠近安平，接近冀南，靠近冀西。在深县建立抗战学院，得天时地利人和。

吴立人向杨秀峰汇报了自己的调研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想法。杨秀峰采纳了他的意见，抗战学院由原来计划设在束鹿改为设在了深县旧州省立第十中学。学院由冀中、冀南、冀西合办，分为民运院和军政院两部分。

因报考人多，旧州省立第十中学容纳不下，军政院设在了深县城里一家为躲避日寇而逃到大后方去的地主家大宅院里。

3.热血青年纷纷来投

在抗战极为残酷的情况下，吴立人负责抗战学院的招生工作。由于吴立人对这一带党员干部较熟悉，前期又做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数千名知识青年，包括平津保流亡学生，纷纷前来报考。不少先报名的学员把自己的朋友也招呼到学院参加考试。

抗战学院招收学员很注意政治素质。一般是从地方推荐保送，也有一些是自己由敌占区跑来的，无论是从哪里来的，一律要经过考试才能录取。学员入学不限年龄，有十二三岁的，也有四十来岁的，还有兄弟姐妹一起来学习的。有一位母亲，带着十二三岁的女儿，从北平穿过敌人封锁线来到抗战学院，母女二人都成了民运院女生队的学员。学员也不拘文化程度和职业，有大学生，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只要识字，只要要求抗日，都可以参加。农民很少，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个别士绅。军政院的学员大部分是部队保送的，也有一部分是从民运院转来，学做政治工作的。据《中国共产党蠡县地方史》载，1938年8月，蠡县新世纪剧团第一任团长张春霖，因自己文化水平低，担任团长之职力不从心，主动申请辞去了新世纪剧团团长之职，到深县抗战学院学习。

曾任河北省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安平县后赵疃村的赵成全回忆：“1938年7月，村党支部推荐我，又让我动员本村的赵东升(萧一平)、赵福忠报考了抗战学院，我们三个结业后，都安排在了冀中四分区工作。赵东升结业后担任冀中十八团某连指导员，1943年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来留校担任中央党校教授。赵福忠抗战学院结业后，任冀中四分区司令部警卫营班长，1940年牺牲在博野县。”

授课的讲堂，是吴立人组织学员们临时搭建的，可容五百人的席堂，横排一条条杉木作为学员座位。中间竖立一面小黑板，教官站着讲课。一堂课一般三个小时，上午授课，下午分班讨论。

清理院落，吴立人带领学生们一起干。安平县抗战学员春儿生前回忆，她去抗战学院的第一天，交了答卷后，看到一大群男女学生正在那里捡拾烂瓦和砖头。吴立人主任带领学生们，把七七事变学校南迁以后，久经荒废的操场清理出来。在这群青年学生里边，有些是穿制服的，更多的是穿着便服。他们多数是原来北平、保定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女学生有的是玉白色士林布短大衫，下边光着腿；有些是短袖漂白小褂，露着胳膊。这些当然都是富家小姐，有的脸上还擦着脂粉。她们的手很小很白，她们轻轻地蹲下身子，一只手小心地提着衣裳襟，在那里喊叫加油。干这种勾当，春儿觉得比答试卷要超脱得多，她的活泼熟练的动作，立刻引起了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

深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院头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韩复光也被游击大队推荐成为军政院学员，曾与他一起工作的战友王子均(女)也通过考试进入民运院学习。

4.青年教官 文武兼备

吴立人生前回忆，抗战学院在选拔师资上，坚持“抗日前线的需求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原则。在冀中和冀南两个敌后根据地的革命队伍中挑选，注重选拔八路军队伍中德才兼备、有实战经验、有理论功底、“带过兵打过仗”的同志。抗战学院的领导：第一期民运院的教导主任为陈乔、副主任甘春雷，第二期吴砚农为主任；总队长邢仁杰，副总队长郭慕汾、杨绍振。军政院教导主任为刘亦瑜、副主任吴立人，这些都是政治觉悟高还有一些教学经验的人士。

