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农民自组织与中央权威

农民自组织与中央权威

崔之元

　　摘要：这些年，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下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甚至可以说被外资和地方政府“劫持”。要突破这种格局，有赖于中央政府真正地建立起基于普通老百姓的农会、工会自组织，并纳入公法的渠道。这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有助于新农村建设。

　　我觉得新农村建设大致可分为深层次和技术层次两类问题。

　　一、新农村建设中的技术问题

　　从技术层面看，新农村建设在很多细节上是可以讨论的。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中国的农民共减轻负担1265亿元。但“废除农业税后，我国农民仍要承担若干税收”，这是2006年2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作《建设“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乡税制》演讲时强调的。与城里人一样，农民在买衣服、家用电器等消费品时仍要交消费税。“只不过这个税不用农民亲自去交，而是由销售者代交，消费税已经包含在商品价格里了。” 此外，“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时不必再交税，但还得承担税收”，在农民购买的农机、化肥等生产资料的价格里包含了增值税，由销售者代交。许善达介绍说，英、法等发达国家除了在农业生产资料环节实行零增值税，每年还要给农业大量补贴；美国虽然没有增值税环节，但也要给农业补贴。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环节减免增值税，为农民进一步减负。税务总局已将这一建议上报温家宝总理。类似这样的认识、选择，就是新农村建设中很值得研究的细节技术问题。

　　二、农民自组织：新农村建设中的深层问题

　　像上述这样的技术层次的细节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有很多，需要我们一一找出来求得解决之策。同时，深层次问题或政治问题更需要我们的关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农民的自组织问题，这种组织和中央政府是种什么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结合工人自组织，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在这方面，参照一下国际经验，可以开阔我们的思路。

　　比如，巴西现在的总统卢拉，从14岁开始当钢铁工人，选上总统前是巴西钢铁工会主席，他是巴西历史上、也是拉美历史上，甚至是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出身的总统，这个现象可能不是偶然的。从讨论工会这种组织来说，现在世界上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美国的模式。工人的自组织是靠私法，基于契约自由的原则，把市场经济的原则用到工会的自组织上，就是大家都有结社的自由。工会在美国出现，是在1935年以后。但是，今天的美国，工会组成率是相当低的，虽然有结社的自由，契约的自由，但是由于组织工会的成本很高，结果是工会的数量不多。

　　另一种模式，主要为苏东等前共产党国家采纳，也包括北欧和西南欧的一些国家，就是阶级合作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用公法的形式――国家的法律强迫――而不是用自由契约的原则，要求企业必须组成工会，而且企业的雇主必须为工会提供资金。这种模式有一个优点，即组织工会的成本降低了，但吃人家的嘴短，工会的独立性下降。

　　再一种模式，就是巴西模式，是企图结合以上两种模式之长的一种新模式。一方面，国家的公法要求必须成立工会这种组织；另一方面，同一个企业和同一个行业之内都有竞争性的选举。巴西模式，把公法和私法结合起来的做法，对中国的工会、农会发育颇有启发。简而言之，新农村建设中最关键的政治问题就是，中央政府应该明白，主动地鼓励农民、工人、社会进行自组织，实际上对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权威是有利的。比如，中央政府近五年一直想调整外资政策，实行内外资所得税的统一，但迟迟难以实现。因为，在这些年，中央政府的权力是相对下降的，在很多问题上甚至可以说已经几乎被外资和地方政府“劫持”。要突破这种格局，有赖于中央政府真正地建立起基于普通老百姓的自组织，比如农会、工会，并且将其纳入公法的渠道，用公法的形式促进社会的自组织；同时，中央政府要鼓励真正的独立自主的代表性和竞争性。这种举措，关系到中央政府本身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着手，可能有助于为新农村建设奠定持久的生命力。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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