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运动式”入党乱象:来者不拒

作者:关山远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周报” 2026-11-19

导读:192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三年后的1924年,改组后中国国民党也召开了“一大”。当时的纲领同样是打倒军阀、救国救民,同样是“以俄为师”,为何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国民党“运动式”入党乱象:来者不拒

“运动式”的入党方式

中国国民党由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是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2年,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

在党的组织系统方面,国民党仿俄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与国家行政相并行的层级机构,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体制,“党团”“纪律”、基层组织建制等,包括“党国”“党军”。

据1926年10月的统计资料,国民党在全国约90%的省区和25%的县份建立了党组织,国民党党员增至54.4万余人。北伐更是使国民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似熊熊烈火,燃遍全国。

但是,20年后,这把烈火已成风中残烛。国民党何以至此?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长期把持国民党党务,构成了民国政坛著名的“CC系”,时人称“蒋家天下陈家党”。但是,陈立夫对于国民党到底有多少党员,是说不上来的。

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联席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决议将三青团并入国民党,所有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合并前夕,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党员人数:普通党员377万,军人党员485万人,合计为862万人。另有三青团团员154万人,党团合并后,国民党党员总数超过1000万。

但是,截至1948年11月,党员、团员重新登记为党员者仅132万人。也就是说,在党、团合并过程中,将近九成的党、团员实际上已脱离了国民党。

从历史来看,国民党发展党员是“运动式”的,平时不重视,一旦需要了,就大张旗鼓。抗战时期,国民党吸收党员达到了巅峰,鱼龙混杂,来者不拒。

抗战中期,国民党提出要完成1000万党员的目标,中央组织部就摊派发展党员任务,下面层层分解,花样百出,有的不入党不发贷款,有的以发粮食为诱饵,让整村人都入党,河南陕县还有一位党部书记兼中学校长,利用职务之便,将本校花名册上的学生每人年龄加大10岁,统统吸收为党员……

总之,国民党党员很自由:入党前不培养,入党时不考察,入党后不训练,人人可自由入党,大多数党员平时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不与党组织发生关系,不过组织生活,不缴党费,工作调动时不转党籍,违法乱纪时不受党纪惩处。更荒唐的是,有的书记不知道自己是书记,知道自己是书记的,不知道下面有多少党员,还有些名册上的“党员”,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居然已经是党员了……

一纸秘密名单,鱼龙混杂

荒唐的入党方式,让国民党党员数量骤增,也让其中鱼龙混杂。

1935年,浙江兰溪,一纸秘密名单让与会者“炸开了锅”。

时任浙江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署址兰溪)的胡次威,受命“国大代表”兰溪区的选举监督,他接到了浙江省政府和浙江省党部的密电,附有代表候选人名单,要胡次威支持他们一律当选,并到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多年后,胡次威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蒋介石做总统的一个片段》,还原了这个过程:

接到密电和名单后,胡次威召集专区所属十一县的县长到兰溪开会,在会议席上宣布了密电和名单,请大家发表意见。大家在官场浸淫多年,很快想出了办法:之前各县都未作过选举权人的调查,根本无法编制选举人名册,不过没事,甚至更好,选举人识字的不多,原可由代书人代为签名领取选举票,那就正好发动该县政府全体职员翻开“百家姓”和“千字文”,用排列法任意编造。如何保障秘密名单所提的候选人均能当选?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在投票结束后,立即估计他们所得的票数,临时动员各县政府全体职员连夜写投票,缺多少补多少,以补到他们足够当选的票数为止。

“选举”开始后,胡次威还排定日程亲往各县监选,能敷衍的就敷衍,能弥缝的就弥缝,务使其不致出事。但他还是不放心,又想出一招,“最后又想出一条掩耳盗铃的办法,要各县县长把选举票柜送到兰溪,在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集中开票,我曾发现不少的选举票柜里摆得十分整齐,显然是打开柜子成沓地放进去的,而不是一张一张投进去的。好在唱票、计票、监票的先生们都是‘自家人’,大家都心照不宣……”

胡次威在回忆文章中还写道:“全国其他各省各区选举国大代表的手法,和我们这儿差不了多少,可能有些地区比我们还要搞得更糟。”

值得一提的是,胡次威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法学家。这样一名法律专家,却在县域“国大代表”选举时娴熟且习惯性地违法,也可看出当时国民党基层治理的失败。

派系倾轧、竞争空前激烈

蒋介石重军轻党,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到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学者王奇生评价说:“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民国时代国民党党员普遍信仰的是武力而不是党,也同样可以理解,为什么坚持“党指挥枪”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得了胜利。

1927年“清党”之后,蒋介石就讲过要学习共产党的组织,但是蒋介石本人对军事力量极度迷恋,他一生最为依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国民党,他不是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大刀阔斧地全党整风,对于违反党纪的党员能够铁面无私地“清理门户”。他的选择是:既然国民党已经腐朽不堪了,没法用了,我就在党内另立一个新党,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的新的政党组织,为我所用。

1932年1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后如欲革命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在这种心态下,先有了力行社、CC系,后来又有了三青团。但是,蒋介石拥有了直接听命于他的派系后,几大派系彼此陷入了惨烈的倾轧,这最终拖垮了国民党。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相继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七大”4月23日在延安开幕。旋即,5月5日,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开幕。大会期间,派系斗争空前激烈,因为CC系势力强大,三青团、黄埔系、朱家骅系、新桂系、孙科系等几个此前斗得你死我活的派系,空前团结起来,与CC系展开恶斗。蒋介石摆不平,只能扩大国民党“中委”名额,从原计划的250人一下“注水”到460人,但仍然不起作用,有些未当选者愤然退党,缴还党证,有些想当“中委”,结果花了大钱却只当选候补“中委”,于是就登报辞任……

而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被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至此,共产党与国民党,高下立判,孰胜孰负,其实并无悬念。

(本版文章据《瞭望智库》报道,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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