在课程设置上，抗战学院坚持了“官兵一致”，院长、主任都授课。杨秀峰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王晓楼讲哲学和政治常识，刘亦瑜、孙文淑讲统一战线，吴立人、杨立均讲群众工作，陈乔讲抗战形势，孙犁讲抗战文艺和革命史，罗青讲国际政治。

孙犁，河北省安平县孙辽城村人，1926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36年在安新县同口完全小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加入抗战工作，指导敌后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7月经吴立人推荐，孙犁在抗战学院当教官，讲授抗战文艺、中国近代革命史，还介绍了《母亲》《铁流》《毁灭》等苏联文学，着重讲解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孙犁是吴立人在保定育德中学的师兄，也是吴立人在文学方面的崇拜者，早在1936年吴立人在安平县恢复壮大党组织时又多次和孙犁接触，在筹备抗战学院时他力推孙犁担任了教官。

吴立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精心又紧张地操办抗战学院的招生、开课等工作。抗战学院1938年7月开始招生，8月初就开了学。因为冀南行署要在八月份成立，按照冀南区党委的要求，杨秀峰在八月份回到了冀南，吴立人又协助副校长吴砚农管理着学院。

二、慈威支书亲自授课

吴立人把延安抗大精神和教育方针作为抗战学院管理的指南，在抗战学院的影壁上写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抗战学院虽然是短期训练性质的，但根据冀中区党委对学员“用得上、稳得住、作风过硬、吃苦善战、文武双全”的人才要求，狠抓正规化建设，努力克服军训和教学中的短期行为，吴立人先后研究制定了“军事教学章程制度”“军训期间规章制度”以及“学员政治思想和军事化管理流程”。严格按照这些规章制度加强了管理，效果非常明显。这些措施增强了教学的科学性，消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吴立人还针对抗战学院出现的理论课与军事技能脱节等问题，随时调整了军事课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在政治课教学上，突出了“忠于党和人民，积极抗战，勇于奉献和严明纪律”。

吴立人生前回忆：冀中区党委领导同志对抗战学院非常重视和关心，区党委书记黄敬、司令员吕正操等同志都亲自来到抗战学院看望全体师生。记得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黄敬同志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学院。他平易近人，风趣洒脱。先找一些干部了解工作情况，有一位女教导员问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他耐心地作了回答。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开学的那天前来祝贺，还结合冀中抗战形势，向全体师生讲解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吕正操为鼓励学员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还把从缴获日军收音机里收听到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毛主席《论持久战》的讲话精神传达给学员们听，讲得出神入化、非常幽默。

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既艰苦紧张又丰富多彩。抗战学院采取了军事化和准军事化管理，训练严格，纪律严明。清晨以号声为令，跑步训练，吴立人和教官一起参加。学员们白天参加九个小时的学习和训练，晚间还有不定时的演习紧急集合和夜行军等，夜间紧急集合时，十分钟要打好背包。课内讲述游击战术、军事学基础知识等，野外进行匍匐滚打、实弹射击等实地演习。

吴立人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学院生活异常艰苦，饭菜经常是小米干饭和辣椒萝卜白菜，每人每天五分钱菜金，一斤半小米。晚上十几人挤在一间小地铺上睡觉，谷草为席，砖头当枕。如果半夜去厕所，回来后就很难再躺下。吴立人还组织学员们出墙报，写标语，唱救亡歌曲，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抗战学院成立了抗战剧团，课余时间排练，在“九一八”纪念大会上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活路》等话剧。他们还多次在深县为群众演出，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颇受欢迎。

吴立人受杨秀峰委托，找孙犁研究创作了《抗战学院校歌》。歌词是：“同学们，莫忘记，那火热的战场不远的前方。我们兄弟们，正和敌人拼，奋勇不顾身。记起那大好的河山，被敌人强占，烧毁的房屋，荒芜的田园。记起那，曾被鞭打的双肩，曾被奸污的衣衫。同志们在战斗，家乡在期望。我们要加紧学习，努力锻炼，奔赴战场。把自己刀枪磨亮，我们叫智慧放光。我们在烈火中成长，我们要掀起复仇的巨浪！”学员们唱着这首校歌在战火中成长，它像一团火焰，燃烧着学生们的爱国激情，像一把火炬，照亮学生们前进的方向。

