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外逃国民党残军回国投诚记

导读：1949年12月云南解放后，云南境内剩下国民党两支部队，分别为193师与93师。这两万多人随后进入缅甸，1951年经整顿后，成立了“云南反共救国军”，李弥任总指挥。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之下，7000国民党残军回国投诚。

对国民党残军政策宽大

1950年国民党军残部逃到境外后，收编地霸武装、土匪和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叛乱武装，组成“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直属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指挥，配合国民党军“反攻大陆”。一年后，迅速发展到18000余人。

1951年5月15日，以李弥为总指挥的境外国民党残军，乘我云南解放不久，地方工作刚开展，忙于征粮征税之际，出动8000余人，向我云南边境的澜沧、孟连、西盟、沧源佤族自治县大举进攻。

我云南边防部队诱敌深入，在敌人深入我边境县城的部分地区后，我边防部队以7个团的兵力分多路出击。经过12天激战，将入侵之敌全部击溃，共歼敌549人。遗憾的是，没能将敌人全歼。

这一仗之后，我军针对不能过境追击全歼国民党军残部的事实，改变了策略。将工作重点放在瓦解敌军上。此后，根据中央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昆明军区立即建立了“敌军工作站”，边防连队设“敌工小组”。为此，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专门开办了“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专题节目。

对外残军的广播，由起初的每周两次，后发展到每天一播。广播的内容，有云南省人民政府和云南省军区发布的规定，如“凡过去因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欺骗而实行武装对抗者，只要你停止武装对抗行为，与帝国主义、蒋帮特务坚决割断关系，回到祖国大家庭来，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的领导，人民政府一律不咎既往，并保护其生命财产之安全”。

对受骗的土司头人武装当了国民党残军的，政策更为宽大。规定：“因受骗而实行武装对抗之土司、头人，只要诚心悔过，回到祖国怀抱，人民政府可不收缴其武器。”对起义投诚的境外残军，郑重宣布：“不论他们过去罪恶大小，一律不咎既往，都给予公民权;给予生活出路和妥善安置，有工作能力的适当安排工作;起义有功者给以奖励。”

“对云南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广播”节目一播出，立即在金三角残军中引起巨大反响。起初是士兵们悄悄收听，后来发展到营长、团长、师长、军长等头目们也开始收听。在观望一段时间后，开始有个别士兵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带着枪过境向我边防部队投诚。1957年后，开始有整班、整排的残军向我军投诚。

4000公里边境线上的宣传工作

从1952年至1961年，境外国民党残部前来投诚者达4562人。这极大地鼓舞了做敌军瓦解工作的战友，以后部队人员不论怎么变动，干部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敌工小组成员一直很稳定，没有削弱。

敌工小组的任务有三：一是打仗时适时地进行战场喊话，劝敌人投降;二是平时多写“对境外国民党军残部”的宣传稿;三是做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家属工作。

因为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士兵，绝大多数是在国民党军溃退到国外时，从我边境村寨抓去骗去当兵的。敌工小组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了解驻地附近社情，摸清村寨有多少人在境外当兵，做家属的工作，劝亲人回国投诚。

上级根据敌情变化及云南国境线4000多公里长的特点，要求各边防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宣传工作，其中可以让国民党军家属出境找丈夫儿子及亲属。为此，上级特别印发了《安全通行证》。

《安全通行证》以云南省政府和省军区的名义印制，上面写着对带枪的投诚者，不论是明的还是暗的，只要不开枪就视为有诚意。还特别规定，在境外结婚的国民党军人，其妻子和儿女可成为中国的合法公民，保管和持有《安全通行证》就视为有诚意等等。

后来，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出于安全考虑，将总部设在了泰国清莱府的美斯乐。美斯乐与缅甸老挝交界，距泰国首都曼谷900公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70年代后，残军军师一级的军官都留在泰缅边境，团营一级军官部队仍有一部分留驻缅中边境，随时执行“台湾国防部”交给的所谓突击破坏任务。

