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为何怒斥国民党？为何谈及“中国希望在延安”？

摘要：中华民族浴血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号召3000多名东南亚华侨汽车司机及修理技术人员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他们无数次穿过滇缅公路，将军需物资运输至抗战前线，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然而，未曾料到的是，南侨机工为抗战作出牺牲、经历战争苦难的同时，竟然还遭受着国民党管理部门极其不公平的待遇。陈嘉庚先生为此专程回国与主管单位——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对内简称“西南运输处”，后升格为“运输统制局”。为行文方便，以下均简称“运输处”)交涉，为南侨机工进行了不止一次的投诉和抗争。

南侨机工的悲惨遭遇

自1939年2月至10月，共有3192名南侨机工分9批回国。他们回国后直接进入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受训。据黄加佳《浴血滇缅路——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纪事》载：训练所设于昆明师范学校内，简陋狭窄，无专门教室和食堂，数千机工挤在一起，自办伙食，据训练所长、教育长张炎元承认：机工们“早粥时间，没有旁的菜，只有腌菜、白萝卜之类，大家胃口都不坏，起码三大碗稀饭到肚，吃快些的，有吃上五六碗的，菜吃完了，只好啜白粥”。文中所提“胃口都不坏”纯属不真实，那是吃不饱的饥饿表现。

1938年，国民政府驻吉隆坡领事馆签发的华侨登记证

机工在训练所的课程分军事、政治和技术，入训即剃光头，统一发军装，实行军事化管理，每日出操一小时，立正、稍息、跑步、卧倒训练样样不少，吃饭皆规定时间，见到上级要举手敬礼。1940年，陈嘉庚回国时发现“司机多礼节”：“龚君导余(我)参观车栈，在该栈办事处楼上座谈。一华侨司机前在新加坡任某医生司机者，入门见余等即举手立正行礼，又向龚君亦然。辞出后，少顷因事复来，见座中有续来某君，复向他举手立正行礼。此种礼节之繁，为在洋及回国后未曾见。延安无阶级固勿论，便是重庆及各省县亦未见过。岂西南运输处在昆明所特有者乎？”由此来看，陈嘉庚对这一“礼节”有意见，运输处内部最初对这种军事化训练也有争议，但最终还是继续执行。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抵达重庆，民众欢迎陈嘉庚先生并赠锦旗

机工司机从缅甸腊戍开车到昆明，大约要一周，夜间只能在驾驶室内睡觉。由于缺乏营养又缺医少药，患恶性疟疾者甚多，南侨总会的报告中说：“华侨机工皆现面色清瘦，鸠形鹄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1939年7月，下大雨，山中寒冷，华侨银行职员出身的司机吴再春出车半路抛锚，衣衫单薄的他因看守货车被冻死。事实上，“机工苦寒”的现象早就出现了，且机工们已向侨胞求助捐赠御寒棉衣、军毯，“物虽稍残破即可，只求有衣可以御寒”。陈嘉庚也收到“寄来之通讯”：“待遇甚劣，不依照所约办理，如寒衣、宿舍、医药均缺乏，各站办事人乏精神，手续麻烦迟慢，站段无车屋，救济车及修理器具不备，辛苦难以言状，常有货车损坏停于山地无人处，车上机工饥寒至两日之久。”陈嘉庚事先与国民党政府有约定，“除薪水外，膳宿、衣服、医药概由政府供给”。所以他曾致函运输处，盼望解决机工挨冻现象。

不料，所长张炎元给陈嘉庚回信竟矢口否认，狡辩机工得到政府优厚待遇，“能办到无不勉励”，是机工中“为非不逞之徒，故意淆乱分子，张大其辞”。陈嘉庚一时相信了张炎元的谎言。但发生吴再春被冻死的恶性事件后，陈嘉庚才感到张炎元在有意遮掩。他随即派南侨总会刘牡丹和《南洋日报》记者回国调查机工们的生活状况。刘牡丹等人向陈嘉庚报告南侨机工恶劣的生活状态：“大半受寒冻，疾病且有死者，医院缺乏，缺乏宿舍，秽恶无人清理，卡车晚间不入宿民家，车坏无修具随车，荒山僻野，困守数日觅修无门。”

