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赤脚医生的日子里

担任赤脚医生的日子里　　

1967年6月，我从卫生员学习结业回村医疗室担任赤脚医生。自己真担心，学习10个月，不知道能否胜任。回村的时候医疗室的周长生来医院接我，做好交接后我们俩就回到村里。　　

回村我先到大队报到，交上学习鉴定后简单向支部书记谷连长汇报了学习情况，他鼓励我要好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好务。大黑坨村东西有三华里，村东头南北也有一华里，大概一千五六百人。全村有一个医疗室负责全村的卫生防治，我回去后医疗室有四人，张秀芹、孟祥艳、周长生和我。当时医疗室没有明确谁负责，张秀芹、孟祥艳干得时间长点有事就和他们说一下。我到医疗室后大家分了工，张秀芹负责1到6队，孟祥艳负责9到12对，我负责7、8队并跑全村，长生负责医疗室日常取药、消毒等工作。　　

农村的卫生状况并不好，从住的方面讲，人鼠同屋是常见的事情，那时的房子墙是半砖半坯，地面是土的，老鼠从墙外可以打洞到屋里，顺墙爬到砖坯接合处又可打洞到房顶，有的住户在木柜与墙的接合处常常堆起一堆老鼠盜洞的土，只要老鼠抓不住，洞是堵不住的，为了防鼠人们习惯养猫，这猫抓老鼠又比较怪，它抓到老鼠就要到人面前显摆一通，显摆玩完了就到炕上找一个地方吃掉老鼠，别的不说老鼠身上的跳蚤就不可避免的留在炕上，一些较严重的通过老鼠传播的疾病比如：流行性出血热等疾病就会发生，但由于诊疗技术的限制，就常常误诊为感冒，到症状明显了，也失去抢救时机，由于人们的卫生知识不足，也就认识不到这些。　　

再说水，那时农村吃井里的水，而且是喝生水，到了夏季雨水一多有的水井四周就会灌进雨水，加上雨水的渗透水井的水位就提高，吃的水大部分是雨水。到了冬天，由于井是敞口的，风一刮就把地面上的尘土吹到井里，早晨到井里挑水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漂浮的草木，打上的水有很多细微的尘土。令外水井旁边还有厕所、饲养处，井的旁边还有饮牲口的水槽，总之，水是不洁净的。　　

再说吃。不仅是孩子，好多大人对吃东西不注意卫生。农村有一句俗语叫做“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地瓜在地里长着，用脚踢出来手一摸巴就往嘴里塞，地里长的黄瓜、花生什么的，只要是能吃的或用手或用袄袖一擦就吃。平时做饭做菜也不注意卫生，洗菜只是过程，吃生菜是常事，诸如大葱、韭菜什么的，从地里拔出来竟也不洗就吃。吃剩下的饭菜往饭橱里一放，不管有没有苍蝇餐过到下顿饭也不加下温拿出来就吃，所以到了夏秋季的肠道传染病的就特别多。　　

饭前便后不洗手，在那时的农村是司空见惯。很多人只是习惯早晨洗脸，洗脸也是一家子一盆水湿下手后用毛巾把脸蛋子模一把。到了冬天你看村里的孩子，脖子好多是带皴的，有的大人也不例外。到夏天那小孩子们都是光着屁股的，在外边滚一天，睡觉前也不洗一下就上炕。而炕上爬着虱子、跳蚤也是常见的。孩子们没有刷牙的习惯，家长们也没不刷，牙上站满了厚厚的牙垢，听说城里人刷牙竟向一件新闻传来传去，说“你看城里人那个讲究，早晨起来用个刷子蘸着白粉在嘴里刷来刷去，好像吃了臭鱼烂虾，那个讲究”。不经常洗澡、不经常洗衣服、不是天天打扫房间，大人孩子基本上都生虱子，有的女孩连头发上都有虱子，在冬天上学的时候，一到下第二节课太阳升起了，那女孩子就跑到墙根下互相得给对方抓起虱子。有的小伙子衣服穿的袖口、衣领都打铁了，一到人群就一个汗臭味，但是就不洗。　　

由于解放不到二十年，农村的卫生知识尚处在一个普及期，这时真是需要有卫生知识的人去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讲卫生，减少疾病。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当上赤脚医生的。一种使命感吧，只要是出诊就要对人们说一下，要经常打扫屋、勤洗衣服、洗脸要一人一盆水别一家用一盆、要天天刷牙这样的知识，还要告诉他们吃瓜果、生菜要洗净什么的。对我的说教他们总是告诉我：那样“他们已习惯了”。但是对孩子们我也尝试着告诉他们，刷刷牙，就会感到嘴里挺轻松，说话的气味也是清香的，特别是对年龄一般大的小伙子，半开玩笑的说“不刷牙，说话就有口臭，找对象人家也不愿靠近你说话”，这样说对哪些正在找对象的小伙子还真管用。　　