吴立人在抓好管理的同时编写教学大纲，紧紧围绕“一切为抗战服务”的办学方针，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学员《赵成全回忆录》中载：吴立人主任知识渊博，有深厚的政治理论功底，讲起课来引经据典，有事实，有理论，且风趣幽默，通俗易懂，深受学员的喜爱。给我们讲述“群众工作”时，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思想，他讲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军民紧密团结，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能够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就能够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吴立人主任给我们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让我们记录下：“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还给我们讲：“人民群众是靠山”，他说：“人民群众与党、与军队是鱼水关系，老百姓是水，我们的党和军队是鱼，鱼不能离开水。”他还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开展游击战争首要是动员发动群众，组织宣传群众”。他的授课，对我们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引领。

经过授课教育，学员们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特别是就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态度问题的对比，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国民党是靠不住的。至此，过去存在的所谓正统观念才彻底消除了。

吴立人担任党总支书记在各大队积极进行了发展党的工作，党支部一个一个地进行个别谈话，加强党章党纲教育。在两期学员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入了党。党总支还在全院举办了积极分子会和党课教育，吴立人、杨绍振等同志讲党的基本知识，除党员外还吸收积极分子自愿参加。

这些青年虽有一定的民族觉悟，但阶级观念比较模糊，经过党课学习，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党的观念加强了，自觉地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个模范党员，在各种工作中都起着模范和带头作用，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大大扩大了。此外抗战学院还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群众，工作十分活跃。这些党员和“民先队员”在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三、挚爱英才 桃李芳菲

抗战学院是冀中根据地初创时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革命学府，共办了两期，每期3个月，共6个月。第一期1400人，第二期1300人，共2700人。武汉失守后，日寇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其进攻重点，对冀中平原连续发动五次围攻，形势日益严峻，于是第二期就提前结业。1939年2月初全体师生转移到饶阳安平边界集合，大部分分配到冀中5个分区工作，一部分参加了一二〇师教导团，还有一部分由邢仁杰带队提前去了冀南。当时大家满腔抗日热情，不管分配做什么工作，不管分配到什么地方，都不计较个人利益，背起背包来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抗战学院虽是短期训练班，但成果是显著的，为当时党、政、军、群众团体培养了大批中下层领导骨干。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干部已遍布全国各地和各条战线上。新中国成立前他们参加了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积极地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担负着各方面的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也有不少同志在战场上光荣牺牲了。

吴立人任冀中九分区党委书记、分区游击大队总政委，他所在的九分区吸纳了200余名抗战学员，学员们都称吴立人为书记老师，吴立人对他们也委以重任，使他们把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在抗战实践中。

吴立人针对每个学员的特点，分别让他们担任了班、排、连长，有的担任了除奸科长和首长秘书，还有的担任了县委书记、县长、游击大队队长。对这些学员他始终关心，没有放弃“继续教育”。更重要的是，吴立人把他们扶上马后还要送一程。这些抗战学院的学员有不少成为优秀的指战员和党在各级组织中的领导者，为坚持敌后平原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日寇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十几万人的肃宁小县戳起了40多处据点炮楼，对抗日居民昼夜清剿，120人的肃宁县大队损失严重，仅幸存了十几人，六个区小队只剩下了2个，法西斯恐怖笼罩着肃宁县城。

吴立人面对险恶的形势，任命抗战学院的学员李伯宁(时任冀中九分区任丘县游击大队参谋)任肃宁县县长，兼县游击大队队长。李伯宁虽然有勇有谋、英勇善战，吴立人还是放心不下。

