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球从“红球”演化为“国球”中的红军基因

中国早期乒乓球活动多在沿海大城市开展，然而具有同样意义的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乒乓球活动随着革命战争烽火进入中国内陆省区。中国革命先驱在进入红色政权割据时代的时候，也将乒乓球活动从沿海带进内陆农村地域，使之成为革命军队中逐渐开展起来的体育项目之一。

中国是亚洲地区最早开展乒乓球活动的国家之一。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乒乓球活动传入中国，有了乒乓球爱好者群体。这比乒乓球活动的发源时间只晚二三十年。

考察中国乒乓球运动的红军基因，人们更能够理解，乒乓球何以在中国发展成“国球”。

林彪及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爱好打乒乓球

1926年，国际乒联在英国伦敦成立，只有9个国家的代表。当时，乒乓球活动极少见于报端，即便在上海这样的中国乒乓球摇篮城市，有关乒乓球的报道和记载也极少。然而不过3年，乒乓球活动已经在江西、福建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有了开展，红军将领和中共主要领导人中都有乒乓球爱好者，其中的显要人物莫过于林彪。

开国中将欧阳毅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一个故事。1929年10月，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的红4军进军闽西。时年22岁的林彪任红4军1纵队司令员，欧阳毅是纵队首长秘书。有一天，欧阳毅在屋子里摆弄手枪不慎走火，子弹从身前的林彪耳边擦过，差一点打死他。

林彪吓了一跳，说：子弹从耳朵上划过，真烫！

欧阳毅写道：“林彪倒没有计较我这次的枪走火，大概是(因为)我是他的下级。当时我跟他的关系也不错，休息的时候我常跟他打乒乓球，他打不过我，也不计较，活动活动身体而已。”

欧阳毅还写道：“有一次他打土豪缴到一盒乒乓球，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财产。林彪写了张条子：‘送欧阳毅’，派通讯员送给了我。”

查考历史，未见早年林彪有明确的体育活动爱好，那么乒乓球就是青年林彪唯一见诸文献记载的体育活动了。林彪在1938年被阎锡山部哨兵误击负重伤，从此身体较虚弱，未见有文献记录他有别的球类运动爱好。

欧阳毅将军这段记述，可能是红军中乒乓球活动的最早记载。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比欧阳毅更早的对红军乒乓球活动的记录。如果是这样，林彪可能是开国元勋中具有乒乓球活动记录的第一人。

红军部队中的乒乓球活动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苏区在盛期发展到20多个县境的红色区域。

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在苏区打乒乓球：“洛甫(张闻天)和陈云、潘汉年爱打乒乓球。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洛甫、小开(潘汉年)住楼上，博古(秦邦宪)、陈云住楼下。楼下客堂间里用方桌子拼成球台。我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乒乓球拍是木板的，上面打了几排圆眼子，洛甫是右手握球拍，球打得挺好。”

1937年在延安，红军战士打乒乓球，他们头顶上方悬挂的标语上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刘英这段回忆非常重要，记述了中央苏区重要领导人的乒乓球活动。文中述及张闻天、陈云、潘汉年几人常常招呼她过去一起打乒乓球。

张闻天、陈云、潘汉年在一起打乒乓球是肯定的，博古是否也打乒乓球，刘英的记述不甚明确。当时博古二十多岁，1933年1月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成为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他曾在上海、莫斯科求学，有机会接触乒乓球运动。他在中央苏区是否还留存乒乓球活动的记载，有待进一步求证。

中央苏区领导人中肯定还有更多的乒乓球活动者，但是缺乏记载。

工农红军中亦有乒乓球活动。1932年5月4日，红军为庆祝攻占漳州，在漳州举行了“红5月运动会”，运动会设有乒乓球项目。

《红色中华》1932年11月28日报道：1932年，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建立起712个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中，有一些设有乒乓球台。1933年7月29日，中央苏区颁布《教育工作计划大纲》，要求各地建设俱乐部，其中“还要有书报室、展览室，乃至乒乓室、弈棋室”。

红军卫生学校在1933年6月24日和同年12月3日两次举行的体育运动会，都设有乒乓球项目。

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央苏区在瑞金叶坪举行五卅运动会。这是中央苏区时期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届“全运会”。运动会设有乒乓球项目。

在江西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总第83期)，有报道乒乓球比赛的文字：“午饭后2:00又开始室中的乒乓球赛，乒乒乓乓好不热闹，尤以中央政府队选手匹马单人，所向无敌，连胜五军团与保卫局队，取得了最后决赛权。”