由于人们不注意讲卫生，常见病是比较多的，三个人负责全村的医疗保障也比较辛苦，无论是什么时间，只要有病号就必须出诊。我的积极性挺高，到医疗时候我对秀芹和祥艳两位大姐说他们负责的老病号，如果照顾不过来就交给我。那时她们俩都成家了，家务也多，她们也不客气，把李她们家较远，需要重点照顾的病号交给我。对分管的病号我按照轻重和家的住址给他们编上号，每天按时给他们打针送药。那家有病人了，人们就到医疗室去找，要是长生一个人在医疗室，人们就到大队的广播一下，我们听到广播，就回到病号家中去看病。　　

那时农村实行的是合作医疗，只要是公社的社员，无论是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生产队都要求加入合作医疗，在医疗保障上没有任何歧视。加入合作医疗一年大人交一元，孩子交五角，一家人再多也花不上十元钱，这样一年看病吃药就基本不花钱了。卫生机构设置基本上是村一级是医疗室，公社是卫生院，工委是分院，而后是县医院。社员看病一次开两天的量，片剂处方五分钱，针剂一角钱，一直到病好为止。要是住院就按支出的85--90%报销，社员有病都可以看得起的，那时人们对生病住院并不担心什么。用当时的话说：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社，开胸手术不出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社员的觉悟比较高，有病到医疗室检查后，赤脚医生根据病情开药，开什么药病人也不挑剔，一个原则，病治好就行。为了减少开支，医疗室再进药时都是按照常见病在村里发病几率采取高中低搭配的办法合理选择药品，药费超支的情况是没有的。　　

赤脚医生坚持的是送医上门，不管刮风下雨随叫随到。看病，大多是些对症治疗，轻的吃药，重点的打针，常见病在村里基本上可以处理的。对比较重的病人赤脚医生一般是护送到公社卫生院住院治疗。农村人对有人给他们看病很满足，不管你医疗技术如何，只要你对他态度好，你尊重他，他总是感激你的。记得四队一家姓李的大娘，是一位老肺心病，一到冬季就要犯病，咳嗽、喘不过气来折磨得老人非常痛苦。对老人的病我有过了解，当上赤脚医生后，刚一入冬我就到她家告诉她如何预防，按时给他服一些药。老人病了，早中晚我按时给老人打针送药，老人仿佛她的病可以治好了，所以即便是在病中她的精神比以前乐观了，每当我到她家时她都要和我拉下家常，还鼓励我在农村好好的干下去。听到大娘的夸赞和鼓励，心里高兴，但内心是不愿在农村扎根的。　　

在外伤的处理上我还是下不去手，胆怯吧。二姑父家的老四头被房上掉下来的砖砸了一个大口子，有十厘米左右，血流满面，头骨都清晰可见，我见后就胆怯了，在医疗室简单处理一下，就与他们一起到卫生院去缝合，到了卫生院，正是克新值班，克新见到我就问：“你是可以处理的，怎么不在村里处理？”我告诉他“二哥，我有点害怕”。听到我的回答克新鼓励我“给我当助手”，听克新的话感到很受鼓舞，一切准备好就开始冲洗处理缝合伤口。干完后，克新问我“在医院就会干，离开怎么就不行，这就是胆量，要战胜自己”。克新的话让我理解了技术与胆量的结合才是做好小外科术的前提。回到医疗室我对医疗技术的掌握就更用心了。这件事不久就赶上赵瑞万母亲手腕的肌腱被连刀割断，在处理伤口时我接受上次教训，没有推到卫生院而是为伤者处理伤口。在缝合中先用羊肠线缝合肌腱，而后再缝合表面伤。这是我独立处理的一次较大的外伤。　　

在看病的同时我们比较重预防，把防病工作做到前面。冬春季，我们叫社员用箩卜根、白菜根、大葱根给孩子们煮些三根汤喝预防感冒，用茵陈预防肝炎，用大青叶、金银花煮汤预防腮腺炎；夏秋季，告诉社员用马齿笕可预防肠炎痢疾。每月都对井水进行消毒，开始消毒的时候因社员没有接触过漂白粉，社员不敢吃井里的水，我们就向大家解释，等大家知道了，在秋季我们的消毒次数少了他们怀要问，怎么不消毒了？这也是我们看到农村普通深远对卫生知识的接受，就是这些土办法，村里的生病率得到遏制。　　

