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红军怎样学文化

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页)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其1927年8月诞生至1944年10月建设和成长历程经验教训进行科学剖析和总结而得出的真理。善于学习、勤于学习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特质之一，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特质之一。本文以《毛泽东年谱》《邓小平年谱》等重要文献和长征亲历者回忆材料为根据，再现红军长征途中“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极限境遇下红军将士学文化的峥嵘岁月。

长征行军途中的“识字牌”

早在红军创建初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红军官兵文化学习问题，原因之一是当时红军官兵的文化程度太低，这从红军的成分中就可以看出。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在1929年12月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决议对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作了如下规定：“1.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2.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3.由公家出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107页)

红军识字课本

1931年11月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际仍高度重视红军官兵的文化学习。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后不久便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1月下旬，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毛泽东去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休养期间，他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接待来访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及其对政府的要求，还坚持给身边的警卫班战士上文化课和时事课。(《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58、363、364页)

根据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吴吉清后来的回忆，毛泽东给警卫班战士安排的课程是这样的：“上午：文化学习，两个小时。下午：时事学习，两个小时。晚上：自习，一个小时。”“我们从第三天起，就按主席的安排，开始了学习生活。每天上午八时，大家都坐在庙后的大沙石上——我们当时的‘教室’，毛主席就选一块竖立的大沙石当黑板，用木炭作粉笔，教我们学文化。我们则用树枝竹棍儿在地上练习写字。这时主席风趣地说：‘我们是天当屋，地当纸，坐石上，学道理！’说得大家全笑了。毛主席规定我们每人每天学会五个字。这五个字，主席先一个一个地在大沙石上按笔画写给我们看，而后讲明字义、用法，再让我们在地上照着练习。主席教得非常仔细认真，直到我们会念、会写，懂得字义、用法后，才教新字。”而下午的时事学习，毛泽东主要给警卫班战士们讲党的方针政策、红军的组织纪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的形势、东北三省的情况，从国内到国外都讲到了，“并且每讲一个问题时，他都要举出生动的例子来，使我们听得懂，记得牢”。在学习期间，毛泽东还给警卫班战士们规定了不定期测验，他给每个警卫班战士都订了两个粗纸本子，测验时轮换使用，测验后交给他批改。“他非常认真地一本一本、一字一字地看过，改正，然后打分数。开头几次测验可把我难住了！因为我从没念过书，往往看到同志们学习进步快，自己就着急，越是着急心就越慌，所以第一次测验就没及格。”对于没念过书、没有一点基础的警卫战士，毛泽东不仅因材施教，每天多给他们补习半小时，而且严格要求，鼓励他们为了更好地干革命就必须认真而努力学习，“学一遍两遍不会，就学它三遍五遍，总是可以学好的”。就这样，警卫班所有战士都完成了这段时间的学习任务。(吴吉清著：《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87、88页)

毛泽东的另一名警卫员陈昌奉原先也不识字，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员的同时学识字、学文化，对此他永远铭记于心：“主席的工作那么忙，可一得便，就想出各种办法督促我们学习。红军每到一个地方就贴标语，主席就利用行军、开会的空隙指着标语教我们识字。在这个地方教了，到另一个地方就考我们。我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是主席亲手教的哪！主席不只教我们认字，还教给我们各种知识，记得我们住在福建龙岩(出煤的地方)时，主席就给我们讲解地底下为什么会出煤；到了有温泉的地方，主席就告诉我们地下怎么会冒出热水；到了打雷、闪电的时候，他又给我们谈些关于气象变化方面的知识。”(陈昌奉著：《跟随毛主席长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2页)

长征途中，红军仍然高度重视红军官兵的文化学习，这从长征亲历者的回忆材料中可以得到证明。当年仅17岁、担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总支书记的萧忠渭(后在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周恩来给他改名为萧锋，意为“打仗冲锋在前”)在1934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记述道：行军途中遇见师政治部谭政主任，谭主任叮嘱道：“要加强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积极宣传扩大红军，安置好伤病员。要避免逃亡，要不断巩固、提高红军战斗力”，“连队要积极开展行军识字运动，一人一天认一个字，一年就可认三百六十多个字。扫除文盲，才能更好地学习革命理论。”(萧锋著：《长征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第8页)由此可见，红军在长征之初就开始抓红军官兵行军识字工作了，而且主抓这项工作的是政治部。