1942年11月，吴立人找到李伯宁和县委书记王耐林，在徐庄村地洞里开会，当面授命肃宁县委书记王耐林兼任县游击大队政委，研究加强县区武装和加强敌伪军工作等问题。他要求中共肃宁县委和全县人民生死与共，紧紧抓住重建抗日武装和进一步瓦解敌伪军这两个克敌制胜的环节，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机智灵活的斗争。李伯宁上任后，肃宁县从1942年下半年的“单打一”(单个铲除铁杆汉奸)开始，到1943年3月，县大队受损后的十几人恢复到100余人，各小区恢复到50人左右，村游击小组也相继活跃起来。到1944年8月，肃宁的县区武装与活动在本县的34区队(相当于独立营)密切配合，不断打伏击、拔据点，共歼敌900余人，攻克逼退敌据点39处，迫使敌人只能困守县城、梁村、玉皇庙3个孤点炮楼，敌伪士气颓丧，斗争态势根本改观。

与此同时，吴立人指示李伯宁带领游击大队机智巧妙地瓦解敌伪军工作卓有成效。通过政策攻心、示警告诫、派遣打入、释放俘虏等多种方式使很多伪军警转变了思想，到克城前已有百分之四十与我内线保持联系。

为使肃宁县城尽快解放，1944年9月，吴立人给冀中军区34区队和肃宁县委下达攻城命令，并派军分区参谋长李健来肃宁指挥作战。参战部队有34区队、肃宁县大队和各区小队，并部署博野、高阳、蠡县三个县大队打援。

9月29日上午，李伯宁组织了攻城指挥部，召开动员大会布置作战任务：34区队一连和肃宁县大队由区队长贾桂荣等指挥攻东门；区队2、3、4连由区队政委杨栋梁指挥攻西门(肃宁城无南北门)。黄昏后，攻城部队按时运动到出发地。

指挥部设在南城附近的寨南村，由李伯宁和李健等组织整个战斗。学员李伯宁从担任县长、游击大队长直到肃宁全城解放这3年的时间里，吴立人非常关注他，使他灵活利用了在抗战学院学到的知识，战绩卓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记载：肃宁县1944年中秋节前夕，全歼了县内的日伪武装，使肃宁成为冀中区第一个完全解放的县份。

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清剿”中，县区有些干部成为汉奸叛徒，为日寇办事或提供情况，冀中九分区各县的抗日组织遭到严重损失，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立人在恢复抗日武装和党的组织后，首先开展了锄奸工作，选派抗战学院学员孟庆章担任冀中区锄奸科科长。

孟庆章，安平县谷家左村人，1937年参加安平县自卫大队，1938年8月考入抗战学院。结业后，吴立人先是安排他在冀中九分区警卫营担任班长、排长。开展全区的锄奸工作后，吴立人首先想到的是孟庆章，在学习期间学习认真，战斗勇猛，遇事肯动脑筋，方式方法灵活多样。对他委以重任后，集中了十天的时间对全区罪大恶极的汉奸、叛徒进行了严厉打击，先后处决了13名民族败类，震慑了敌人，为进一步恢复敌后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吴立人常对人们讲，抗战学院的学生们是我在抗战期间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志，据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王寿臣的女儿王卡佳在《我的父亲王寿臣》一书中写道：1938年，不满15岁的王寿臣参加革命后，被分配到冀中九分区担任吴立人的警卫员。父亲当年的名字叫王群增。因父亲年幼聪颖，组织上送他到专区办的“民主革命中学”，学习文化知识，抗战学院成立后又派去军政院学习。入学后，日本鬼子开始疯狂地分割扫荡，第二年学校被迫解散。1941年下半年父亲再度被调回到吴立人身边工作，担任排级警卫员。吴立人此时是冀中军区九分区政委、地委书记。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冀中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天下午，吴立人在分区无名村开会，村子突然被日本鬼子包围，情况十分危急，父亲让政委和其他人先撤，自己留下来阻击，吴立人大声命令：“大家立即疏散，我顶着！”其他人匆匆离去，父亲使劲推着政委，“你走，我留下！”就在吴立人与父亲相争不让的紧急时刻，一个村民忽然跑过来，抓住他俩的手迅速拉到牛棚的草垛中，只听见一声枪响，子弹穿过草垛，击中父亲的大腿，鲜血直流。直到深夜，枪声渐渐远去，终于化险为夷。这段故事，著名抗战作家梁斌在《和吴立人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有精彩描述。解放战争时期王寿臣随华野转战南北，历任解放军团长、师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吴立人在抗战时期注重把学员培养成抗战的骨干，不断对他们进行培训和谈话。1939年10月在蠡县的莲子口村，为抗战学院的学员专门举办了地道研讨班。1940年夏，吴立人带领九分区抗战学院的学员们到地雷战开展较早的冀中七分区安平县举办了“爆炸物”训练班，让安平县的爆破大王吴兆林(曾任冀中军区爆炸厂组长)讲授制造火销、火药和地雷的方法，并让安平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王东仓介绍了安平县民兵开展地雷战的经验。让学员们首先掌握了地道战和地雷战的知识，从此地道战、地雷战在九分区广泛开展起来，成为群众游击战争的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吴立人亲自编写《地道战和地雷爆破》等小册子，现在珍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吴立人在《档案》中写道：“我能坚持八年抗战，开创地道斗争，组建雁翎队，实施地雷战、地道战等平原游击战术，成立敌后武工队并取得经验和成绩，与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分不开，与我授课的学员们对我的支持分不开，学员们是我一生的挚爱学生和亲密战友。他们是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坚强后盾。”