看病出诊，宣传卫生知识，我们医疗室的几个人挺充实的，平时刮风下雨的只要出不了工，社员们也喜欢来坐坐。村里的兽医智民见医疗室几个人和和睦睦，就要求到我们这办公，大家一致反对，但他还是死皮赖脸地搬来，这样我们就向大队申请医疗室旁边的一间房子给我们当宿舍，大队同意了。我们三人住在一起，到了晚上可热闹了。那时的农村大多是20点前休息，可我们三人至少要到22点，大家约定好每天有一个人讲一件故事，循环轮讲，当把肚子的陈谷子烂芝麻哆嗦完，每天就讲一讲各自所遇的新奇事。　　

一次智民给我们讲了一件事：他从一队给生病的牛灌完肠，往回走时范亿书妻子告诉他，她家三头一百多斤的猪今早起来死了，她怀疑有人下毒。三头猪对一个庄户人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还没卖就损失了谁都会心痛的。智民听后特别同情就到她家去看那猪，当智民到她家后，见她家先天晚上喂猪是用小白菜煮的食，他就基本明白了猪死的原因，于是智民告诉她猪可能是因为煮小白菜时锅盖没敞开，小白菜在煮的过程中分解的毒素酶分解后没蒸发所致。开始她不信就原样煮了一遍小白菜，抓了一只鸡喂了，结果鸡也死了。这时老太太相信了，接着就呼天喊地的哭起来，后悔把小白菜煮了喂猪，她说过去都是生着喂，心想煮了喂猪长得快，可是没想到竟是这个结果。　　

对待患者，我们尽最大努力帮助病人解脱病痛，尽量争取其早日康复。对待无病呻吟或病好后坚持在继续治疗的人，我们也有恶作剧的时候。记得村里一个老病号患气管炎治愈后，非得要再打一个疗程的青、链霉素，我告诉他病已经好了，吃点消炎药巩固一下就可以，打太多的抗生素对身体不好。可这老大爷就是听不进去，非要打不可，并说“你们不打针我就不走”，见他这样固执，我和长生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到注射室拿了一瓶蒸馏水，吸入注射器后就对他说药配好了，这老爷子见状高兴地退下裤子，打完这支蒸馏水高兴得走了。一天两次，这老爷子是准时到，我还是蒸馏水，到第三天在我的反复劝说下他同意不打针了。一个月后我在街上遇见到这位老人后，他突然问我说：“晓冬，那几天打针你们怎么没收钱?”我当时是脱口而出：“大爷，打的是蒸馏水就不收你的钱了。”这老先生一听哈哈大笑起来：“我说你们平时那抠样，怎么给我打了三天针不要钱，原来你们这些兔崽子在捉弄我。”我对他说抗生素打多了细菌就产生抗药性对身体不好。其实对我们此类恶作剧村里的老病号是都知道的，病好了还想打几天针是心理上的依赖，在这期间只要打针就行，我们有时候也就满足他们的心理要求。　　

赤脚医生不是脱产医生，在农忙时节也要参加生产劳动。因为大黑坨村比较大，大队没有要求我们下地参加劳动，但我们在处理完一天的病好后，还是骑着车子要到附近的田间看看，对于我们在地里干活的水源是比较欢迎的，因为我们去后一些头痛脑热的小病就可就地拿些药，有些老胃病的社员我们去后也是要些药以备急用。

五分钱就能治好常见病，大病有村里的赤脚医生帮助送到卫生院，这对从旧社会走过的农民来说已是感到很幸福了。解放前村里没有医生，七里八村的也就是在镇上有个郎中，有病大多是挺着，到了冬春季感冒流行的时候，有气管炎、肺心病的慢性病患者就象过地狱一般，都是咬着牙熬过这两季，根本没有人关心他们的病，关心他们的健康，更不用说有病还有人帮着往医院送。村西头死沟的上边就是一个烂尸岗，据上年纪的人说，解放前生孩子死亡率挺高，生下的孩子死后人们习惯埋在烂尸岗。贫穷没有地的农家，人没了也就埋在哪里。解放后，从58年有了赤脚医生，就很少听见那家孩子生出来就夭折的。特别是到文革后期，每个大队都建立了医疗室，以公社为单位加入合作医疗，这时的农民有病有人管了，病人久病后也知道也知道吃什么药了，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伟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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