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行到西柏坡：一座城市的解放，如何让中共中央的转移意向“转了弯”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中共中央从延安撤离，由陕北转移至华北，原定目的地是太行。受中央委托，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委暂住晋察冀，解决晋察冀的问题后再去太行。为争取长期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董必武前往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并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石家庄解放改变了战争态势和政治格局，中央的转移意向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确定选择落脚石家庄西部的西柏坡。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

中共中央由陕北转移至华北选择的最初落脚点是太行

太行区，是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开创的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129师所在地。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太行分局合并，撤销中共太行分局，邓小平任北方局书记，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总部合并。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邓小平、刘伯承、林彪、薄一波、陈毅等21名将领乘飞机由延安到太行，降落长宁机场前往涉县晋冀鲁豫军区，后分赴各战略区。同月，冀鲁豫、太岳、太行、冀南四区合并为晋冀鲁豫根据地，成为关内最大的解放区。晋冀鲁豫地域广阔，物产丰富。西部有铁矿，冶炼业发达，平原地区盛产粮棉，中部有平汉铁路穿过，农矿业和兵工业都较发达。抗战胜利后，邯郸、邢台由八路军解放，成为晋冀鲁豫直属城市，一直在我党掌握中。

194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全面进攻失败后，集中兵力开始对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展开重点进攻。大军压境，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撤离延安后，党中央计划转移至华北的太行区，刘少奇、朱德一行经晋绥到晋察冀根据地，受中央委托暂住晋察冀，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后再去太行。3月30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任弼时，在关于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等事宜致周恩来电文中指出：“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从中央工委指示。”这里说明了转移至华北的去向。

与此同时，党中央对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太行也作了明确规定。4月4日，朱德、刘少奇关于中央机关人员转移的安排，在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电文中指出：“我们到三交三天，经过了解会议后，决定如下：一、从延安出发，中直、军直共五千五百人，留河西者七百人，在路上死小孩十二人，现决定留晋西北及少数去五台工作者约一千人，决定去太行者三千八百人……”

4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工作机构分为三部分及人员分配的通知电报指出：“根据目前战争形势与上月中央仍留陕北，另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之决定，为求中央领导及工作进行的便利起见，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到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中央工作委员会现由刘、朱、董三同志为常委，刘为书记。朱、刘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将来康生、彭真参加土地会议后，亦留中央工委为常委。”电文还具体说明由安子文带领中组部、中宣部，以及中办等部分中直单位“经五台直去太行，沿途由晋绥、晋察冀及太行派队接送”。4月18日，叶剑英、杨尚昆就有关中央机关人员安排转移安置的具体情况报告指出：“去太行参加中央工委工作的人数……总合去太行人数约1300人，由安子文同志率领(董老在途中不直接管事)，拟第二十一日领发，沿刘、朱所走路线前进，带电台与各地联络。”

5月3日，朱德、刘少奇到达河北平山。5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同意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给朱德、刘少奇的复电中指出：“(一)完全同意中央工委及工委工作机关留在晋冀察工作一时期，以便能够帮助中央局解决各项问题。(二)董老是否要去太行或去太行解决一些财办处的问题后再回五台，由你们按情况决定。”7月12日，刘少奇将关于中央工委正式成立的通知发各中央局、分局：“现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陈伯达均已到达平山工委所在地，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各处情况及报告望即送工委。”

中央工委正式成立后，还在陕北转战中的毛泽东一行是否去晋察冀平山仍未确定。1948年1月5日，朱德、刘少奇、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央，询问陕北机关是否转移至西柏坡：“三交机关搬到平山与工委会合甚好，陕北中央机关是否亦搬来，搬到平山后，是否应作较长期打算，请即示复，以便作各种准备，因在平山附近房屋仍不够。”直到3月21日，率中央机关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前往晋绥区的毛泽东、周恩来，才电告彭德怀：“本日动身东移，约四月十五日可到中央工委所在地。”

在转战陕北途中，为争取长期战争的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以董必武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太行、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194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通知。“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以董必武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太行、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人选望即由各区提出电告。正副主任均由此次财经会议选举。”董必武就选调财经干部问题致电中央，要求选调得力者三五个，提出可抽调愿意去太行做财经工作的邓洁、赖祖烈。董必武前往邯郸冶陶出席华北财经会议。

1948年5月12日，中央到达晋察冀，确定留在平山西柏坡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电告滕代远、薄一波等：“经中央批准，决定中央工委及各机关留晋察冀工作，不去太行。”随后，位于太行的新华分社、新华广播电台、报社以及学校等机构陆续转移到晋察冀。

1948年，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石家庄解放改变了中共中央转移至华北落脚地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12月25日，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反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作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区接合部，石家庄的解放改变了战争态势和政治格局，也使中央的转移意向发生变化，最终确定落脚石家庄西部的西柏坡。

随着石家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成为关内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其战略意义还在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两大解放区政府统一合并为华北人民政府势在必行。1948年，毛泽东在九月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人民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石家庄一打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都要求合并。”“人们的思想是跟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打开石家庄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对合并后的华北党政军财经领导机构办公地点，刘少奇考虑设在石家庄附近，认为“因主要机构均需迁至石家庄附近，才便利工作”。

两大边区政府合署办公，直接启动了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进程，进而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建提上日程。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东渡黄河前明确指出：“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持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至此，党中央决定到石家庄去，到西柏坡去，与中央工委汇合为一。由此，西柏坡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石家庄位于太行山东麓华北大平原，经济繁荣。其经济和交通不仅为党中央提供了后勤保证，而且对全国解放战争做出重要支持。

