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的经验既难以总结又无时间总结，就只好变成上级出钱建工程的慈善事业。在政府投资下面，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硬件有了大改善，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

　　办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来自政府政绩面子形象工程的需要。每个地方都要打造几个可供上级、外人和媒体参观的典型，上级来检查，可以带到点上去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居住生活环境比城市还好。上级来的参观者和地方政府面子上都好看，皆大欢喜。

　　示范点办在哪里?一是办在交通便利之处，这样就有显示度。二是办在领导联系点，这样，各部门转移来的资源，领导知道，领导对部门就有好感。领导联系村在很短的时间，因为大量政府资源投入，居住生活环境大幅度改善，联系点的农民很高兴，领导来了就有村民笑脸相迎，领导也高兴。省、市、县委书记这样的领导，现在大都非常忙，很少有时间来联系村联系点，但只要领导确定了联系点，每年总要来看一二次，听一二次汇报。若领导联系点都在联系的几年没有改变，这是否说明领导能力不行?一个村都改变不了，何以改变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呢?因此，几无例外，省、市、县主要领导的联系村，都会在联系的几年中获得政府大规模资金投入，村庄很快就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

　　领导人联系村的制度，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过去叫做蹲点，省、市、县主要领导每年必须到下面蹲点多长时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蹲点的同吃同住同劳动，首先是了解劳动人民的辛苦，其次是解剖麻雀。人民公社时期，计划经济，经济结构简单，社会细胞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一个麻雀解剖好了，其他麻雀的情况也就了解了，大的决策就可以比较靠谱。在人民公社时期，蹲点是硬任务。即使省委书记，无论多么忙，一年也要拿出一个月左右时间到农村，到工厂蹲点搞调研。

　　蹲点是解剖麻雀，总结经验，这种总结，是从一般情况来进行的总结，是研究农村和城市工作中的一般问题，这样总结出来的办法就可以复制到其他村庄或工厂，农业可以学大寨，工业可以学大庆，学的都是机制，机制是没有外部性的，因此是可以复制的。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 年代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复杂性极大地增加，仅仅凭借在一两个地方的蹲点，并不能获得可以复制推广到其他地方的经验，难以总结出一般性的规律。

　　因此，领导人必须多点多面地调查思考然后决策，但结果是每个地点的调查都可能成为走马观花，过去的蹲点为此变成每去看一次的联系点，一年去看一次，前呼后拥大批官员陪同，无论如何是解剖不了麻雀了。

　　这样一来，一般性的经验既难以总结又无时间总结，就只好变成上级出钱建工程的慈善事业。在政府投资下面，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硬件有了大改善，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联系点和示范点与省市县主要领导的决策完全没有关系。联系点因此只剩下形式。

　　只剩下形式的联系点为什么还要有?

　　因为过去有群众路线的传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对了解农村基本情况形成正确决策有作用，而且具有政治正确性。此外，当前的领导干部往往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机关到机关工作的，很少与生产实践第一线打交道，也缺乏对农村实际生活的体验，通过联系点，可能增加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从而可以提高决策的正确性。

　　问题只在于，省、市、县的领导，到底是要真正通过农村联系点了解国情，从而有助于形成可以覆盖全部的正确决策，还是将联系点搞成不可复制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若领导人热衷于后者，将来事情就会有些麻烦。若领导人能够正确利用联系点来了解国情，中国人民就可能从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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