长征途中红军识字的方法之一是制作识字牌，即把需要学的生字写在识字牌上，然后由一名战士背上识字牌，或站岗或行军，后面的战士就可以看到识字牌上的字了。如此往复，不断更新，红军们就在长征途中学会了很多字。根据萧忠渭在其日记中的记载，1934年11月12日早饭后，在跟周恩来和刘伯承告别的时候，“周副主席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忠渭同志，我们到白区作战，困难很多，你是总支书记，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加强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搞好宣传工作，使红军走过的地方都播下革命的火种。’”忽然，周恩来指着岗哨上的战士背上背着写有“站好岗”几个字的识字牌称赞道：“既打仗行军，又识字，战斗不忘学习，这个办法好。我们工农现在打仗需要文化，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文化。”周恩来的称赞和鼓励给了萧忠渭等人莫大的鞭策，他“反复地回味几天来周副主席的亲切教导，对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萧锋著：《长征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第16—17页)

有时候，红军官兵会结合当时面临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制作识字牌，比如，“二排长说：‘明天把认字牌换成‘渡河’吧，每天都要渡河，把这两个字先学会’”。像这样结合红军当时面临的具体环境和进行的实际活动而灵活地识字，效果非常好。“我们行军识字做得好，七连班长刘新文一天行军识字十二个，就是那个‘打圈子’的‘圈’字难写，我看先易后难总可学会。”(萧锋著：《长征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第76页)

长征途中红军官兵之所以努力刻苦识字学文化，首先是准确执行上级命令的需要。长征途中担任红军过草地先遣团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在领受任务时，毛泽东亲自嘱咐他：“你们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杨成武领受任务后，红四团每个战士身上“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背包外，还背了几斤干粮，如今又添上一些柴禾、路标，负重增加了，行军也更加艰难了”。(树军等编：《万里长征亲历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279页)问题在于，倘若有人掉队又不识字，即便看见了路标，也无法准确界定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因此，识字成为长征途中红军官兵的生存本领之一。

长征途中红军官兵之所以努力刻苦识字学文化，其次是及时而准确地理解并执行党及红军各项政策的需要。长征途中，迫于革命战略的需要及战场形势的千变万化，红军经常要忽然向东、又忽然向西地“打圈子”，搞得不少人很迷茫、不清楚究竟要往哪里去。针对这种情况，1935年2月7日，军委及时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找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杜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在有利条件下取得作战的胜利。”长征途中，红军会经常有针对性地及时发布各种命令和规定，如果不识字，就很容易违反命令而犯错。比如，1935年1月6日红军攻占遵义后，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署了为进驻遵义城而颁布的十二条口号及八项注意，要求各政治部、处转发到各连队去严格遵守。其中的“八项注意”是：“1.整齐武装服装。2.不掉队落伍。3.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4.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5.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6.不乱买东西吃。7.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8.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萧锋著：《长征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第61—62、50页)倘若因不识字违反了纪律，就会受到惩处，因此识字成为长征途中红军官兵的重要现实需要之一。

长征途中红军官兵之所以努力刻苦识字学文化，还因为长征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无论是宣传队，还是播种机，都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宣传工作，不仅需要对广大民众进行宣传，从而赢得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主张、方针、政策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而且还需要对敌人进行宣传，从而达到瓦解、分化敌人，最终赢得革命胜利的目的。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如同敌人在战场上鏖战一样重要，这就要求红军官兵必须能识字写字。比如，1935年3月1日晚上，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召开政治部部务会议，传达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瓦解敌军和对敌宣传的命令：“瓦解白军，争取广大白军士兵，是现在最紧急的任务。各部队要立即动员自己部队中能写字的人，用木炭、毛笔，用大字、小字，在墙壁和门板上写上瓦解白军的标语。从连队到军团的军政干部，都要以身作则，自己动手，把瓦解白军的标语写满整个宿营地。”(萧锋著：《长征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第68页)不识字或不会写字就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红军长征途中识字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在萧忠渭的日记中得到了反映。他在1936年5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在政治上，学习和宣传了党的有关政策，扫除文盲取得了很大成绩，加强了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他在1936年5月24日的日记中又记载道：“凌晨五时由罗家沟出发，到贺家坪宿营，行程七十里。团部对行军识字工作抓得很紧。战士们用硬纸和树皮做成牌子，写上字，边行军，边认字，效果很好。”(萧锋著：《长征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第207、215页)