陈嘉庚立即动员南洋华侨社会为机工们购买大批药品、胶鞋、棉背心、内衣、衣裤、袜子、毛毯、蚊帐等数万件(套)，按人头发放。但等他数月后亲自到滇缅线考察时，才发现物品大部分未曾送给机工们。有机工代表向陈嘉庚汇报：南侨总会向每位华侨机工赠送蚊帐、毛毯等共9件衣物，均被接收单位克扣，有的机工只得到两三件小物品，有人甚至一件物品也未得到。陈嘉庚这才真正领教了国民党贪官的腐败。运输处本身就未给机工准备御寒衣物，南侨总会捐献的衣物，反而被大肆克扣，实在毫无廉耻。正应了当时对国民党贪官污吏的讥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陈嘉庚曾在回忆录中揭露运输处人员虚报贪污款项之“腐败之人”，读之极令人愤慨。

陈嘉庚向军委会交涉：“所经各站设备极其简陋，并不敷用，所遇各华侨机工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含泪，目不忍睹。”但得到的却是“不过官样文章敷衍而已”。陈嘉庚还亲眼见到一位青年机工被运输处关进“暗房”，“时天气寒冷五十余度，余重裘尚觉冷”(经查，此处出自《陈嘉庚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页，按前后文语义应为50华氏度，约为10摄氏度，此时应为南洋冬季最冷时期——红色文化网注)，而这位机工“身上只穿一领单布衣”，无被褥且睡在地上。陈嘉庚“伤感之余几为下泪。因余在南洋多方鼓励诸机工三千余人回国服务，今亲见此景况，并忆其他类似者，不知凡几，故不免自咎，且代为伤悲”。马上送他50元去买衣服御寒，又拿出千余元托其友人到医院，慰问因病住院的华侨机工们。

陈嘉庚四处奔走呼告

运输处的管理和运行极其混乱，军训两个月后有少数机工因不堪饥寒交迫而逃走。陈嘉庚收到来函反映：“待遇甚劣，不依照所约办理，如寒衣、宿舍、医药均缺乏，各站办事人乏精神，手续麻烦迟慢，站段无车屋，救济车及修理器具不备，辛苦难以言状，常有货车损坏停于山地无人处，车上机工饥寒至两日之久”，有的机工军训结束后数月也无人安排工作，很多车辆损坏也无人过问。

在数年抗战烽火中，3000多名南侨机工牺牲和失踪超过1000人，除继续工作者外，已经由运输处升格为交通运输局的主管单位，居然毫无理由地要将所有机工遣散。面对举目无亲又不能回故乡的机工走投无路之情况，南侨总会奋起抗争。运输局被迫办起“汽车驾驶人员整训所”，但机工们更加痛苦：每日跑步出操，无工资(以前也常是半薪)，零用钱一文也无。伙食极其恶劣，住宿是茅屋。机工们无法忍受虐待，纷纷逃离，到处漂泊，甚至沦为乞丐。1942年12月15日的《新华日报》曾予以揭露：“直到现在漂泊在云南等省的华侨机工，也还有不少，他们始而倾囊以食，继而典卖衣物，以求一饱。现在已是手持侨胞登记证沿门乞食了！他们在不愿为而不得不为乞食时，感受了最深切的痛苦……大家听到归国侨胞的这种凄惨悲愤的景象，除了同情，除了呼吁解决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被困在运输处整训所的南侨机工

作为运输处的领导人宋子良，纯粹是靠裙带关系上位，毫无才干和责任心，工作经常失误，屡犯大错，如滇缅公路机房爆炸，损失军火物资严重，死伤数十人。蒋介石每次责骂，宋子良的法宝都是“涕泣了事”。陈嘉庚在回忆录中专有一章提到宋子良的处事和“领袖作事偏”。为机工抗争找宋子良，无异于对聋人讲话。事实上，宋和运输处也确实无以解决，拖来拖去。南洋侨领于是在1943年12月发起成立“云南华侨互助会”，对753名失业机工和眷属衣食予以救助，帮他们勉强维持到抗战胜利。包括因运输处、机工复员等问题，陈嘉庚不止一次函电军委会和蒋介石，也是石沉大海无回复。

陈嘉庚关于招募华侨机工的信函(李秋实 摄)

南侨总会后来向国民党政府正式提出对南侨机工问题予以解决的“八项要求”：办理机工总登记、发放服务证明、补偿奖金等。对这些合理要求，国民党侨务委员会、交通部、救济善后总署等单位也不得不一致承认南侨总会的八项要求甚为合理，但仍然漠视。南侨总会驻国内代表多次严正交涉，官方依然拖而不决。陈嘉庚担心机工被利用卷入内战，决定南侨总会自己办理机工回归，并于1946年6月6日发表通告。国民党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向报界发表声明，狡辩政府正在办理，只因“交通困难，未能及时南返”。陈嘉庚忍无可忍，致函伍伯胜批驳说：“端在肯与不肯耳！”