根据敌情的变化，我各边防部队展开了更加灵活人性化的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如：凡有意回祖国，而又拿不定主意的人，只要不带武器，可以边民的身份，过境来中国同亲人们见面。此决定一作出，敌工小组成员立即走村串寨，召开民兵、老人、妇女座谈会，要求他们去缅甸赶集时，向缅甸边民宣传我党我军的这一政策。中国边民一出境宣传，很快就传到了国民党军残军的耳里。

这支国民党军成为爱国华侨

不久，上级获悉一条重要情报：境外国民党军第一军原军长云南人吕维英，在卸任军长职务后没有回台湾，住在泰国湄赛，准备安度晚年。1950年出境前，吕维英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一九三师少将师长，在担任残军第一军军长后，率兵驻守在老缅边境。

为了生存，1961年，吕维英曾受雇于老挝右派军队高级指挥员。1962年老挝政局突变，由美国支持的老挝右派军队要向老挝爱国战线党的军队进攻。老挝爱国战线党是中国共产党支持的爱国力量，老挝右派军队总司令贵宁·奔舍要求吕维英指挥部队攻打爱国战线党军队。

吕维英心里清楚，帮助右派军队不仅是挑起了老挝内战，而且是在与中国共产党作对，他断然拒绝了贵宁·奔舍的要求。随即，吕维英被解雇，失去了大笔军费。1962年10月16日，吕维英不得不率兵离开老挝，不料，在退往泰国的途中，遭到老挝右派军队的伏击。吕维英指挥部队边打边退，激战三天三夜，最终以死亡500人、伤402人的沉重代价，退到泰国边境才安营扎寨。

虽然损失惨重，因避免了老挝打内战，吕维英认为是值得的。从这点上看，足以证明吕维英将军是爱国的。如今他虽然没有了军权，但他的部下，留在金三角的国民党军仍有势力，且听他的，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是极有价值的。

1974年11月2日，经我有关部门和边防部队周密安排，吕维英在国内的女儿吕梦玉、吕慕兰，带着云南有关部门邀请吕维英回昆明定居的信件，来到泰国湄赛与父亲见面。父女相见热泪盈眶。吕维英在看过信后，当即对女儿说，他绝不会做危害祖国的事，也会劝其他战友和他的部下尽早放下武器，并欣然答应回祖国定居。不久，吕维英将军回到昆明定居。

吕维英回国定居的消息一传出，犹如在金三角残军总部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其冲击波久久不能平静。一时间，“共产党说话算数，宽宏大量值得信赖”“解放军不记旧账，只要投诚就会给生活出路”，成为境外国民党残军中不少人的共识。

吕维英回国后，向我军提供了一条值得重视的信息，仍留在美斯乐的国民党军总司令兼第五军军长雷雨田，已完全摆脱“台湾国防部”的控制，将“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改为了“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为此，台湾停止了向残军发放军饷。根据这一情况，上级立即给雷雨田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来中缅边界谈一谈，地点也可以由他选定，如愿意回国，一定给他安排满意的工作。信写好后，我方立即派华侨商人杨坤兴送去。

雷雨田热情接待了杨坤兴。看过信后，雷雨田当即表态说：“我们现在已不是国民党军残军了，已逐步成为泰国的合法公民，大多数已成为华侨商人，我们可以保证今后绝不做危害祖国的事，不再与人民为敌。既然我们已成为泰国公民，也就不想再回去了。”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愿，雷雨田特派师长熊定钦来中缅边境打洛，与我边防部队见面。

半个月后，按双方约定的时间，熊定钦来到了中缅边境我打洛镇。熊定钦代表雷雨田将军向我边防部队首长郑重表态：境外国民党军全体官兵，将遵守泰国法律，绝不做危害祖国的事，做一个爱国华侨。

就这样，从1951年至1981年，经过30年的工作，我军共争取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官兵共7207人回国投诚，其中包括军官77名。根据中央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指示，鉴于境外国民党军残部与台湾当局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军大多数人员已成为合法公民，在泰缅边境山区安家落户，不再危害祖国。至1981年底，我们停止了做这股武装的瓦解工作。

(本文原载公众号“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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