油印版《红星》报和《战士报》

长征途中，红军官兵的学习极其艰难还在于书籍严重匮乏。本来在长征开始之初，不少人还随身携带了一些书，但是在行军途中，由于辎重过多、体力严重不支或者恶战开战之前，一些人不得不忍痛丢弃了不少珍贵书籍。比如，在渡湘江之前，不少人就焚烧或丢弃了不少书籍。长征途中曾担任红八军团宣传部长、上级干部队政委、干部团政治处主任的莫文骅在其回忆文章中记述道：“一出街口，在初出的微红的太阳映照之下，看到了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的散发满地，有的正在烧毁。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夹、外国文书籍等，这些都是我们思想上的武器及战争中必须的材料，现在不得不丢了，烧了，可惜呀！我知道了，前面还有更大的战争，因为敌人企图在湘江附近消灭我们呢(虽然他是做梦)。最后的封锁线还在前面，前面的部队为了便于行军作战而减轻行李担子，因此将大批宝贵的书，不得不烧了，丢了！”(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85—286页)

因此，在长征途中能够读上一本书是不容易的事情，正如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干部团教员李一氓在回忆文章中记述的那样，“翻来翻去，只找出一部石印的《桃花扇》，尚可消遣，这已经是不容易获得的读物”。(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486页)红军官兵在长征途中能够接触到的读物主要是红军各级政治部出版的报纸，比如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红星》报、红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红军官兵正是通过这些报纸及时了解了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及日新月异的战场形势，弄懂了很多革命道理，学到了很多军事、文化知识。

1933年7月由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的邓小平，在长征途中主编出版了油印版《红星》报(《红星》报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1934年10月20日，油印版《红星》报第一期出版，刊发文章《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等。

《红星》报刊登的社论、文章、报道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

为配合进入白区后的宣传鼓动工作，1934年10月27日出版的油印版《红星》报第二期刊发了《十天行军中化装宣传的一瞥》《一件不应当忘记的工作》等文章，强调各部队要加强宣传发动群众，指导部队在行军途中用写标语、画壁画的形式作宣传。

针对进入白区后有的干部战士不了解白区环境和群众特点，搬用苏区办法而效果不好的情况，1934年11月9日出版的油印版《红星》报第三期刊发社论《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指出：白区的群众同苏区的群众有极大的不同，要根据白区群众的实际情况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宣传的方式必须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基本主张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

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但因队伍过于庞大、辎重过多，包括邓小平所在的第二野战纵队在内的大部队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损失惨重。中央红军锐减为三万余人。为了减轻辎重，邓小平率领《红星》报编辑部扔弃了笨重的油印机，靠手动油印机继续编辑《红星》报。为了帮助红军官兵了解掌握民族政策，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工作，油印版《红星》报第六期刊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该指示明确提出了对瑶民和苗民的基本主张：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去决定，汉人不得干涉，并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在这个基础上争取瑶民对苏维埃和红军的同情拥护，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动作。这一期还编发文章《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提出加强收容队工作，加紧卫生工作与改善给养，从积极方面消灭掉队落伍现象。[《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113、114页]

而红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的《战士报》，也便利了红军官兵及时了解战场形势和红军各部队的动态，并学到很多文化知识。比如，1935年6月1日《战士报》详细刊载了红四团22名勇士抢夺泸定桥的战况；1935年6月3日《战士报》介绍了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怎样正确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顺利通过彝民区并在那里撒下了革命种子的情况；1935年9月22日《战士报》则翔实登载了红二师四团攻占腊子口的战斗经过和英雄事迹；1936年1月1日《战士报》在“新年献词”一栏刊发了题为《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的文章，指出：“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艰苦奋斗——我们战胜了巍巍的雪山和茫茫的草地。我们身体虽弱，但我们的意志是铁和钢！我们没东西吃可以吃青稞麦以至野菜青草！我们走不动就爬，爬到最后一口气也要跟着党！我们战胜了困难，我们也将战胜机会主义的张国焘！”“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百胜的身躯，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萧锋著：《长征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第112、114、192页)红军指战员们不仅通过这些文章增强了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勇气和信心，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而且还学到了很多政策、军事、历史、地理及文化方面的知识。

长征途中，《战士报》刊登红军攻破腊子口的消息

草地上的“讲座”

如果以为在长征途中险恶而艰难的境遇下红军指战员们不曾听过课，那就错了！根据李维汉回忆，长征开始之初编队时，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其中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人都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他们都经历过多次战斗。干部团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强，实际上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树军等编：《万里长征亲历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在1933年5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的原国民党第52师工兵营长何涤宙，被留在瑞金红军大学任教员，长征时也随干部团行动，一路上为红军部队架桥。红军过乌江时，工兵连在何涤宙的指挥下，经过一个昼夜的奋战终于把一座浮桥架了起来，为主力红军通过乌江天险立了大功。他在1935年1月初随部队进驻遵义后的日记中记载了给红军大学学员们上课的情形。因为进驻遵义后“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红军大学珍惜利用这难得的时机给学员们开课。进驻遵义城的第一天，“萧队长说：我们乘这个机会，带学生逛街，省得明天学生藉故请假出来逛街”。进驻遵义城的第五天，“上午向学生复习了些课”；进驻遵义城的第七天，“上午讲了两堂课”。(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327、328、330、331页)