1946年6月16日，支援南侨机工复员代表大会于吉隆坡举行，并分别致电国民党有关部门和负责官员，要求尽力妥善解决机工复员问题。在陈嘉庚和南侨总会的抗争下，国民党政府终于被迫开始实施机工遣送。共登记核准1100名机工，每人领到一张奖状和200元美金。1946年10月28日，第一批421名机工回到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实际上最终返回南洋的只有当初回国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除1000多人牺牲外，还有1000多人因各种原因留在云南等地，与父母、妻儿天各一方，有些机工放弃继承遗产终身贫困不堪，还有的机工因“运动”备受折磨。2020年11月12日，云南最后一位南侨机工罗开瑚老人离世。

运输处的暗黑内幕

运输处到底是个什么机构？为何如此蛮横和胡作非为？笔者以为，与军统有关。抗战时期中国有关的经济管制机构如缉私、运输监察、交通检查、货运管理、税警、经济情报乃至扰乱日伪经济等，蒋介石全部交给军统局管理、监察、检查(只有盐务交中统监督)。军统有自己的缉私、税警、交通检查部队，俨然成为抗战时最权威的经济管制部门，也是军统趋于公开化的一个标志。

1939年冬，日寇进逼广西，一时西南区域交通运输陷入混乱，戴笠将有关情报呈送后引起蒋介石的重视。1940年春，蒋介石召见戴笠，对交通阻断、经济危机对抗战的影响表示忧虑。戴笠当即建议由军统强势介入，蒋介石为加强控制水陆交通运输系统监察网，遂同意戴笠在军委会下设“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总处设在广州，主任由宋子文的嫡系曾养甫及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先后出任。宋子良“约请”戴笠派出军统骨干出任关键岗位领导，该处的警卫稽查组、政训处及仰光、腊戍等地关键岗位主管职权，皆由军统掌握，如军统创始人“十人团”之一的张炎元出任警卫稽查组组长、训练所教育长，汪祖华任特别党部书记长兼政训处长，陈质平任仰光分处处长，潘其武任腊戍支处副处长，皆是戴笠非常信任的嫡系，等于军统控制了运输处。

日寇占领广州后，运输总处迁到昆明，开始经营滇缅、滇越公路交通。军统开办了卡车司机训练所，并用海外军事援助的大卡车组建了庞大的运输队，使之成为抗战后方唯一的输送物资通道。军械装备及必需的海外物资，甚至美国援华军事人员都通过这条“血管”进入大后方，军统成为这条生命通道的唯一掌控部门，军统也由此日进斗金。

1940年5月，运输处升格为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统一运输管制和运输检查，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主任。下设监察处，仍由曾养甫任处长，两个月后即由戴笠兼任。由戴笠保举、蒋介石批准，原运输处警卫稽查组组长张炎元为副处长，主持工作并兼任运输组组长，同时调拨交警5个中队归其指挥，司令陈绍平由军统局派任。其任务是保护公路运输及机场安全，同时担负“剿匪”任务。戴笠犹嫌不足，将各地路警培训半年后编组成9个武装交警团，经报何应钦批准，成立交通警务司令部，统一由军统指挥。戴笠还率特工进入缅甸建立情报网，以保护大后方唯一的进出口通道。

南侨机工驾驶运货卡车行驶在滇缅公路上

军统利用运输处大肆揩油和走私，对南侨机工待遇的克扣、贪污不过是很小的一个方面。军统是极其黑暗、凶恶和以权谋私的特务机构，其权力之大在国民党各个机构无出其右。军统本身是军队编制，负责监控军队和控制警察，有公开机构如国防部二厅、缉私、邮检、航检、税警、交通警察部队等，有自己的秘密区、站组织和特务部队，有自己的司法部门和监狱，可以随意枪杀犯人，国民政府司法系统无权干涉，还可以通过军统在各省市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警察局公开捕人，也可以由军统特务秘密抓人。所以对于无恶不作的军统来说，运输处对南侨机工的虐待，简直不值一提。陈嘉庚当时却对运输处的性质并不知晓，对军统特务部门也并不了解，虽然他知道戴笠是特务头目，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但并没有接触过，在回忆录中仅提到在兰州时，戴笠“诚意招宴，余辞谢之”。对另一个特务组织中统最高领导人陈立夫更无好感。陈嘉庚从延安归来，陈立夫专程来见却大放厥词污蔑中共，惹得陈嘉庚非常反感，认为陈立夫是“弄巧成拙”，滑稽可笑。因为陈立夫根本没想到陈嘉庚延安之行后思想上已发生巨大变化，已不再相信国民党对中共的诋毁宣传。