石家庄是华北的重要枢纽，既有通往东西南北的铁路，还有机场，自然成为党中央的接待地。石家庄位于党中央所在的平山县(时称建屏县)西柏坡村东100公里，与西柏坡有着“东边”“西边”之称，开吉普车或骑马当天就能往返。前线各野战军首长到党中央开会、汇报工作，往往先到石家庄，再前往西柏坡。位于石家庄市内新华路的花园饭店是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即对外的接待场所，接待了来自各方面的干部和中外友人。前往中央的各民主党派及知名人士，先后经北平或山东解放区到石家庄后转赴平山李家庄。石家庄的机场，先后迎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以及傅作义、邓宝珊陪同的颜惠庆、邵力子等和谈代表，先抵石家庄，后转往西柏坡会见毛泽东。市内西建街一号原正太铁路局局长杨毅的公馆成为石家庄内部场所。任弼时在此看病疗养，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亦下榻于此。

石家庄解放后，按照中央领导“要保护而不是争夺，要建设而不是破坏”的指示，各解放区干部迅速进城接管，建立政权，治理社会，稳定秩序，恢复工商业，学校复课，各行各业相继复业，公营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到1948年初，全市80%以上的私人工商业户开工开业。除没收的官僚资本和敌伪的工商企业，铁路大厂、电厂、电话厂、炼焦厂等大厂外，有根据地迁入的面粉厂、制药厂、轧油厂、烟厂等企业;新建立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煤炭公司、百货公司等国营公司。国计民生的铁路、电厂、纱厂、机械制造、炼焦等近现代企业，以及粮、棉、油、铁、煤、花纱布等主要生活资料占全市经济的主导地位。石家庄为北上南下的解放大军提供了大量财、粮、物、军工等各类物资和人力支持，成为华北、华中、华东以及西北战场的重要后勤供应地。

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

石家庄为新中国成立作出政策探索和经验积累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是黄镇将军参观西柏坡时的题词。但一些人狭义理解“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专指从西柏坡走来，不能提从石家庄走来，把石家庄与西柏坡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事实上，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全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以及开展的各项事业，则为新中国成立作了政策实施和经验积累，从而使新中国各项事业顺利开展。

就地域讲，石家庄与平山西柏坡同属晋察冀解放区范围。石家庄解放后，平山县一直属石家庄所辖。党中央由陕北转移至华北后，中央机关及直属单位分驻石家庄市及平山、获鹿、井陉、正定等地。西柏坡是中央书记处、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其他中央机关则分布于平山县东柏坡、南庄、寺庄、黄泥庄等村庄。如同党中央在延安时先后驻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枣园一样。石家庄也同延安一样，是中央所在的行政城市。关于西柏坡的定位，周恩来写道：“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前、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中心城市和农村指挥所是点面之别，定位不同。

在西柏坡，党中央指挥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诞生制定了理论、方针和政策，作出顶层设计。石家庄则成为党的一系列理论的实施、经验探索的组织先导。

石家庄开启了全党工作重点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谈道：“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石家庄被列为党夺取的城市之一。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刘少奇指示：石家庄是华北各解放区联系的中心，其重要性关系人民生活，关系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对石家庄要采取建设的方针，不允许任何破坏，要严明入城纪律，用一切力量保护城市设施，维持城市纪律秩序。他指出：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一套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石家庄城市接管和改造的经验被中央转发全党效行，全党工作重点由乡村到城市转移逐步开启。

新中国建政的先导实践和组织准备在石家庄展开。1948年2月，毛泽东复电中央工委，要求讨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问题。3月3日，刘少奇指出：“成立华北局不是临时的，而是一直达到全国胜利。中央要吸收这种太平区域的管理国家的经验，以便将来管理全国。两区合并后必须一切统一，一直统一到村，为将来的中央的全部统一打下基础。”5月20日，刘少奇更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建设的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法。中央工作主要是华北局工作，华北工作带全国性意义。我们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又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刘少奇进一步指出：今后华北的方针是建设，它带有全国的意义。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举行，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被誉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被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这些都为新中国政权建设作了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

华北两大区合并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机关、部队、电台、报社、银行及学校等事业单位相继北上进入石家庄与晋察冀合并。经毛泽东、刘少奇提议，两大区合并后成立的华北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等一批事业单位相继入驻石家庄市内和周边平山、井陉、获鹿、正定等县域。其中，由毛泽东两次题写报头的两大区合并后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印刷厂一部搬至石家庄市北焦村，并在市内南大街设立《人民日报》经理部，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两大区统一后的华北银行为基础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位于石家庄中华北大街，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1947年3月29日，撤离延安迁往晋冀鲁豫边区邯郸涉县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8年5月迁往平山和井陉县，1949年3月迁往北平。由华北联大和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而成的华北大学在石家庄成立，位于正定县城，1949年4月迁入北平，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华北人民政府在石家庄成立，后迁入平山县;华北邮政总局先后在石家庄市正东街和新华西路45号办公，1949年迁入北平成为国家邮政总局。按照中央关于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的通知，中央马列学院在平山县李家沟口开始创办，并于同年11月8日开学。华北军政大学在石家庄获鹿县南新城成立。由延安自然科学院等校合并而成的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位于井陉矿区的华北工学院，之后进北京改建为北京工业学院。位于获鹿县海山的外事学校，1949年2月与华北大学二部外语系合并为北京外国语学院。

从1947到1949年，是中国革命由武装夺取政权向巩固政权，中国社会由连年战争向和平建设，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折时期，石家庄承担着破旧和立新两大历史重任，成为历史转折的支撑点，也由此跃居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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