长征亲历者徐特立在其回忆材料中则记述了红军医院中看护员们上课的情形：“……‘前途部队走不通，因为桥断了，还没有修好，还有两点钟休息，你们洗好了东西，上好了药，就来上课。’指导员叫着。”(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670页)

甚至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红军指战员们仍然能听课受教育。邓发在其《雪山草地行军记》中记述的内容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徐特立年近六十，头发斑白，牙齿也脱落了。他是中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委员兼教育部副部长。他在红军中担任红军大学的政治教授，在雪山草地异常艰苦条件之下，尚继续讲课”；“……又如常常同我一块走路、不断讲故事给我听的林祖涵。他也是须发斑白的年近五十的老人家。他与孙中山先生过从多年，他在日本留学时即加入同盟会……在行军途中，他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肩上背一袋麦子，不管黑夜和白天总是看见他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在后河岸边，他与我们讲辛亥革命的故事，数千饥寒交迫等待渡河的战士围着这位老人凝神地倾听着，直到渡河为止”。

最别开生面的是草地上的一场“讲座”：“我们在草地渡了后河之后，走约十里，当天晚上在潮湿的草地上露营”，“因为我的同伴拾得了一大捆了。彭德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同志们！我请毛主席同你们讲故事好吗？’大家便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掌声一响，就招致了一位国内闻名的文学家来了。这位文学家是创造社称为三杰之一的成仿吾”，“毛泽东讲完之后，他继续说：‘我们请成仿吾同志讲讲他留学的故事吧！’成仿吾也毫不推辞，就讲他留学日本以后又留学德国的经过，怎样学习创作文学、小说、诗歌等。据说他原本是学机械工程的，后以学无所用，而转入文艺，而走上了革命道路”。这场讲座的效果如何呢？“于是我们都不觉什么疲倦寒冷，很快就度过了静寂的深宵”，“虽然物质气候使红军受到肉体上的痛苦，但他们的精神却是愉快的”。(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25、126、127、128页)

长征亲历者傅钟在其回忆材料中记述了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在炉霍举办讲座的情景：“5月间在炉霍，举行有朱德、刘伯承、罗世文、张琴秋等同志主讲的‘世界政治经济研究’讲座时，廖承志同志曾是《东方殖民地革命运动》《关于国民党》《日本问题》的讲演人。他以丰富的知识和精辟的分析，提高了大家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认识。这个讲座，是为迎接全国人民抗日斗争高潮的迅猛发展举办的。人们讲的，听后传播与议论的许多观点、材料，加强了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开赴大西北抗日前进阵地的思想基础，筑起了抵制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反对北上错误的思想防线。”(树军等编：《万里长征亲历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562页)

长征途中，毛泽东更加重视红军官兵的文化学习问题。1935年8月29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宣传教育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宣传教育的内容应当增加战略战术问题，还建议常委会以后要讨论共青团的工作。会议决定近期内出一二期《干部必读》、一期《斗争》和两期《前进》。三天后的9月2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时，毛泽东提出现在一方面军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部队，要从头做起，重新开始，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可参考在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并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1936年5月2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时，毛泽东就红军大学的学习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同年6月1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出席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467、541、546页)

大批红军高级将领和普通战士被选调进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萧忠渭在其1936年6月16日的日记中记载道：“一师政委杨成武同志和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调到红大学习。”(萧锋著：《长征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版，第212页)毛泽东还将身边的警卫员陈昌奉送到了红大学习，临告别的时候，毛泽东送给他“两个报纸本子和两支黄杆‘长城牌’铅笔”，叮嘱他“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陈昌奉著：《跟随毛主席长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80页)

1936年8月26日，毛泽东还就红军大学教学问题致信校长林彪：“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信中提出，应把文化课更增加一些，增加到全学时的1/4或1/3，在定期检查时，把文化作为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之所以始终高度重视红军官兵的文化学习，是因为他们深谙“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屡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单从发展一军团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因此，要求大家“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地注意”这个问题。而在1936年2月发出的红校招生布告更是切中肯綮地指出了加紧学习的重要性及招生宗旨：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供给各个抗日战线上的领导人才，决定招收各地革命青年爱国志士来校学习，以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彻底解放。(《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08、509—510、515页)

本文选自《纵横》2026年第10期，作者徐元宫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王昕波系吉林省辽源市第十四中学高级教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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