按军统习惯，无论何等身份人士，只要与中共接触、联系，就有必要予以监视。陈嘉庚到延安访问，蒋介石大为恼火，极力阻挠，但毕竟拦不住，遂派西安省政府一位寿科长随陈嘉庚去延安。这位寿科长在西安即百般捣乱，设计阻止陈嘉庚与朱德、周恩来相见，“并派招待员时时随团员出入，虽个人出门亦受注意”。当年军委会和参政会访问团、美军观察组到延安，都有军统特务以国民党军令部驻延安联络参谋、随员、记者、翻译等身份掩护监视。关于这个寿科长，笔者判断也应有军统背景，负有暗中监视陈嘉庚的任务。

陈嘉庚无惧打压走向光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南洋社会帮派林立，日寇和汪伪都在趁乱拉拢华侨，而军统在南洋的站网并没有协助工作，因此为抗战需要而招聘机工时，完全是运输处出面请求陈嘉庚和南侨总会在南洋各地招募司机和修理工，才成功实现招募的。而国民党政府驻当地总领事高凌百，不仅不团结华侨社团，反而“倒行逆施”“信口乱吠”侮辱华侨，引起极大民愤。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专有“狂谬之总领事”“高总领事罪恶”等章节予以揭露。可见国民党的侨务政策是混乱的，并不能贯彻到外交工作中。

陈嘉庚在延安之行后，愈加反感国民党的独裁与腐败行径，也因而开始受到国民党变本加厉的打压。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以宣传抗战为由来到南洋，暗地里却是挑拨侨领以反对陈嘉庚，甚至利用报刊公开诋毁陈嘉庚。1940年，大概是因“军统三巨头”之一的郑介民有华侨背景，军统局曾派他赴南洋视察，但仅仅是在海外建立情报组织，并无联络华侨的行动。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比较成熟的侨务政策，与海外侨胞的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这也与国民党的所谓侨务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嘉庚回国抵达重庆时，曾接到友人来函，告之从他离开重庆后，国民党中央作出三条决议：一、由何应钦电告西南等省监视陈嘉庚的行动；二、发电新加坡总领事馆，以陈嘉庚“亲共”为由，运动英政府禁止陈嘉庚入境；三、派吴铁城前往南洋，破坏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的领袖地位与威望。这是国民党见不得人的阴暗操作。陈嘉庚在长沙时，薛岳即私底下告之何应钦已致电来，暗示陈嘉庚同情共产党并受其“蛊惑”，要薛岳采取行动。可见，国民党不仅是外交和党务部门，军事部门的何应钦也参与监视、打压活动。但鉴于陈嘉庚的地位和威望，没有蒋介石的指示和同意，是不可如此公开或半公开对陈进行全方位打压的。军统连同其控制的运输处，也必然收到相关指示，只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档案史料而已。1952年，国民党特务仍在搞阴谋试图加害陈嘉庚，可见国民党特务机构对陈嘉庚的仇视。

国民党和军统联络华侨，大多是功利之心。抗战爆发，戴笠策划成立“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想笼络控制国内各大帮会，目的不是为抗战，而是为国民党进一步推行独裁统治，其筹备会筹备人员共13人，除戴笠、杜月笙、杨虎、张树声等，还列名有司徒美堂，但笔者查阅《司徒美堂的故事》一书并未记载此事。蒋介石、戴笠、杜月笙一直在拉拢司徒美堂，许以入党，给予“中央政府的职位”“国大代表”“国府委员”，等等，但司徒美堂屡屡拒绝，直言“不参加任何党派！”如同对待陈嘉庚一样，笼络不成即翻脸，国民党负责海外工作的高官吴铁城、萧吉珊等也采取恐吓、谎骗、捣乱华侨社团活动等各种卑劣手段。因此，笔者认为司徒美堂的列名肯定是戴、杜二人的一厢情愿。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司徒美堂均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委员，是华侨界的无上光荣。

司徒美堂看穿了国民党的丑恶行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加紧密。陈嘉庚也正是由于看到和经历运输处和贪官污吏对南侨机工的非人待遇，尤其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海外华侨的爱国热情和不幸遭遇表现出极其冷漠的态度，加之国民党上下的腐败，通过延安之行的鲜明对比，使他真正发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开始向着光明的未来坚定地前行。

(本文原题：《陈嘉庚为南侨机工奔走呼告》，原载《炎黄春秋》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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