新中国成立后，有不少学员担任了省部级领导。冯佩之，原名刘金亭，1918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1938年8月在抗战学院学习，1940年7月吴立人结合九分区的情况，在九分区最早建立县公安局，各区村又设了治安员，九地委建立公安督察处，任命冯佩之为公安督察员。公安局负责督查各县的锄奸反特工作，肃清暗藏的敌特、密探、间谍。通过镇压敌特分子，为抗日战争扫清了障碍。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冯佩之几次陪同吴立人书记以蠡县为基地，先后到清苑、高阳、博野、肃宁、白洋淀等地区视察，听取各县公安局长的汇报，部署锄奸反特工作，鼓舞士气。一天夜里，冯督察员派人把刚调任肃宁县公安局局长的李兰芳(原名齐景霖，安平人，1925年入党)找来，在蠡县和肃宁交界的村庄相见，格外亲切。李兰芳关切地说：“吴书记和冯督察员，情况这么紧张，你还亲自下来，多危险啊！”冯督察员说：“是啊！现在情况紧急，吴书记放心不下我一个人来，非常愿意和我一起来看看你们，也了解一下各县的情况。”冯督察员还对李兰芳说：“今天来主要是告诉你今后怎么找我，如何联系。我们要以蠡县为据点，建立一个交通网以便和各县公安局及时取得联系。我今晚还要去博野后还要回蠡县，别等我了，明天你去蠡县找我研究肃宁的锄奸工作。”说罢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说：“蠡县再见！”吴立人和冯佩之连夜赶到蠡县听取公安局局长郭亚民的汇报，部署建立交通网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冯佩之任职颇多，最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并兼任首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吴立人曾任命的肃宁县县长、游击大队长的李伯宁，1949年参加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历任水电部司长、副部长，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4年被任命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党组书记。1986年任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主持了三峡百万移民的试点工作，经过8年的努力探索，在农村移民、城镇搬迁和人才培训上，成功地创造了“改革过去的一次性赔偿为开发性移民”的丰富经验，为移民搬得出、安得稳和发家致富创造了条件。得到中央及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许和广大移民的热烈拥护，为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李鹏总理称他是：“呕心沥血，力排众议”。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后，他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

抗战学员崔月犁，1938年抗战学院结束后安排在冀中九分区，1943年调往北平、天津地区，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为古城北平的和平解放出生入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为北平的重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担任卫生部部长后，成为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一面旗帜。

资料来源：《深县志》《中国共产党衡水历史》《束鹿县党史资料汇编》《中国共产党安平县历史》《吕正操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肃宁县志》《中国共产党安平县历史》《吴立人档案资料》《孙犁文集》《杨秀峰同志谈抗战学院》《我的父亲王寿臣》《风云初记》《烽火情—冯佩之和他的战友》。

作者李建抓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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