可见这次比赛每队只需出一人即可比赛。次日决赛，还是中央政府队选手胜出，夺得锦标。当时的《红色中华》不是每日出版，此后没有继续报道，这个乒乓球选手的夺标记录因此不完整，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在5月30日这届运动会开幕当天，苏区政府颁发的《各种赤色体育规则》中，对乒乓球台有明确规定：“1.台长9尺，宽4.8尺，台高2.8尺；2.网高为6.75寸，阔与台宽相等，两端以木架擎起；3.台之两端线距离3寸之处，各与中线平行，各给一局线。”

据曾飙主编的《中国苏区体育史》统计，1933年是中央苏区乒乓球活动鼎盛期，共举行了19场次比赛，而在1934年仅有1次。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也从江西带走了乒乓球活动的种子。

在红色割据区域开展乒乓球活动，表明这项新兴的运动可以融入频繁打仗的战争环境。一旦有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器材简易的乒乓球活动就能够开展起来。反过来，在红色割据战争中有没有乒乓球活动，也成为检验红色根据地稳固程度的一个标志。20世纪30年代初，乒乓球活动在中央苏区的活跃程度远高于鄂豫皖苏区和湘赣苏区。

只是这个时候，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周恩来在乒乓球台边的身影。这两位领袖人物都是乒乓球爱好者，对于他们两人的乒乓球活动记录，在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才开始有。

斯诺和范长江书中记录：乒乓球在陕北落地生根

红军长征中艰难困苦，自然谈不上打乒乓球了。但是坚强的红军把乒乓球种子带到了陕北，让它在陕北高原上落地生根了。

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央军委先驻陕西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入延安。

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为乒乓球活动拓展出一片天地。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以保安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他一到保安，就见到红军大学学员在打乒乓球。

斯诺写道：“有一天早晨，我同林彪指挥员和他的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到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我们是在文娱时间里到的，有的学员在两个篮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

斯诺的记录有红军干部日记作印证。时年22岁的童小鹏经历长征从江西来到陕北后，进入红军大学学习。他在1936年8月8日记载，红大学员认真学习的样子：“现在一早起来，总看到所有的同学都埋头伏案地啃讲义，手里拿着红蓝铅笔划来划去，午睡时也有些同学看书了，有些做着午睡的样子，可是睡在床上手里还拿着一本书，眼部稍闭地看着。往日饭后打得很热闹的乒乓球及网球，现在简直没有人去过问了。”

1937年夏天的延安，红军战士在打乒乓球

这则日记可以和斯诺的记载互为印证，表明乒乓球曾为红军大学(后来发展为“抗大”)的学员们所喜爱。

不仅是红大学员喜欢打乒乓球，斯诺后来到宁夏和甘肃交界地带的一支红军部队采访指挥员彭德怀，发现乒乓球在红军作战队伍中也受到欢迎。斯诺写道：“许多人听到红军爱好英国的乒乓球，觉得很有意思。这的确有点奇怪，可是每一个列宁室屋子中间都有一张大乒乓球桌，通常两用，又作饭桌。吃饭的时候，列宁室变成了饭堂，但总有四五个‘共匪’拿着乒乓球拍、乒乓球和球网站在旁边，催促同志们快些吃，他们要打乒乓球。每一个连都有个乒乓球选手，我简直不是他们的对手。”

半年后的1937年2月，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访问延安。他在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引导下参观校园，看到有些红大学员“在打乒乓”。

1937年2月，红军驻西安办事处正式成立，周恩来、叶剑英来到这里开展工作。闲暇时，叶剑英成为积极的乒乓球爱好者，时常找年轻人挥拍对垒。周恩来也在这里打过乒乓球。这里可能产生了周恩来最早的乒乓球活动记录。

西安红军办事处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开展的乒乓球活动带动了南京、武汉、重庆的乒乓球运动。“八办乒乓球”由此成为日后机关乒乓球活动的引导者，这一传统延续至今。

随着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的巩固，毛泽东也喜爱上了乒乓球。他和周恩来等领导人身体力行地喜爱乒乓球，深深影响了革命队伍，进而影响了广大中国民众，逐渐产生了数量庞大的乒乓球爱好者和高水平运动员。

考察中国乒乓球运动史，不能不追溯到中国乒乓球特有的红色革命基因。这个基因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国家因素，从国家层面推动了乒乓球运动的广泛开展和水平提高。中国乒乓球在战争年代染色而成“红球”，新中国成立后，则因国家力量的推动和投入成为“国球”。这个历程为中国所独有。

(本文原载《党史博览》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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